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国际经济新形势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
随着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参与度也在不断提升，世界经济格局随着中国的崛起发生了新的变化。学界围绕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国际经济新形势，以及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一)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国际经济新形势
张蕴岭认为，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与老牌发达国家之间争夺经济主导地位。其中，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改变了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渐渐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但也应当看到，中国的发展将会遭受一些国外势力的阻碍和干扰。中国应“练好内功”，在国际上尽快同其他国家建立起互信关系和制度化合作机制，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经济的进一步腾飞。[1]杨盼盼和徐奇渊认为，世界经济的新形势表现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趋势的脱钩。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发达国家并没有顺利走出危机阴影，导致其同新兴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愈发严重。这一国际经济形势有利于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对外经济参与度的上升，一方面可通过加强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往来，为其提供市场并进行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可加强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作为连接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在实现两者经济良性互动的同时，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2]高程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由“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转变为“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弈”。在美国的干预下，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由原来的“互利、兼容”格局转变为“竞争、相斥”。面对当前周边的新格局，中国需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坚持“共同发展、开放竞争和相互包容”的理念，主动塑造一个以我为主、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周边合作秩序，以获得与本国实力增长相称的影响力。这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3]宋泓认为，中国已构建了强大的自主发展能力，并可抵御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如果能够把握好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就可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4]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
裴长洪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象是经济问题，应从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来探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而公共品的需求与供给是一个分析全球经济治理的可能视角。中国要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必须增加对公共品的供给，而实现这一目标除了需要提升国力外，还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使经济体制更加适应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进而全面提高公共品供给能力。[5]王碧珺认为，中国不论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还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都已位居世界前三。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中国急需解决降低投资壁垒和保护投资安全问题，并需提高对外投资目的国对中国国企投资模式的认可度。但当前的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缺乏统一、有约束力的规则，无法实现对全球投资的促进和保护。中国可借此机会，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推动构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多边投资体系。[6]隋广军等认为，未来10～15年，中国将从经济大国逐渐升级为经济强国，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也将不断增强。中国应作为国际制度体系的深度参与者、重要建设者和共同改善者，按照参与进程的渐进性、参与方式的合作性和参与层面的国内外统筹性原则，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构建一个与综合实力相适应、权利和责任基本相对称、发展共同利益和促进本国利益相结合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框架。在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同时，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完善。[7]
二、能源消耗、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问题
能源消耗、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国际经济活动也必然涉及能源与环境问题。学界在国际经济问题的大背景下，对能源、环境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能源消耗与国际经济问题
谢建国和姜珮珊研究发现，1995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耗率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总能耗量大于进口产品的总能耗量，且贸易净能耗处于递增趋势。贸易净能耗指标显示，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耗的净出口国。其中，出口规模扩张是中国能源消耗增加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的出口结构优化以及单位产值能耗量降低，使中国出口净能耗增加趋势有所缓解，出口产品结构也逐渐向低能耗转变。因此，积极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对于降低中国贸易能耗具有重要意义。[8]朱启荣研究发现，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虚拟水数量巨大，且贸易中存在2亿吨的虚拟水净流出量，这不利于中国水资源的节约。可通过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降低虚拟水的净流出量，实现水资源节约的目标。[9]崔连标等研究发现，2007年中国国际贸易隐含能源占世界能源总消耗的34%，是所有国家中贸易隐含能源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能源消费中心正在东移，亚太地区直接能源净进口量中的53%会以贸易隐含能源形式再次出口至欧洲和北美地区。[10]
(二)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问题
卢进勇等研究发现，在引进外资的不同阶段，外资对环境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外商直接投资会造成工业废水排放增加，引起地区水污染问题恶化。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情况，随着引资阶段的不同而有差异。在FDI引进的初级阶段，其对当地环境破坏较为严重，但随着引资结构的调整和引资质量的提升，当处于“引资高级阶段”时，外商直接投资会减少当地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这一发现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外资对我国环境的影响效果，对于有效发挥外资在促进减排中的积极作用有一定的启发意义。[11]曹翔和余升国研究发现，外资虽然被认为具有更先进的技术，但流入我国的外资并不一定都会有更友好的环境保护效果；有些外资是低质量的资源攫取型企业，造成更严重的大气二氧化硫污染问题。因此，在引进外资时要注意筛选，并对外资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监管。[12]张宇和蒋殿春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地引起当地产业结构向污染性行业转移，造成当地环境状况恶化。虽然外资进入会增加当地政府对环境的监管，但这又会引起外资向环境监管不足的地区转移，总体上破坏了我国的环境状况。因此，减轻外资进入对我国环境的负面影响，必须加强地区之间的协调合作，共同采取有效的环境监管措施，防止外资对环境污染由监管较强的地区流向环境监管较弱的地区。[13]
三、人民币汇率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问题
邓小华和李占风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降低贸易顺差，而贬值将降低逆差。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变动能够抑制出口、促进进口，进而调节我国的贸易收支结构。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均表现出抑制作用。[14]王宇哲和张明研究发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出口的数量和总额。而在人民币盯住美元时期，名义有效汇率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期更加明显。因此，人民币汇率应参考“一篮子”货币制订，而不是盯住美元，这样才有利于降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15]梁中华和余淼杰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创收能力和销售利润率两个方面严重影响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其中，出口企业创收能力下降是主要因素。由于依赖出口的企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度高、产品附加值低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较低，人民币升值对其盈利能力的负面影响较大。政府应适当放慢人民币升值步伐，引导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提升产品竞争力，以抵御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销售压力。[16]张翔等研究发现，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将减弱，使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获得更大空间，增加了货币政策调控的灵活性。并且汇率弹性的增强会使中国货币政策的最优策略不再随着美国货币政策一同扩张，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相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17]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等方面。
(一)外商直接投资相关问题研究
陈丰龙和徐康宁研究发现，经济转型并没有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转型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影响也不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转型国家，经济转型并未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转型国家，经济转型显著加快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不同市场化程度的转型国家间，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呈现差异性，可能与各国的转型方式不同有关。有些国家是激进式转型，还有些国家是渐进式转型。大规模私有化是激进式转型的主要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发挥。因此，我国在经济转型期应当警惕私有化的危害。[18]何兴强等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果越明显。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形成较强的竞争承受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进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使跨国公司把生产过程中的各阶段连成一体，从而减少交通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本国企业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当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条件，但人力资本水平还明显不足，因而应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19]随洪光和刘廷华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投资所在地区的政府在有效利用外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非洲和拉美地区相比，亚太地区外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最明显，而拉美地区的政府干预效果最好。此外，政府作用将随着一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降低。相比于受政府主导的外资引进形式，自由流动的外商直接投资更符合增长的一般规律。[20]孙早等研究发现，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涉及高技术产业，对溢出效应的控制也最为严格，对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贡献在当期显著，滞后期则明显减弱；以追求高市场化程度为战略目标的欧盟的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绩效改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东(南)亚跨国企业侧重于利用文化趋同性来降低劳动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自这一地区的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贡献明显强于资本密集型工业。现阶段的中国，应采取差异化的引进外资战略，善于利用外资倒逼效应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才能保证外资有助于中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21]
乔晶和胡兵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表现为投资不足而非投资过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地区的不足程度也有差别。对欧洲投资不足程度高于对北美的投资不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不足问题有所缓解。中国对发达国家、制度质量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不足程度更严重，对资源丰富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不足程度较低。双边投资协定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对外直接投资不足问题。因此，妥善处理与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关系、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是解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22]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削弱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对外投资地位的观点，姚树洁等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投资从总体看挤占了OECD成员国的对外投资，但这一挤占效应受东道国特征的影响。在资源丰度较低、国民收入较高，以及位于亚、欧、北美洲的东道国存在显著的挤占效应。而在资源丰度较高、国民收入低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对OECD成员国产生挤出效应。这一理论发现有力反驳了西方学者抛出的“新殖民主义”中国对外投资威胁论。[23]毛其淋和许家云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可通过吸收东道国的先进人才等研发要素，或与东道国进行研发合作，学习先进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海外分支机构可通过企业内部渠道将其先进的技术成果转移到母公司，提高母公司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企业创新，因为向高收入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与投向发展中国家相比，面临更加激烈的产品质量竞争，企业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来提升产品质量，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4]此外，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而且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概率；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即倾向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期。因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设立分支机构后，为满足运营需要，会从母国购买设备、原材料等产品，从而促进母国出口。同时，一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当企业掌握先进技术、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后，也会促进其出口。因此，我国政府应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进而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25]蒋冠宏和蒋殿春研究发现，我国商贸服务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最为明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替代企业的出口。因此，可鼓励我国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而不必担心损害母国的出口。[26]
五、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
(一)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问题
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因素和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两个方面。姚博认为，当一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较低时，资本市场深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出口成本，促使出口数量和种类的增加，使该国国际贸易出现正向流动；当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较高时，资本市场深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本，使出口企业转向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贸易的出口数量和种类下降，导致该国国际贸易出现逆向流动。随着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加深，一国国际贸易会出现“先正向后逆向的流动趋势，外部融资依赖性大的部门其倒U型拐点对应的资本市场深化程度也会更高”。[27]盛雯雯研究发现，随着国家金融体系的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的融资成本会逐渐下降。而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会导致企业投资偏好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因此，该国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会随着金融发展呈现先提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密集型行业最终会从传统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就解释了当前的国际+分工新形态。[28]樊茂清和黄薇研究发现，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生产活动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减弱，其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下降，对国内增加值的贡献在减少。而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贸易在迅速发展，说明中国企业走上了产业升级道路，未来知识密集型企业对其贸易增加值的贡献会越来越高。[29]田巍和余淼杰研究发现，中间品关税下降会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具体的影响机制是：中间品关税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利润，从而为企业扩大研发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并进一步促进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模仿和吸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研发的改进上，而在自主研发新产品上，中国企业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30]
(二)对出口贸易相关问题的研究
1.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因素研究。项松林等研究发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制造业实际工资，而实际工资降低保护了低效率的老产品出口企业不被市场淘汰。随着老产品出口企业国际市场地位的巩固，会减缓研发和出口新产品的进程，从而不利于我国新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现阶段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要实现中国出口增长从以老产品为主转向以新产品为主的难度仍然较大。[31]文东伟和冼国明研究发现，企业的融资能力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正相关。企业的融资能力越强，企业更有可能进入出口市场。劳动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出口可能性和出口密集度都更高，说明中国出口依然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但中国的体制性信贷歧视使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抑制了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日益攀升的形势下，降低对私营企业的信贷歧视和增强中小型企业的融资能力，并提高私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对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2]佟家栋和刘竹青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有利于企业出口，尤其是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出口企业。这是因为距离上的临近克服了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企业获取商业信贷和各种非正式融资。此外，地理集聚有利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而对国有企业的出口影响不明显。地理集聚对不同地区企业的出口抉择影响也有差别，即有利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出口。[33]
2.出口技术复杂度问题研究。鲁晓东认为，中国在出口规模激增的同时，出口技术含量仅有微弱提升，中国出口技术水平仍较低。近年来，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国内受到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的影响；在国外，则遭受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反补贴歧视。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中国的出口，并增加了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风险。而出口中遇到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偏低、可持续竞争力差造成的。因此，未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应从单纯注重数量转为注重技术水平的提升，只有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率，实现出口产品的技术升级，才能实现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34]戴翔和金碚研究发现，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出口企业更全面地融入产品的国际分工，也有利于提升企业出口的技术复杂度。分工的细化意味着交易费用的上升，而完善的制度有利于降低企业融入产品分工的交易费用。尤其是处于较高层次即技术复杂度高的生产环节，制度的完善程度更加重要。当前，在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制度质量，使企业进一步融入产品国际分工体系，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的技术复杂度，进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激发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35]王孝松等研究发现，行业员工的受教育水平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显著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其中，行业员工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该行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越高。外商投资企业比重高也会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因为，外商投资者不再将中国仅仅作为生产基地，而是更多地作为研发基地，从而促进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鼓励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引导出口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有利于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36]
参考文献：
[1]张蕴岭.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J].国际经济评论，2014(2)：9-21.
[2]杨盼盼，徐奇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趋势脱钩：中国将发挥关键作用并受益[J].国际经济评论，2014(1)：110-122.
[3]高程.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J].国际经济评论，2014(2)：33.
[4]宋泓.未来10-15年中国拥有自主发展的新机遇[J].国际经济评论，2014(1)：9-17.
[5]裴长洪.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J].经济研究，2014(3)：4-19.
[6]王碧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经济评论，2014(1)：94-109.
[7]隋广军，陈伟光，程永林，蔡伟宏.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未来10-15年[J].改革，2014(5)：51-67.
[8]谢建国，姜珮珊.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与分解——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4(4)：1365-1392.
[9]朱启荣.中国外贸中虚拟水与外贸结构调整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2)：58-70.
[10]崔连标，韩建宇，孙加森.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隐含能源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4(5)：113-123.
[11]卢进勇，杨杰，邵海燕.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中国环境污染——基于249个城市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4(4)：118-125.
[12]曹翔，余升国.外资与内资对我国大气污染影响的比较分析——基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经验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4(9)：67-76.
[13]张宇，蒋殿春.FDI、政府监管与中国水污染——基于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分解指标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14(1)：491-514.
[14]邓小华，李占风.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影响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4(7)：12-22.
[15]王宇哲，张明.人民币升值究竟对中国出口影响几何[J].金融研究，2014(3)：27-40.
[16]梁中华，余淼杰.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出口企业盈利能力——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4(7)：1-15.
[17]张翔，何平，马菁蕴.人民币汇率弹性和我国货币政策效果[J].金融研究，2014(8)：18-31.
[18]陈丰龙，徐康宁.经济转型是否促进FDI技术溢出：来自23个国家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4(3)：104-128.
[19]何兴强.欧燕，史卫，刘阳.FDI技术溢出与中国吸收能力门槛研究[J].世界经济，2014(10)：52-76.
[20]随洪光，刘廷华.FDI是否提升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来自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验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11)：3-20.
[21]孙早，宋炜，孙亚政.母国特征与投资动机——新时期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外商直接投资[J].中国工业经济，2014(2)：71-83.
[22]乔晶，胡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度抑或不足[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7)：38-51.
[23]姚树洁，冯根福，王攀，欧璄华.中国是否挤占了OECD成员国的对外投资？[J].经济研究，2014(11)：43-57.
[24]毛其淋，许家云.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J].世界经济，2014(8)：98-125.
[25]毛其淋，许家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9)：3-21.
[26]蒋冠宏，蒋殿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J].经济研究，2014，49(5)：160-173.
[27]姚博.资本市场深化对国际贸易流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企业出口与FDI选择行为视角的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14(5)：52-68
[28]盛雯雯.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J].世界经济，2014(7)：142-166.
[29]樊茂清，黄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J].世界经济，2014(2)：50-70.
[30]田巍，余淼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4(6)：90-112.
[31]项松林，赵曙东，魏浩.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发展中国家出口结构：理论与中国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4(3)：80-103.
[32]文东伟，冼国明.企业异质性、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J].金融研究，2014(4)：98-113.
[33]佟家栋，刘竹青.地理集聚与企业的出口抉择：基于外资融资依赖角度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4(7)：67-85.
[34]鲁晓东.技术升级与中国出口竞争力变迁：从微观向宏观的弥合[J].世界经济，2014(8)：70-97.
[35]戴翔，金碚.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J].经济研究，2014(7)：4-17.
[36]王孝松，翟光宇，林发勤.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探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11)：2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