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王国（简称巴林）是位于波斯湾西南部的岛国，由33个岛屿组成，界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与沙特阿拉伯由跨海大桥相连。（如图一）作为海湾地区经济开放程度最高的较发达国家，巴林的投资环境良好，是中国打开海湾地区市场乃至通向非洲的重要门户。去年恰逢中国与巴林建交25周年，而“一带一路”的提出更是为全面提升两国关系提供了契机，巴林政府积极响应，两国进行了多层次的交流。要推动中国企业对巴林的投资，全面客观地分析巴林的投资环境和政治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政治概况
巴林2002年宪法规定，改国体为王国制，埃米尔改称国王，政权体制建立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并相互合作基础上，立法权由国王和国民议会行使，国王和内阁及各部大臣掌握行政权，以国王的名义颁发法律条令。总体而言，巴林政治呈现以下特点：
君主世袭制：国王是国家元首兼军队最高统帅，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由哈利法家族世袭。现任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于1999年成为巴林埃米尔，2002年巴林政体改为君主制后哈马德成为国王，其长子任王储。内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内阁首相由国王任命，对国王负责。事实上，巴林大多数内阁成员都来自阿勒哈利法家族。该家族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而巴林什叶派占多数，宗教派系间的矛盾争斗引发了2011年反政府示威。
国民议会：巴林设两院制议会，由众议院和协商议会组成，众议院由40名直选议员组成，议长由议员选出；协商议会由国王任命的40名议员组成，议长由国王任命。两院享有同等立法监督权，议员任期四年，可连任。国民议会通过法律草案后由国王批准。2012年，巴林修改宪法，扩大了众议院的权力，包括可否决首相提出的组阁名单并对副首相及内阁大臣进行质询等，而协商议会的权力则被削弱，取消了其对内阁大臣的质询权，使其仅成为立法机构而不再具有监督权。这一定程度上是对2011年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作出的回应，但王室于2013年重启的全国和解对话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政治性团体：巴林禁止成立政党，但允许成立政治性团体。国内一共有三十多个政治团体。其中什叶派的伊斯兰民族和谐协会是巴林最大的政治性团体，2010年该团体获得了众议院的18个席位。2014年，该团体因抵制议会选举而被禁止活动。
另外，巴林是波斯湾地区第一个实行国会选举和让妇女参政的国家。
二、巴林的投资环境及重点领域
（一）巴林投资环境
从宏观经济来看，巴林是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当前经济形势基本稳定。巴林于1972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于1995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同时还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成员。根据联合国发展署发布的2013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巴林在178个国家中排第48名，在阿拉伯国家中仅次于卡塔尔和阿联酋。 根据2007年联合国公布的发达国家标准，巴林属于准发达国家，而事实上巴林的人均GDP早已超过发达国家的门槛，2013年达到了26874美元。（如图二）
从产业结构来看，根据巴林2013年GDP构成，石油天然气行业占26.66%，金融业占15.14%，制造业占14.65%，建造业占5.88%，批发零售业占3.99%，宾馆餐饮业占2.13%，农渔业占0.27%。石油天然气行业作为其支柱性产业为巴林政府提供了主要收入，但不同于其他海湾国家，巴林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就开始着重发展金融业，目前已成为海湾地区的金融中心。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以来建造业的发展速度迅速，2014年四个季度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4%、3.6%、12.3%和12.5%，全年达到了7.3%的增速。（如图三）这主要是因为，巴林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加大了基础设施和住房支出，并实施能源和工业方面的大型项目。
除此之外，巴林投资环境的一大优势在于商务成本低。巴林无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普通商品关税在0—5%之间，货物进出口自由，不存在外汇限制，并且允许外国资本100%独资设立企业。巴林政府对生活必需品进行价格补贴，实行限价零售，且近年国内通货膨胀率较卡塔尔、阿联酋都要低（如图四）,维持在较低水平波动。这使得巴林的商务成本低于迪拜、卡塔尔等周边市场。
另一优势是劳动力素质较高。巴林曾一度是海湾地区的教育中心，英语作为商务语言被广泛使用。巴林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劳务基金，可以为包括外国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提供员工培训。巴林法规健全，经济政策透明稳健，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都较高，这都为其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巴林较为开放，妇女拥有平等的权利。目前在巴林的政治、经济领域都活跃着一大批女性，这也打消了外国女性进入巴林工作生活的顾虑。
（二）巴林投资重点领域
中巴双方贸易和产业结构互补，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钢铁、纺织服装等产品，进口球团矿、铝、液化天然气等资源类产品，另外中国在建筑施工、加工制造和通信服务等领域有比较优势。中国对巴林投资可以考虑以下领域：
金融：巴林金融市场开放，秩序规范，经营成本较低，是海湾地区乃至中东地区的金融中心之一。目前许多外资银行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和巴黎银行等都在巴黎设有金融机构。目前中国银行已在巴林设立机构，巴林政府欢迎更多的中国金融机构赴巴林设点经营。伊斯兰金融是不为国人普遍熟知的金融业态，主要特点包括禁止收取和支付利息，不做任何债务交易，禁止投机。
制造业和转口贸易：作为海湾北部贸易的门户，发挥对沙特和科威特市场的转口作用，巴林不断开放市场、降低营商成本。
基础设施建设：巴林政府鼓励外资以BOT或PPP方式参与巴林基础设施建设，从而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及借鉴国外管理经验。基础设施领域的重要项目包括现有机场扩建、沙特-巴林输油管道建设、天然气接受码头建设、巴林-沙特铁路桥建设和巴林-卡塔尔友谊大桥建设等。
旅游与房地产：巴林鼓励企业以休闲购物、医疗保健为特色，将房地产与旅游、文化、卫生等产业结合起来发展。受到迪拜“龙城”的启发，巴林目前正在打造“龙城”项目，在5.4万平方米的商城中提供有“中国特色”的商品。
应值得注意的是，巴林只允许本国公民和公司从事的行业有渔业、簿记、会计服务（审计除外）、赛车燃料进出口和销售和货物清算。只允许DCC国家公民及公司从事的行业有房地产中介代理、印刷出版、电影、客货运输、租车、加油站、代办政府手续、外籍劳务中介和商业代理等。
三、中巴政治与经贸往来
巴林奉行温和务实的外交政策，目前已同15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89年4月18日，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等领域合作稳步发展。巴方在涉台、涉疆、涉藏、人权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对中国予以支持。首相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曾于2002年5月访华、2008年11月出席南京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2013年9月，国王哈马德对华首次国事访问获得了巨大成功。2014年是中国与巴林建交25周年，巴林交通部长兼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代理首席执行官卡迈尔·宾·艾哈迈德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来华访问，并与中国政府和商界进行广泛接触。
中巴两国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贸易关系，经贸关系稳步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中巴双边贸易额为15.4亿美元，与上一年持平。其中，中国出口12.4亿美元，同比增长3%，主要是机电产品、钢材、纺织服装等；中国进口3亿美元，同比下降13%，主要是铁矿砂、铝、液化石油气等。投资方面，2013年中国对巴林直接投资534万美元，截至2013年末，中对巴直接投资存量146万美元，巴对华累计投资1546万美元。在承包劳务方面，巴林对外籍劳动需求较大，但中国籍劳务人员数量较少。
四、巴林投资政治风险
作为开放性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巴林的政治局势比较稳定，投资政治风险较低。自1999年哈马德继任埃米尔以来，巴林政府注意保持内、外政策的连贯性，政权实现了平稳过渡。如今巴林为了降低对石油的依存度，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进一步开放市场，欢迎国外资本进入巴林投资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其政治环境有一定保证。然而，中国对巴林的投资者仍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美国不会放松对海湾地区的影响。美国是巴林的盟国，也是重要贸易伙伴。海湾战争后，巴林允许美国在其境内建立海空军基地，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司令部就驻扎在巴林首都麦那麦。2001年，巴林成为主要非北约盟国的成员。海湾地区的战略地位之重要使得美国不会放松对其军事控制力和经济影响力，巴林的国内政策及对外主张一定程度上都受到美国的影响。
其次，反对派针对王室的示威活动是最大的社会隐患。受西亚北非国家“阿拉伯之春”事件的连锁波及，巴林于2011年爆发大范围的示威活动。这背后是巴林国内长期存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广大什叶派民众要求获得与逊尼派平等地位和权利，并进而要求推翻逊尼派的王室。其后海合会以“半岛之盾”名义出兵镇压。然而，目前小范围的示威仍时有发生。巴林政府2013年开展的全国性对话也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2014年12月，最大反对派伊斯兰民族和谐协会领导人萨尔曼(Sheikh Ali Salman)被捕，也引发了大规模骚乱。
另外，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巴林社会影响较大。受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致使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巴林陷入政府财政预算危机，并由此引发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尽管巴林此后一直致力于发展多元化经济，减轻对石油工业的依赖程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石油产业仍然是巴林的支柱性产业。国际石油价格一旦出现较大波动，巴林国内经济仍将受到影响，这一潜在的投资风险需要得到重视。
总的来说，中国与巴林两国关系正处于机遇期，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巴林政府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相契合，两国在金融、旅游、通讯等众多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中国应当把握这一机会，开拓海湾地区市场，使得“走出去”战略得以深化实施并惠及更多邦交友好国家。在加强对巴经贸联系的同时也需要注意潜在的政治风险，做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推动中巴利益共同体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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