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面对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已经不合时宜，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端装备产业更为符合中国经济长久发展之计。面对产能过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既可以化解国内过剩产能，又可以帮助周边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我们切合时宜地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使得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利用。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为我们积累了成功驾驭经济运行的宝贵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上，依然能够驾驭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经济运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用30多年的时间将中国经济培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谓经济转轨国家的奇迹。期间，经济运行虽然经历了1979-1981年、1989-1990年和1998-1999年的经济低增长，以及2013年以来进入经济新常态；也曾经历了1980年、1985-1989年、1992-1996年和2008年较高的通货膨胀，但我们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及完善宏观调控，使国民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可控区间。回顾3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可圈可点之处众多，至少有五方面的举措证明了我们能够成功驾驭经济运行。
通过不断改革寻求经济增长动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开始试水，经历了14年的波折，直到1992年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期间，“包产到户”和 “放权让利”改革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活力。在政策效力发挥未尽之际又通过兴办经济特区、实施利改税、推行承包制等一系列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后，又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改革、汇率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不断的动力。
2013年以来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我们又通过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价格改革、金融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一系列的改革使经济在中高速增长过程中逐步实现结构优化，为持续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纵观3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改革贯穿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改革成就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逐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在3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遵循不断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来深化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允许少量非计划配置，之后，非计划配置的比例逐渐扩大，直至与计划配置平行发挥作用，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市场逐步取代计划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后，将市场置于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资源配置方式的演变反映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表现为：一是资金配置逐渐由国家投资为主转向企业自筹和依靠贷款为主。在1979年基本建设投资中，资金还主要由国家配置，国家投资占到75.8%，居于绝对的主体地位，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占比分别为1%、3.1%和20.1%，到1993年，四者之间的比例转变为9：24：10：57，2013年，四者之间的比例进一步演化为4.5：12.1：0.8：82。二是价格管理逐步由计划管理走向市场调节。1978-1991年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97%降至20.9%，到2006年，降为2.8%；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92.2%降至20%，到2006年，降为1.2%；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00%降至36%，到2006年，降为5.6%。正是通过逐步弱化计划的资源配置功能、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的作用才得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才得以充分体现。
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亮点就是逐步解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约束，使市场主体构成多元化，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党的十二大提出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党的十三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断赋予非公有制经济更灵活的发展方式。从政策的变迁可以看出，单一的市场主体逐步被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所取代。数据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以不同所有制形式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变化为例，1978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为77.6：22.4：0：0，到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演变为51.5：35.1：5.8：7.6。2013年经济进入新常态，市场主体进一步演化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资产规模之间的比例相应为12.9：0.7：0.4：29.9：12.5：20.5：8.4：13.4。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使得竞争机制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经济绩效得以大幅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混合所有制企业将成为新的市场主体，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资本积累由产业间转移转向外资与民间资本。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在此阶段，由于国内储蓄不足，同时也没有外资支持，故资本积累只能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来实现产业之间的利润转移，解决工业发展的资金约束。据统计，1978年前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为4881亿元，而在1952-1978年间，中国工业投资累计只有3679.6亿元，农业提供的资金甚至大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资本积累通过产业转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业薄弱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约束被逐渐打破，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成分得到长足的发展，积累了充裕的资本，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农业部门的局面得以改善，外资与民间资本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985-2013年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623亿元增长至447601亿元，实际利用外资从45亿美元增长至1187亿美元，国内储蓄和外资有力地支持了投资，使得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存在的投资缺口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转而成为资本盈余，部分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甚至开始走出去。实践证明，在开放条件下发展经济较之封闭条件下有更多的资源选择，30多年辉煌的经济成就与开放须臾不可分。在开放程度愈来愈高的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国内不断扩大，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进出口增速回落的负面影响。
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能够准确把握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征，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建国之初，面对国际封锁，将“赶超战略”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最优的选择。当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及时将“赶超战略”调整为“比较优势战略”，将主导产业由重工业转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既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解决了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道路，全国基本建设投资50%的份额投向了重工业，期冀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结果未能如愿以偿。改革开放后，国际过剩产业资本与中国过剩劳动力得以结合，传统的经济发展 “赶超战略”逐渐被“比较优势战略”所替代。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783亿美元，劳动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出口的主导产业，当年，全国出口总计12180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出口617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1%。正是“比较优势战略”成功将我国的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面对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已经不合时宜，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端装备产业更为符合中国经济长久发展之计。面对产能过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既可以化解国内过剩产能，又可以帮助周边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我们切合时宜地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使得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利用。
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为我们积累了成功驾驭经济运行的宝贵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上，依然能够驾驭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经济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