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基本条约以前是“世界地图被重绘”的时代
1965年日韩两国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2015年，恰逢条约签署50周年，对于日韩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但光是笼统地说50年，并不容易理解这有多长。因此，为了理解这段岁月的漫长，笔者将从1965年再往前追溯50年进行逆向思考。1965年的50年前，也就是1915年，距离日本开始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地统治仅仅过去了5年。朝鲜半岛上规模最大的独立运动——三一运动的爆发是在4年后的1919年。
目光转向世界，当时欧洲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等老牌欧洲“五大国”展开了殊死战斗。这“五大国”中的三国，也就是德国、奥匈帝国、俄国依然维持着旧政治体制，与西方民主主义相距甚远，美国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不入围的新兴大国。在那个时代，亚洲和非洲的大半地区都处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统治下，白人仿佛理所当然般地强调着自己相对于有色人种的优越性。
但在此后50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俄国革命后，苏维埃联邦成立，再加上奥匈帝国解体，东欧地区诞生了许多新的独立国家。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经历了动荡的20年，最终与日本和意大利联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促成了美苏两个主要战胜国的崛起，世界进入了冷战体制时代。同样在大战中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放弃了殖民地帝国的道路，亚洲和非洲地区诞生了无数新兴国家。东亚也不例外，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15年至65年的50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地图被重绘”的时代。
从“框架变化”到发达国家优势消失的“实质变化”
与1915年至65年的50年相比，之后1965年至2015年这50年的变化看似较小。尤其是日韩两国所处的东亚地区，基本的国境线几乎没有变化，就连越南的统一都显得很打眼。因为在欧洲引发了国际框架剧变的冷战终结也未能在东亚对韩国和朝鲜、中国和台湾这两个“分裂国家”的框架造成影响。
但那并不意味着这50年间，世界或者东亚地区不存在重大变化。如果说1965年之前的50年的变化是伴随着国境变化的“框架变化”，那么1965年之后的50年里发生的便是相同框架中的“实质变化”。也就是说，1965年的世界，以旧宗主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依然拥有压倒性的强大力量，以旧殖民地国家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从属地位。
相对于此，在2015年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压倒性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上世纪70年代形成的G7（7个发达国家组成的集团）框架被G20（20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及新兴国家组成的集团）所取代，经济方面自不待言，即便是在军事方面老牌发达国家对其余国家的压倒性优势也已消失。说起来，如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甚至都不那么明确了。
映照出“世界缩影”的正常化以后的日韩关系
当然，1965年之后50年间的日韩关系也处于相同的世界史潮流之中。不，应该说，曾是二战前世界上“最后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日本与作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率先在发展中国家里实现了经济崛起的“NIEs（亚洲四小龙——译注）领头羊”的韩国之间的关系就是1965年以后的世界的缩影。只要将1965年时两国的状况与今天加以对比，就很好理解这一点了。
1965年的日本刚刚在前一年以“非西方国家”身份首次举办了奥运会，并成功加入被称作“发达国家俱乐部”的OECD。东京和大阪之间已经开通了新干线，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名义增长率远高于10%，3年后的1968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西德，跃居世界第二位。受益于经济的繁荣，在国会拥有稳定多数席位的自民党迈入了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政权时代。
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韩国在朝鲜战争停战12年后的这个阶段依然面临各种困难。1965年的人均名义GDP勉强超过了100美元，仅仅相当于日本的七分之一左右。形势最严峻的是贸易结构问题。同年韩国的贸易额中，出口额为1.75亿美元，进口额则高达4.63亿美元，贸易赤字巨大，如果没有来自海外的资金援助，韩国经济也就无从谈起了。
军事方面，中国军队撤退后，朝鲜的军事力量仍然远超韩军，但相较于朝鲜半岛，作为韩国盟友的美国却将目光逐渐转向了战争日趋白热化的越南。通过1961年的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权，在1963年的总统选举中得票率仅高于在野党候选人1.5个百分点，难言获得了国民的坚定支持，政治上也陷入了长期不稳定状态。
1965年的日韩基本条约正是当时那种垂直型日韩关系的产物。随着越南战争的激化而逐渐减少干涉朝鲜半岛事务的美国，在这一时期逐渐减少了对韩国的援助，韩国政府则必须立刻获得可以填补这部分资金缺口的外汇。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朴正熙政权不得不改变先前政权的对日强硬态度，对日本做出了大幅让步。结果，此条约签署之际，朴正熙政权不仅在日方赔偿外汇金额上做出了让步，甚至还不得不在名义上接受了日方的要求。换言之，韩国放弃了殖民地统治“赔偿”这一名义，改以“经济援助”名称来接受了这笔款项。
从垂直到水平——不断缩小的经济和军事差距
不过，这种垂直型的日韩关系在最近5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差距的缩小。正如图1所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神话般的经济增长促使过去曾是远东最穷国家之一的韩国现在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在贸易结构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韩国已经摆脱了垂直结构。因为过去长年出现赤字的韩国贸易收支在2009年以后一直保持着顺差状态，顺差额也在逐年扩大。
军事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图2以美元为单位展示了日韩台三国的军费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原本占到GDP的近3%这样一种相对较大比例的韩国军费，受到近年来韩元升值的影响，正迅速接近日本的水平。姑且不考虑军事力量性质的差异，显然两国之间的军事差距也在逐渐消失。
显然，日韩关系在最近50年间从过去的垂直型关系变成了水平型关系。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韩国国内，试图重新调整50年前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所规定的“旧日韩关系”的动向正迅速加剧。近年来，韩国的法院之所以在从军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上连续作出明显与日韩基本条约条文相抵触的判决，还有朴槿惠政权之所以不同于历代韩国政权，从上台之初（笔者标注下划线）就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其背景原因也都是在于日韩关系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为调整“旧日韩关系”而设立国际性的“仲裁委员会”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呢？首先必须确认的是，调整“旧日韩关系”就等同于必须回到起点从头再来。正如日韩基本条约从启动预备会谈到最终签署条约耗时长达14年所反映的那样，要在面临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等难题的两国之间从零开始重新制定一个构成新框架的综合性条约绝非易事。当然，在双方各层面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在展开全新谈判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中断两国关系。
尽管如此，我们同时还必须确认一点，那就是正如两国法院对从军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判决的差异所反映的那样，两国对1965年构建起来的“旧日韩关系”的理解之间存在甚至令人绝望的鸿沟。既然两国的司法机构作出了明显不同的解释，那么行政机构就负有遵从这一判决的义务，必然导致日韩两国政府可以通过外交谈判加以讨论的范围缩小。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毫无意义地拖延问题，也几乎不存在状况改善的余地。
倘若如此，那么重要的就是两国应首先针对规定了这种“旧日韩关系”的框架本身再次展开讨论。但受制于司法判决的两国政府能做的事情有限，因此，我们有必要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比如，作为日韩基本条约附属协定的“日韩索赔权及经济合作协定”曾有规定，当两国的解释存在分歧时应成立仲裁委员会，因此考虑成立仲裁委员会便是一个办法。
构建日韩关系新体系是一个课题
话虽如此，但如果说上述办法在现实中难以采用，或政治风险较大，那么让一些具有替代性的委员会之类作为第二轨道外交途径发挥作用或许也是一个办法。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仲裁委员会，国际社会中的司法仲裁机构无非是由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前外交官等人构成的，要召集这类人员成立“模拟仲裁委员会”绝非难事。或许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判断，说服两国的舆论和司法，重新构建两国关系。这至少可以为两国的行政和司法部门，更重要的是为两国人民提供一些重要的判断材料，让我们可以判断出国际社会对我们各自展开的讨论是如何看待的。此外，对于被强硬舆论压得无法动弹的两国政府而言，这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转变方向的宝贵契机。
总之，重要的是要正视经过50年漫长岁月后逐渐出现功能失调的“旧日韩关系”的现实，从正面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日韩关系是“扁平化世界”的一个缩影，今后世界上将会频繁出现相关的伴生问题。
在国际关系激荡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破坏一直依靠旧体系维持的稳定性这一前提下构建一个新的体系？要说我们的“智慧”正受到考验也绝不为过。
作者介绍：
木村干，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合作研究科教授、NPO法人泛太平洋论坛理事长。1966年生于大阪府。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退学。法学博士。历任哈佛大学、高丽大学、世宗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机构的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韩国“权威主义式”体制的确立》（Minerva书房，2003年，获三得利学艺奖）、《韩国现代史——总统们的荣光与挫折》（中公新书，2008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