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统摄人类社会生活的第一阶段，使人类实现了从“存在”到“占有”的时代，即由原始的公共剩余物品的自发交换，过渡到追逐产权关系的商品的自觉交换时代；而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这个阶段则是，经济积累的结果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进而导向了从“占有”向“显现”的普遍转向：即一切实际的占有都必须来自具有文化指向的其直接名望和表象的最终功能。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首先来自文化视觉表象的包装和视觉显现，因此，被文化拍摄的商品和市场，远比没有被拍摄的商品与市场，有着更多的市场的关注力和卖点。
文化市场化的客观趋势
可以断言，显现的时代就是文化市场化的时代。文化必须贯通经济与市场，否则它最多就是一个历史的空洞记忆，一个没有实在的经济生活为底蕴的显现；同样，现代市场必须借助于文化的渗透，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和寓意着属人的生命空间。众所周知，文化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市场体系中，文化已成为当下人类主导性的生活模式。不难发现，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影像物品生产与物品影像消费为主的社会。其生产的内在逻辑是：由社会景观的需求带来了市场的消费偏好，由景观的消费偏好进一步决定着生产的属性与规模。为什么认知景观愈来愈有着如此重要性？因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在今天智能化的社会里，人类更习惯于把复杂性和深刻性的逻辑思考留给计算机，而把感觉与文化审美的表象作为生活中的第一需要。在当代人看来，视觉图像比触觉感受似乎更能把握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全景关系。人对文化符号的消费大大胜过对物品品质的消费，它受感觉支配一切的哲学理念的影响。波德里亚提出：“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
在货币化的生活世界里，文化有着何种命运、又能起何种作用，西方学界莫衷一是。文化的悲观派认为，市场经济促使文化堕落，它导致了文化统一性的丧失。例如，市场交换影响文化生产的质量，降低艺术作品的品质，文化的商品化抑制人们的批判能力，导致人的异化。文化的乐观派则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人类富裕、自由时间相对增多，“文化特殊性的消费取向”增强，逆向造成了供给的产生。因此，市场经济可以让艺术家们努力去实现自我，赢得荣誉，获得财富。此外，商业社会的经济繁荣，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专门市场，艺术家在其中能够找到满足其创造欲望的途径。悲观派与乐观派的对立，恰恰反映了在以市场和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下，经济与文化有着难以相容的二律背反：经济的逻辑预设是单向度资本欲望的诉求，而文化的逻辑预设是多向度人性欲望的诉求，单向度对多向度的规制，必然导致文化被资本所宰制。文化的乐观派，多数是在赞美资本制度的前提下，给予了商业文化的礼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更为特殊的定位。一方面，立足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国情现状，文化的市场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不能急躁或过于理想化；另一方面，国家提供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激励乃是重中之重，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实质上增强文化对市场经济的辐射力。同时，文化的市场化又离不开全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我确认，离不开激活全社会的自觉力量，离不开对文化的觉醒与践行，达到最具震撼力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作为文化主体的感性的个人，其创造欲望的激发是关键，唯有通过对文化的高度激活，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既要发展市场经济，更要发展文化产业。但是，是资本立国，还是文化立国，这显然是更为核心的选择问题。按照经济学家斯密的观点，“社会”被定义为“市场”，“人”被定义为“经济人”，所有社会关系均被还原为商品关系，所有的价值尺度均被还原为交换价值尺度。这种典型的现代性资本立国程式，其实缺失的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合理的文化预设。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预设必须回答文化应从哪里来、应到何处去的问题。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求我们积极重视资本的效率功能，但由于资本内在的秉性决定了它既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作为市场运作的润滑剂、推进器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拥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自觉意识，比资本世界观更高一层的文化世界观，即注重以先进文化为引领的文化发展与繁荣，文化市场化要走在一个健康、向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在市场上必须接受先进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把文化市场化和社会进步加以链接，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
第一，贯通文化走向市场的通道，使文化变成市场中的智力、道德、艺术乃至直接生产力，是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传统的文化自觉，局限于圣贤们的文字、舞台上的声音和形象、历史遗存物的整理和显现等。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改变着当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软实力已被现代化所充盈，文化的视觉功能、商业功能、休闲功能越来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将文化内涵中的信仰、传统、习俗、价值观、审美和惯例，输入到冰冷的物质产品和财富实体中，使生硬的“丛林竞争”式的市场变为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人文智慧的博弈空间，使缺乏更多文化关照的财富创造方式变为精神与物质相互贯通的财富聚集效应。
第二，加强资本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投入。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激活和运作。在国际上，从英国爱丁堡国际文化艺术节的事件经济运作模式，到美国好莱坞文化产品效应和NBA（美国国家职业篮球联赛）的产业链效应，再到法兰克福图书出版国际营销模式，都充分印证了世界级文化产业“航母”的打造，必须借助强大的资本集聚力量。同理，通过资本积聚的优势，集中力量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仅靠缺乏规模优势的小企业是不够的，没有“文化航母”的规模效应，很难冲破国际上观念和政策的壁垒。通过资本积聚的方式，实现我国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文化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文化产业转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文化产业规模小、能级低、资金相对匮乏，智能化技术含量低，往往只能是被动地、偶然地、消极地承受市场律令的支配；资本密集型的文化产业，有着收购、兼并、重组等资产灵活运作的机会，优先打造先进文化精品、大众文化上品，实现多样性的市场属性与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定位相一致，文化的个性化审美偏好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导向相一致。当然，资本向文化产业的积聚，需要政府建立相关调控与监督的市场规制，限制和防止资本逐利性的泛化，避免文化产业缺失社会责任感和教化功能。
第三，注重资本对文化产业投入的顶层设计。文化产业市场为什么始终存在着资本的严重稀缺？虚假的需求掩盖真实的需求，真实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假若有一天真实的需求完全显现，资本严重稀缺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变。对文化的消费需求，怎么去定位？备受物质需求所衍生的精神文化需求，感兴趣的文化需求，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上而导致人的精神领域的失衡性、破裂性、分裂性、迷茫性和流离感，需要提供文化精神产品给予他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期待、预期和过渡，从而达到物向和意向的统一，灵与肉的统一。文化需求固然离不开历史图像的召回，如大型历史剧，它有着一定的市场满足率，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当下国人的感觉、情绪、意志和想象，甚至和历史前进中的内在否定性，转换为人们乐于接受的叙事、幽默、想象和讽刺，因此，具有当代意义的城市精神生活、乡村精神生活、现代意识的文化产品严重稀缺，真实需求被虚假需求所掩盖，真正扣人心弦的高雅文化还不够，原因是中国缺乏文化创意大师，哪来文化资本的打造，缺乏激活市场的文化产品、生产规律的运用，这个规律应当是“企业、中介、媒体”的有机市场运作。正因为这些因素，使我们对当下中国文化软实力打造，并不乐观，也不看好。尽管市场的资本能量比较可观，但是，为什么不能聚合在一个方向上？为什么不能集中流到强大的产业链中，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强大的顶层设计，没有一流的文化创意大师的积聚，没有与世界文化产业市场规则相接轨的制度环境、生态环境和市场体系，再有多强的资本实力的存在，都构不成有意识的流动方向，所以哪来强大的文化航母的打造。由此看来，稀缺的不是资本本身，而是人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工具、生态环境的因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