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从来都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在几十亿年漫长生涯的绝大多数日子里，她总是在狂热和冷酷的两极变换间不断挑战着寄生者的演化极限。在一万年前某个时候，反复无常的地球突然在疲惫中变得温柔起来，稳定而写意的自然环境营造了人类进化的黄金时间。我们不知道地球还会在多远的未来再次狂暴起来，但很显然我们正在加速这个自然“审判日”的到来。
201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厄尔尼诺在沉寂多年之后，再度来袭，气象学家们已经发出了警示，但有意思的是，人们并不恐慌。其实，一直以来，自负的人类似乎就从没有真正对环境问题付出过足够关注和努力。究竟是什么让习惯“创造性破坏”的我们如此不懂迷途知返、亡羊补牢呢？也许答案就是：不确定性。
一是变化趋势的不可预知。“理性经济人”总是不愿意为“小概率事件”付出过多沉没成本。从绝对风险规避的角度看，人类每一天的生活都像是在走钢丝，飞机可能坠落、火车可能出轨，甚至喝水也可能被呛死，如果没有适当的“善意忽视”，我们只能沦为“套子里的人”。环境问题也基本上被拉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菜单”，因为这个问题有可能并不是很糟糕。研究数据显示，厄尔尼诺再怎么凶猛，在一个世纪中也很难让地球温度上升超过10度。如果现实演化偏向预期下沿，温度仅仅提升1—2度，那么只会让赤道附近的生活更加火热一点，而其他地区的气候反而可能变得更加舒适。当然，如果现实演化偏向另一个极端，温度飙升5—10度，人类很可能在飓风、干旱、洪流的循环肆虐中苟延残喘，但那似乎也不是这一两代人会立即经历的事情。在变化趋势不可预知之中，人类很容易滋生侥幸心理，进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二是成本收益的不可预知。金融学家经常会用复杂的模型告诉我们，概率和效应是不确定性问题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火灾的可能性很小，但我们会给住房买上保险，因为一旦火灾发生，损失就是无可挽回的；虽然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国家会花费巨资维持军备，因为一旦战争发生，军备就是不可或缺的。厄尔尼诺的尴尬在于，不仅毁灭性概率不大，经济效应也是难以估算。更无奈的是，收益不可预知之中，成本也是模糊不清，一些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们尝试估算控制厄尔尼诺现象的经济牺牲率，结果却大相径庭，分布在1%到7%的大区间内。更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一些习惯于透支自然、粗放增长的国家而言，“路径依赖”也许还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而缺乏经验的“干中学”模式也难以做到有效的成本控制。于是乎，在成本收益比较扑朔迷离之际，人类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在环境问题上“谋定后动”。
三是成本分摊的不可预知。很不幸，环境问题是一个“公有地悲剧”问题，这意味着问题的解决需要规模效应的彰显，而任何单方面的放纵都可能让其他努力付之东流。在利益冲突之中，全局合作、多方妥协的达成越来越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所有人都打着“搭便车”的如意算盘之时，整个环境问题就面临不断放飞的潜在尴尬。在“谁应先动”的问题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经济“发动机”上，中国的无奈在于经济转型尚需较长时间的结构调整，而美国则一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诚意。从微观层面看，如果按照经济学家建议的那样用征税或配额形式解决环境问题，那结果很可能是部分高耗能产品的价格飙升，无辜的消费者在被征收通货膨胀税之后成为了政策调整的成本负担者。为避免这种成本转移，必须对替代型产业给予适当扶持，但关键在于，这无形中动了传统产业的奶酪，保守势力的反抗会给政府带来许多压力，而政府能否承压并推动改革，还是一个未知数。
总之，由于不确定性广泛存在，厄尔尼诺即便危险，也没能得到全球足够的重视和应对。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中，我们已经死了。面对厄尔尼诺及其他环境问题，很多人也在想：在危机爆发前，我们已经死了。而这，恰是厄尔尼诺重新来袭，市场却有些不为所动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