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一书持续热销。这本书以修身、为学、民本、官德、治理、天下分篇，遵循了中国古典治理哲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进阶，可说是对古典的一次致敬；同时结合当下时政社会现实，对100余条古典治理名句一一释义，挖掘其现代价值，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这本书热销的背后，折射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关切，同时也引发我们对传统治理智慧的一次回望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平天下》正是从“通古今”着手，探索传统文化底蕴，提炼和汲取蕴含其中的当代精神和现代价值，对传统思想尤其是传统治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笔者看来，中国古典治理思想在今天依然充满着智慧的力量，无论是对国内治理还是国际治理，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一是国内治理方面，传统治理思想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遗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中，关于治理国家的思想格外引人注目。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探讨治国安邦的问题。在古老文献《尚书》中，已有大量关于治国安邦的思想言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治理国家。在治国、安民、法治、吏治、修养等方面存在很多传统思想，可为咨政之用。
治国安民方面，一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天下百姓的关系问题，即“公天下”还是“家天下”的问题。《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提出了“大同”的社会理想，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化，生动注释了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吕氏春秋》中“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天下非一人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指出了“公正”“公天下”的重要性，从传统上肯定了“公平正义”，否定了“家天下”现象。二是如何看待贫富、分配问题。《论语》中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经世文编》中提到“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万民焉。所谓均者，至公无私，民各得其分愿之谓也，非曰夺彼以益此也”，说明古代就很清楚“均富”的重要性。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的一大方面，就是要让改革开放成果人人得以分享，破除利益集团的设租、寻租、护租行为，实现全面小康。三是如何看待民心、民众信任问题。《孟子》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命题，《管子》中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说法，《论语》中指出“民无信不立”，都在阐释自古以来“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与我党一直强调的“人民是权力之源”“为人民执政”具有一致性。四是如何看待治乱兴衰问题。“安而不忘危”、“壅蔽伤国”、“乱之本鲜不成于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清谈误国”等，都可以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法治方面，古代大量法治治理思想的论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基础和历史积淀。“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都为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滋养。
吏治方面，一些传统吏治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有益借鉴。吏治，即官吏治员的行为、风气和绩效。吏治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绩效。“圣人治吏不治民”、“养民之道，省官为先”、“政者，正也。为政之道，莫若至公”等传统吏治精华，就告诉我们，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简政放权，公正无私处理政务。反面的如“朋党兴，则人心国是如乱丝”“朋党之兴，国之大患”等，说明了朋党误国、污染政治生态的危害性，颇有借鉴意义。
修养方面，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论语》有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贞观政要》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可见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密切关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以修身为其基础和出发点。这与当前中国区别于西方的“贤人政治”一脉相承，具有深层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二是国际治理方面，传统治理思想为理解“道路自主权”、处理国际关系和解决世界发展难题提供有益启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等都在阐释一个道理，即“求同存异”哲学。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一些方面与世界各国是相通的，但在另一方面，因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国情民情，必然有所不同。换言之，中国等后发展国家不必唯西方模式制度马首是瞻，奉为圭臬，而应有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机会和权利。这就涉及一个“道路自主权”问题。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民族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寻求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一个民族为了实现现代化，首先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加以抛弃，完全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注定失败。不仅是“求同存异”的政治哲学，中国传统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追求，对调整国际关系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具有重要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一书，指出传统的工业文明，只重视人的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使人单向度发展。事实确然，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失衡，突出表现在人的物化和异化。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中庸之道和重视家庭、重视自我修养的文化，有助于调节个人的心理平衡和内心安顿。
值得一提的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仁”概念的重新取向，有助于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结尾处强调“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这与儒家强调“仁”作为个人道德自主性的意义相通。
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经过转化、改造，可能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乐意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不仅对我国现代化意义重大，对世界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阐旧邦以辅新命”。时代越是进步，我们越需要时时回望传统，从传统经验和智慧中反身自恭，推陈出新，为我们这个时代和生民“立心”“立命”。就这点来说，《平天下》虽然只是一本小小的读本，但对处于困顿中的社会精神来说，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