周年或许只是历史的巧合，但却不容被忽视。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经历一战浩劫的各国缅怀在战争中失去的数百万条生命；也有人将这场战争的起因与今天部分地区，特别是亚洲地区令人不安的战略张力相提并论。20世纪初的欧洲和一百年后的亚洲实在有着太多令人无法忽视的相似之处；确实，这些相似之处足以令人对再次爆发全球冲突充满担忧。虽然人们不只关注今天亚洲和一战前欧洲的相似之处，也同样关注两者的差异，但这种历史类比不会因为百年纪念期已过而立即消退。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虽然人们对战争必然性的确信可能真的成为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但战争从来都不是无可避免的。”
在所有公开将当下的亚洲比作一战前的欧洲的领袖人物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能是最有分量的。2014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倍表示中日关系与一百年前的英德关系“情况相似”。鉴于日本因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争端与中国陷入紧张的对峙状态，安倍的此番言论着实令人担忧。这意味着2014年只要稍有领土争端，出现1914年巴尔干半岛那样的恐怖行动，也许就将引爆一场全球冲突。毕竟，美国一直反复申明其对日本提供的安全保障覆盖了这些无人居住的小岛。
事实上，安倍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把重点放在东亚地区逐渐升级的军备竞赛上。他提出了一个被普遍认为有效的论据：有些人认为中日经济相互依存，所以不可能发生战争，但他们忽视了前一波贸易激增和全球化浪潮是怎么终结的--一战爆发之前，英德两国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
安倍的脑子里肯定还有另一组类比，那就是本世纪里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崭露头角，常常被拿来与一百年前崛起的德国（实际上还有日本）相比较。正如德国当年对英国超卓的全球地位忿忿不平，中国似乎也不再满足于在美国划定和维护的世界秩序中亦步亦趋。与德国一样，中国自知其军事力量无法与超级大国匹敌，所以必须等待时机。邓小平的“战略耐心说”与威廉时期的德国遥相呼应。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在其引人入胜的新作（《结束和平的战争》）中谈及一战的起因时，引用了一位德国总理的话：“鉴于在海军方面处于劣势，我们必须像破茧成蝶前的毛毛虫一样小心行事。”
那时的德国与现在的中国一样，都认为周边国家都对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充满敌意，自己深陷这些敌对国家的战略包围中。德国不断扩充海军力量，虽然自称为了防御，但在其他国家看来具有侵略意味，德国还对国际上的对手充满怀疑。同样的，面对与日俱增的中国力量，美国人认为他们对重返亚洲的战略，是要让盟友吃下一颗维护地区稳定的定心丸--无非就是为了保住美国在该地区的现有地位。但对中国来说却是不怀好意的“围堵”。亚洲上空笼罩着战略不稳定的阴云，它体现在不断提高的国防支出上。亚洲军事开支急剧增长并已超过欧洲。但与1914年大多数欧洲人一样，今天的亚洲缺乏居安思危的洞见，人们认为根本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
20世纪早期，通信和大众传媒像现在一样，处于高速发展期。当时在许多欧洲国家，公共舆论开始在塑造外交政策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客们试图操控舆论以便获得外交话语权，后来却发现自已反而成了舆论的俘虏。在智能手机时代，这些压力已然大大增加了。
类似于一战前那种使冲突迅速升级、导致各国如“梦游者”般（《梦游者》是另一本关于一战历史的佳作，作者是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走向悬崖的敌对联盟体系，在今天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但在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的争端中，始终支持日菲的美国陷入了两难境地：是冒着鼓励鲁莽行为的风险支持小国盟友，如俄罗斯处理塞尔维亚事务那般；还是完全放弃这些盟友，丧失公信力和威望？现今，在政治决策上，军队的权力已大不如从前。但不可否认，军事策略仍有其自身的重要性，战场和商场一样，是讲究先动优势的；主动采取攻势将更占优势。
永不说不
虽有上述这些相似性，但当今的局势和战前时期还有两个醒目的区别。第一，对战争能够造成多大的危害和灾难的意识不同。形成这种战争灾难意识，部分原因是因为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1914年，很少人能想象得到战争会持续多久，会破坏多少财产，以及会造成多少人死亡。这种意识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的后果。冷战或许已经结束，但世人都了解到人类发明的武器足够把世界摧毁许多次。
第二，虽然一战之前出现过积极的和平运动积极，但在巴尔干及摩洛哥危机之后，多数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甚至对此喜闻乐见。麦克米兰女士引用英国诗人希莱尔·贝洛克的诗句说道：“我多么渴望大战！它将横扫欧洲。”但在今天的亚洲，没有人会严肃地提出大规模冲突能带来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人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感到乐观。但，让我把约瑟夫·奈的话略加修改，和平不是必然的，若说历史类比有用的话，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醒我们和平是多么的脆弱。
注：
观察者网林可欣译自《经济学人》1月3日文章"The centenary delu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