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关于2014年度重大事件的回顾都必定会包括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事件，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埃博拉疫情的爆发。不过在这一年里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进展可能还是中国试图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倡议成立了几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并且重申了它在亚洲贸易与投资中的领导地位，北京以此向70多年前在布雷顿森林里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发起了第一项严峻的挑战。尽管对于中国所作出的努力究竟具有怎样的开创性——甚至是可持续性——仍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但在这种种努力背后中国的战略雄心是毋庸置疑的，而华盛顿方面显然应对此作出更加明智的回应。
习近平主席在其上任的第一年里主要将注意力放在了国内事务上：巩固执政地位并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但2014年，习主席的注意力转向了外交政策方面。他在去年11月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外交事务所发表的讲话中，总结了这一年非常活跃的外交活动，此次讲话也是习近平主席迄今为止对于突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最清楚的一次阐释，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自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首次提出以来，就一直指导着中国的外交政策。
经济仍然是习近平积极外交战略的核心。2014年，中国主导了两例新多边金融机构的产生。七月，中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共同创立了一家新的开发银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其平行应急储备基金。十月份，中国召集20个邻国发起了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紧接着的十一月，中国投入了400亿美元建立丝绸之路基金以支持习主席的“一带一路”战略设想，这是一张横贯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网，目的在于增强区域间的连通性，并重建中国在该地区的中央主导位置。
中国政府在贸易方面也很活跃。经过几年的谈判之后，中国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作为每年11月份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PEC）的主办方，中国还参考了美国早前的一项倡议来向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正式提出谈判。中国在布里斯班年度20国集团（G20）峰会上更是打败日本赢得了2016年世界经济领导人论坛会议的主办权，并以此次胜利结束了中国政府经贸外交相当活跃的这一年。
如同中国近年许多颇具风险的对外活动一样，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扩张行动也是在“进两步，退一步”。中国于2014年初在东海及南海事务中的独断行为令其邻国产生了警惕——且不仅是那些直接因此而受到威胁的邻国。尽管在这一年之后的时间里，中国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立场和方法，稍稍缓和了与日本及越南间的海上争端，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已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损害。因为许多邻国已经开始为过度依赖于中国庞大的经济而感到焦虑，如今这些国家无疑会对中方实际上违背其“双赢”言论的外交风格产生更多的戒备。
除此之外，中国在发起设立新的多边机构时，总会发现，每当自己的提案与现有规则或标准相违背——或仅仅只是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时，自己都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比如，在金砖五国间平摊资本的政治需要遭遇南非出资能力有限的事实之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实收资本被削减至仅100亿美元。而当澳大利亚和韩国这样的潜在成员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治理和贷款标准提出了相关质疑后，北京不得不澄清这些标准和原则将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现有规定相一致。并且，美国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对于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除了持有远景目标外，目前显然并不准备作出更多实质性的努力和承诺，而当这些国家的立场逐渐跃然纸上之后，中国也只能将其启动亚太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并为自贸区的建成设定期限的初始目标搁置一旁。
然而，华盛顿对中国这些倡议的反应表明美国将它们视为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和美国在全球及地区经济事务中领导地位的威胁。不幸的是，美国这一年里的行动可以被描述为“进一步，退两步。”是的，美国针对中方倡议所作出的公开质疑，和私下里对盟友进行的幕后诱导，就驳回中方倡议里其最被排斥部分的目标而言，无疑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而奥巴马总统今年两次的亚洲之旅对于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力来说大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美国也为其应对中国的防御性举措付出了代价，尤其是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件事情上。美国在公开场合中对于中国的倡议选择不予回应，这使得人们可以将此描述成，一个衰退的美国正在阻挠中国崛起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并且还在向它的同盟施压以促使其支持美国的立场。其实只要美国看出中国非常重视亚洲基础设施开发投资银行的建设进展，华盛顿就应该抢先公开承认亚洲对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支出具有更大规模的需求，并且承认中国有潜力对填补这一缺口作出贡献，然后再提出关于治理和贷款标准问题的合法质疑——甚至是关于是否仍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新机构的问题。
此外，华盛顿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领导力因2014年两件未完成的任务而受损：奥巴马政府未能说服美国国会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这真正刺痛了中国和其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足够发言权的新兴经济体；并且奥巴马政府也未能在这全球经济秩序的关键一年里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而后者本能够捍卫美国在这一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中的主导者地位。实现这两个关键目标应该是奥巴马在2015年里国际经济政策的最优先议题。
尽管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各种博弈，但美中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的分歧并非看上去这样严重。双方都认为，正是现有的经济秩序在过去的七十余年中促进了广阔的繁荣——尤其是对于拥有数以亿计人口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双方也都认识到，现有的规则和机构组织，特别是对后者的管理方式已经过时，需要得到彻底的调整。就像他们在十一月份达成那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历史性协议时一样，北京和华盛顿应该花更多的精力用来寻求共识，并管理二者间所存在的差异，而不是让怀疑、误解和不安全感蒙蔽了双眼，在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合作性经济秩序中反而忽视了双方的共同利益。
我想可以理解为什么时代周刊会将埃博拉医护工作者评为2014“年度风云人物”。但在一个世纪之后，习近平和巴拉克·奥巴马将更可能被历史学家评为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决定了全球经济繁荣——也可能相反——整体发展航向的人。
原文链接：
http://csis.org/publication/pacnet-2-2014-pivotal-year-global-economic-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