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在动力和外在期待互动的视角
自从中国经济发展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洲强国以来，关于中国责任论、中国国际责任的话题就不绝于耳。毋庸置疑，中国正处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并且已经深深地融入国际体系，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中国一定会在国际社会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再次强调的：“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无论在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都以不同的形式承担着应尽的国际责任。总的来说，中国国际责任的发展历程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综合作用和建构的结果。所谓内生因素，主要是指中国自身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和义务；外生因素则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希望和要求，是与国际环境、国际体系、国际格局的特点以及众多国家的反应结合在一起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互动过程是推动中国国际责任观念发展的源动力。经过较多轮次的内在和外生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国国际责任的意识和观念以及中国实际承担的国际责任从低到高、由窄到宽、从小到大。那么，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是如何互动的，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牵制或影响，中国国际责任又如何实现内外因素的动态平衡互动，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形象贴切地阐释中国国际责任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动态互动过程。
一、源于心理学的动态比较标准
美国哈佛经济学教授本杰明·M·弗里德曼在其《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这本书中曾专门讨论过“收入攀升、个人取向与社会变化的政治学”问题。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上升和生活水准的改善。那么上升的收入又如何形成那些赚取这些收入的人们以及他们家庭的视点和取向，以及这种对足够多的个人态度的影响会如何带动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动力的变化。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弗里德曼首先阐明我们所说的人们的景况好坏或者收入多少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每个人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收入，以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准、更健康的身体以及更加安全的感觉，但是我们对组成这些方面的“更”的感觉却基本上是相对的。[2]不论在任何时候当问起别人觉得自己生活的如何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几乎都是将自己的生活与某种参考点相比较。不仅如此，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拥有的或者他们生活的情况是否形成“更多”或“更少”，取决于他们的景况与两种不同的标准相比较的结果：即他们自己（或他们家庭）过去的经历，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他们周围人的生活。[3]心理学研究不断证明：人们的满足不是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水平，而是收入如何变化。[4]显然，没有什么能够使大多数人都能比任何其他人感觉更好，但是，大多数人都比他们过去过得更好是可能的，而这正是经济增长的含义。除了与自身过去的经历相比较之外，人们对比其生活水准的另一个明显的标尺是其周围人的生活。正像超越自己的以往经历一样，超越别人的欲望会产生一种经济动力，不管生活水准多高它都会持续下去。[5]弗里德曼正是通过分析人们如何获得幸福感的心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如何促使一个国家具有更多的容忍、公平和民主，这或许即是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从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致富心理”或者说“幸福心理”有两种比较的标准：一是与自己的过去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纵比”；另一种是与周围其他人相比，也就我们所谓的“横比”。如果人们在同一个时间既把自己跟过去比较，又把自己与其他人比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动态坐标系统。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偏重其中的一种比较方式，这样系统的状态依然是良好的。比如在经济萧条期，人们的财富增长缓慢时，人们自然会倾向于纵比；而在经济增长时期，如果出现财富分配不平均，某一个阶层先富起来时，人们又自然地会倾向于横比。总之，不论横比还是纵比，在不同情况下，它所带给人们的意义都是积极的。只要人们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恰当地选择横比或者纵比，那么这个动态坐标系统就可以保持协调和平衡的状态。
弗里德曼的这种基于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对于中国国际责任的综合建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中国国际责任的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助弗里德曼所提到的这种动态坐标系统来分析。当最初中国还没有融入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也没有对中国明确提出负国际责任的要求或者要求还不及中国的实力时，中国就要“纵比”，即与我们自己国家相比，我们自身要不断的发展进步，要根据实力的发展逐步在国际上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也就是说，无论外界有没有对中国提出国际责任的要求和期待，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需求都决定我们会主动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为自己也为世界实现良性和谐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然而，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所建构的中国国际责任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实力范围时，我们就会“横比”，即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已经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的国际责任，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承担力所不及的责任，而应努力承担与实力相符的国际责任；当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责任的期待正好符合我国的实际能力和义务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即使没有国际社会的要求，我们也会主动承担与实际能力相符的、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因此，这种理想状态暂不做重点讨论。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两种稍显极端的现象。当外部因素对我们的期待超过我们的实际能力时，我们可以进行“横向”比较，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或者同水平国家相比，争取比同水平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种横向比较所产生的不满足感实际上为中国国际责任的可持续提高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当外部因素没有对我们寄予厚望或者期待低于我们可承担国际责任的实际能力时，我们就选择“纵向”比较，即跟自己国家曾经所承担的国际责任相比，我们要有所进步。即使在没有外界期盼的条件下，我们也要超越自己，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国际责任的范围和能力。中国国际责任要在“纵比”中认清自我，设立目标，在“横比”中找出差距，发现不足，在不断努力进取中找到一种动态平衡。无论横比还是纵比，都有其积极因素，中国国际责任正是在这种横向与纵向比较的积极互动中处于一种积极的动态平衡状态。然而，从弗里德曼的分析出发，似乎还存在另一个潜在的问题很有可能影响人们的自我平衡能力。这就是在长期的经济较快发展过程中，人们“幸福心理”的比较体系可能会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与富豪的“横比”，而是开始重新“纵比”，但此时不是与过去的经历相比，而是与预期中未来的幸福生活相比，甚至某些人对今后生活的发展走向产生了超常的期盼而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处于一种想入非非的状态。这种现象可被称为“空比”，就好比在还没有住进经济适用房的时候，就开始考虑着有一天要搬到独栋别墅去了。这种情况下，一旦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使个人达不到自己过高的心里预期，由此而带来的落差感可能会扰乱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同理，当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发展壮大后，中国已经不满足于与其他国家比较而是希望根据自己国家的实力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此时，中国就要再次纵比，但是这次不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而是与将来比，也就是对今后在国际社会中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提出一种预期，期待今后可以在国际社会中享受更多待遇的同时，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过，这种期待一定要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实际经济能力，绝对不能好高骛远、空喊口号，否则不切实际的期盼会扰乱整个动态平衡系统，甚至影响中国全盘经济和政治的良性协调发展。从下面的动态坐标图便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国际责任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互动机制。
我们可以用坐标图作一直观说明。图中在平衡滑动基点轴上的ab即是动态平衡坐标，它在纵比时便滑向a1b1，在横比时则滑向a2b2，总之，它在不同情况下会有所侧重但又不脱离平衡点的滑动。显然，中国国际责任在纵比时由ab滑向a1b1，中国与自身相比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在横比时由ab滑向a2b2，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在不断进步。
综上所述，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幸福感等等“更”的东西，自觉不自觉的会产生比较的动机，也就是说首先人们要有比较的主动性。对于中国国际责任来说也是一样，中国政府发自内心地希望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可以在国际社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其次，在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的产生“纵比”的愿望，通过忆苦思甜所产生的满足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好比当外生因素对中国国际责任没有期待或者期待低于中国的实际能力时，中国会跟以往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相比，勇于超越自我。当经济增长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人们的心态也就从“纵比”调整为“横比”，农民与工人比、工人与白领比、白领与老板比、老板跟比尔·盖茨比。这种横比所产生的不满足感增加了人们的工作动力，从而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注入了活力。同样，当外生因素的期待超过中国的能力范围时，中国就会与同水平的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相比，找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在承担与实力相符的国际责任的同时，尽量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就是说横比和纵比可以协调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平衡有序发展。第三，“横比”和“纵比”不一定同时发生，在某些情况下或者某一时期只有横比或者只有纵比。譬如，在建国初期，中国还没有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国的国际责任是由于中国内生自发的国际正义感和国际道义精神而进行的制止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和侵略战争所体现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内生因素占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则倾向于纵比。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伴随着中国软、硬实力的逐渐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中国强制性地附加了许多国际责任，并且愈演愈烈，严重超出了中国的能力范围，此时，从某种程度上说，外生因素占了主导权，中国则自然进入横比的状态。最后，无论横比还是纵比，都是维护动态坐标平衡状态不可或缺的因素。横比和纵比的相互协调，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动态坐标系统积极良性的发展。中国国际责任亦是如此。只有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相互配合、互相促进、内外互动、协调发展才是一种积极的平衡互动状态。也就是说，只有外生期待和中国自身能力相匹配时，中国国际责任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动态互动过程。同时，外生因素的合理期待和刺激可以激发中国不断地学习和改进自身，不辜负外界的期待，争取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也使中国由内而生地希望在国际社会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内生的意愿和义务与外界的期待和要求是在相互激发中不断互动和增长的。只要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都按照规则行事，那么这种动态平衡就会持续发展下去并不断得到增强。
三、互动在综合建构中协调发展
中国国际责任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综合建构过程。这种综合建构过程是在内、外因素的互动中有内有外、有主有次、不断轮回、协调发展的。中国国际责任的发展也是一种在期待与回应之间轮回的螺旋式的渐进上升过程。因此，中国国际责任的综合建构按时间和发展因素两条线索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以中国自身为主导的承担义务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中国自身表现与外部期待的基本平衡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中国自身愿望与外部期待的磨合协调期。
1.内在主导期（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
所谓内在主导期，即指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中国是比较明显的革命性体制外国家，中国国际责任的实施主要受中国自身观念的影响，是内生的、自发的，内生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并不是受外界强加和干预的。在没有外界期待或外界期待较低的情况下，中国国际责任的观念、性质和内容在中国自身主导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国际责任观受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的是在战争与革命条件下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护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自身的参与世界革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国际正义感促使中国在当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主动参加抗美援朝和抗法援越战争。虽然当时朝鲜和越南都向中国发出了求救信号，但是无疑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双重性格以及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即使朝鲜和越南没有请求中国的帮助，中国也一样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以毛泽东为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对遭受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和侵略战争国家的必要保护之举。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团结一致抵抗殖民主义侵略，维护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作为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的根本出发点。在抗法援越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奉献了多年战争积累的革命经验和战争策略，同时还在西北部战役、上寮战役和奠边府战役中给予了越盟大量的物质援助，尤其是越南北部的战役中，中国志愿军自带口粮帮助越南赢得胜利，中国政府不要寸土寸金，完全的无偿援助。只有发自内心的、由内而生的国际责任感才能促使一个国家发挥如此大无畏的奉献精神。
建国初期，中国主要参与和支持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制止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和侵略战争。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不断恶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参与到世界革命之中的认识更加明确。中国当时主要的对外援助战争是抗美援越战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坚定地率先向北越伸出援助之手，首先是源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的世界革命主义信念，国际主义正义感和国家安全意识。除此之外，中国还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量物质支持和帮助，尤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国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战争到后来中国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对他们的大量物质支援无不体现了中国发自内心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主动承担的制止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和侵略战争的国际责任，对亚非同时也为中国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争取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环境。中国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和出于道义、正义而支持世界革命和战争的国际责任的观念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列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际责任观念主要是自身主导的时期，中国主动展现了承担国际义务的情怀，这个内生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且在内生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在不断发展。
2.内外均衡期（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的国际角色或者说中国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的革命性体制外国家；80年代之前则具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之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6]中国的国家身份经历了从七十年代之前的革命性国家到七八十年代之间的游离性国家向八十年代之后的现状性国家转化的过程。现状性国家与国际社会存在三个等级的认同：第一等级是强制性认同，指国家受到国际社会霸权国的强力胁迫而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产生认同，因为这种认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称作强制性认同；第二等级的认同是利益性认同，指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而产生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在遵守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前提下获得自身的利益。第二等级认同易出于制度化的国际社会中；第三等级的认同是观念性认同，是指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与国际社会的身份、文化和合法性等方面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国家与国际规范和制度内化统一的结果，是无需外力强制和利益驱使的。[7]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到九十年代末之前中国基本上属于第二等级的现状性国家，此时中国的发展利益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之后，国际社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国意识到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与对手是可以合作的。中国当前最大的利益就是发展利益，因此，中国国际责任的观念由改革开放前的在战争与革命条件下的国际主义义务，到改革开放后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努力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中国政府深知我们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要想发展就必须参与到国际体系之中。于是，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参与到国际体系之中。中国加入国际公约参与量的增加也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程度大大提高。这种参与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制度互动的过程。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参与、学习和了解国际规范并从反馈中获得更多的进步。中国从国际体系中获利，同时中国的行为也受到国际体制和规范的约束。当然，即使在没有获得既得利益时中国也会比以往更加注意遵守国际制度的原则和更加维护中国自身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中国通过参与活动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一员。那么，国际社会就自然对中国提出高于以往的希望和要求。中国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必然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首要的国际责任观念就是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国内自身的发展责任是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责任，中国的发展与稳定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自从中国加入联合国以来，国际体系和主导国对中国自然提出要求，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中国也没有辜负联合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重望，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组建的第一支维和部队到十年后中国组建的另一支崭新的维和部队向世界公开亮相，中国已经向联合国派出包括军事、运输、医疗等各种部队支持联合国的多项维和行动。目前，在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派遣人数最多，贡献力量最大。中国对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同时，维护世界及所在地区的稳定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战略中最重要的国际责任。总之，改革初期随着中国的内在发展，开始参与国际体系，同时，国际体系及主导国对中国提出要求，中国开始遵守国际规则。到了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自身各方面实力不断增强，中国也期望自身在国际舞台中扮演更多角色、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国际社会也寄希望于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种国内发展与国际期待、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互动轮回表明中国已经由一个体系外国家转变成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此时，外生因素开始对内生因素产生影响，同时，内生因素也因为参与到国际体系之中自觉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积极配合外部的期待和要求，并且这种外在的期待和中国的国家实力是基本相符的。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国国际责任的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互动基本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互动状态，并且这种状态无论在横向还是纵向都保持着一种良性上升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称这一阶段为内外均衡期。中国国际责任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已经明显地体现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风范。
3.内外协调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现在）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逐步进入快速发展期，中国国家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实力的增强必然要求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无需外力的强制和利益的驱动，而是中国自愿地融入到国际体系之中，接受并发展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规则和规范。这就是第三等级的认同，即观念的认同，此时，一个国家相对于它自己的过去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以经济、军事和科技为主导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家与国际社会充分地融合，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国家可以利用国际资源，控制和影响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发展的能力，成为世界发展的源动力。同时，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较改革初期更大的国际责任。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相较于八十年代，中国也确实为国际社会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比如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为了帮助亚洲国家摆脱金融危机，中国兑现了承诺对人民币实行不贬值，保护和支持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极大地再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采。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认真地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积极地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中国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大力促进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12月11日出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时表示：“近10年来，中国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人民币到期债务，积极承担了中国应尽的国际责任”。[8]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维和反恐、打击海盗、全球治理、节能减排、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全方位地融入国际体系，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中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但是，2005年以来佐利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打破了中国国际责任的和谐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中国所提出的一些国际责任已经严重超出了中国的实际能力和范围。譬如在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上，西方国家始终“关注”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两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不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4，甚至更少；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基本上是必需的“生存排放”；大气中现有的二氧化碳量很大一部分来自发达国家，而并非发展中国家。[9]然而，发达国家却希望中国可以为二氧化碳减排量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德国教授马里奥·施密特曾经专门发表文章为发展中国家“喊冤”。他说，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欧美国家生产了大量的消费和深加工的产品，然而这样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完全要发展中国家埋单，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排放量的多少，主要是看消费了多少，而不是生产的结果”。[10]除了气候问题之外，在人民币汇率、全球治理、维和反恐、打击海盗等问题上，西方国家时而会提出一些差强人意的中国国际责任，并且他们在很多时候首先掌握了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将中国至于被动承担责任的地步。但是，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大国，有自身现实的国情，中国要承担符合自身国情和身份的国际责任，这样才能使国际社会的期待与中国的回应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逐步提高无可厚非，中国也的确在很多国际事务中以领导者的身份负起了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甚至有些时候，中国在优先考虑国际利益的情况下来承担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必须是中国力所能及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和广度、深度要逐步扩大，不能一蹴而就。
总体而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对于某些西方国家强加的国际责任，中国似乎“没有完成任务”，但是与中国自身以往或与同水平国家相比，伴随国际社会期待的逐步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渐渐加大。中国的国际行为实现了与国际社会犬牙交错式的良性互动，但是面对一些强加的国际责任，中国仍需要与国际社会进一步协调和互动，达到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稳步健康发展。
四、结语
中国国际责任的建构过程是中国自身的主观愿望与国际社会的外部期待和诉求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动态互动过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际责任观主要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与革命基本判断指导下所体现的国际正义感、国际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因此，当时的国际责任被称作“国际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尽管2005年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提出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后，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甚嚣尘上；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当中国的经济发展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几乎全世界都在“炒作”中国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依然在政治、经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诸多方面超出外界期待的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彰显负责任大国的风范。纵观中国国际责任的整个建构过程，内生因素始终发挥着主要作用。当中国实力发展了，中国更加融入国际体系，中国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此时，国际社会由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发展也必然对中国提出更高更新的期待和诉求，中国也因此会尽最大努力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国际责任即是在这种自身愿望与外部期待不断变化下螺旋式渐进上升的过程。只要外部期待符合中国的自身条件和实力范围，而并非是出于他国强加的、别有用心的企图，那么，中国政府定会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中国国际责任也必然会呈现出动态、平衡、和谐、健康的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1]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5.
[2][3][5]［美］本杰明·M.弗里德曼.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M].李天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5-86，91.
[4]DavidT.LykkenandAukeTellingen，“HappinessIsaStochasticPhenomenon，”PsychologicalScience7（May1996），pp.186-189.
[6][7]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1，10-11.
[8]胡锦涛.近10年中国对外提供援款1700多亿[EB/OL].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12-11/3523093.shtml，accessed17December，2011.
[9][10]参见：《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风范》[EB/OL].http：//env.people.com.cn/GB/10604314.html，accessed17December，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