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的崛起已经给美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并似乎已稳坐亚洲经济第一把交椅。同时，亚洲经济旧秩序仍然存在，即美国层级性的安全秩序中存在一个双边同盟的体系。这些同盟关系与亚洲地区主义、中国正在创造的新型经济秩序共同存在。那么，中美之间的竞争将导致21世纪的亚洲分裂且充满风险，还是两国将合作引领地区繁荣与和平？
有关未来东亚地区秩序的讨论认为，有五种可能的情形：美国的霸主地位继续延续，新型冷战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回归，大国协调（a concert of powers）机制形成以及地区主义盛行。① 在第一种情形中，美国的主导地位可能会持续，中国很难挑战它。美国通过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的联盟关系来巩固这种主导地位。这种综合全面的联盟体系是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的联盟体系在亚太地区根深蒂固，甚至其提出的新的地区性行动，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是在现有的联盟体系框架之内实现的。然而，从长远来看，美国是否依旧占主导地位是令人质疑的。联盟体系实际上会促进世界政治的分化，并将带来地区安全困境。
第二种情形是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对于亚洲的悲观预期。他认为，会有新型冷战出现，经济独立、多边机制、国内自由民主政治系统等的缺乏会使得亚洲走向对抗。②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称，无论美国采用何种接触性政策，美国与崛起中的中国之间的安全竞赛都会加剧，美国最好能“用尽全力降低中国经济增速”。③
然而，针对美国的联盟政策，中国至今没有发展其联盟体系，也没有提出应对策略，这是当今中国与前苏联的一个根本区别。前苏联成立了政治集团来制衡美国，而中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源于1954 年的中印外交政策，正是这项政策将中国与西方联盟体系区别开来。诚然，当今中国缺乏能建立起广泛联盟体系的意识形态力量，即使中国想这么做，可能效果也不理想。
第三种情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回归。康灿雄（David C．Kang）探讨了过去存在于亚洲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的优点，同时批评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④根据康灿雄的观点，当中国发展强大时，亚洲也会稳定繁荣。中国崛起将重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这对亚洲的稳定有利。他对亚洲和平持乐观态度，不同意现实主义者对于对抗可能性的悲观看法。然而，重返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影响无处不在，日本、印度及东盟的影响都使得中国无法实现这一秩序。⑤
第四种情形是形成大国协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霍克政府前高级安全顾问、澳大利亚鸽派领军人物休·怀特（Hugh White）认为，为了避免、减少或者处理中美之间的竞争乃至军事冲突，中美应合作致力于形成大国协调的局面。与认为美国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相左，怀特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会衰落，美国必须放弃这种对主导地位的坚持。与认为会再现冷战的观点不同，怀特相信，可以通过发展大国协调来避免战略性竞争。与康灿雄所提的“中国中心秩序”不同，怀特反对中国会在该地区寻求霸权的观点。
然而，怀特的主张忽视了东盟领导的地区主义的影响，也就是第五种情形。怀特未能看到，东盟自身便是亚洲中小国家协调的一种方式。东盟领导的地区主义是一项权力共享机制，一项基于共识与灵活参与的共管机制。此外，怀特对传统联盟政治提出了质疑，但却并未提出超越这种政治的途径。若要使大国协调的概念变得可行，就必须与地区主义相结合，而联盟政治需要通过一个多边框架来制约。
通过地区主义机制来减少冲突并不是一个新思路。陆克文（Kevin Ｒudd）在2008 年就提出了亚太共同体的概念，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提出了要发展太平洋共同体来应对并遏制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确切地说，他提出了一项应对安全困境难题的地区性安全方案。在地区性安全框架里，美国将减少对同盟国的要求。要想超越联盟关系，必须寻求一种基于地区主义的替代途径，也就是塑造一种多边框架内的权力制衡。欧盟已经成功地处理了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崛起加剧了亚洲的安全困境，进一步的地区一体化与合作是有效应对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
我们需要对地区主义可以减少安全困境的观点进行深入探究，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谁的地区主义？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主义模式与中国所谓的和谐亚洲地区发展模式相冲突。随着大国对地区主义日益增多的怀疑，每一种模式单独看起来都是有问题的和行不通的。
我们会遇到基辛格的问题，即两个大国如何才能接受通过地区性机制调解、处理冲突这样的想法。每一个大国本质上都希望发挥领导作用，甚至不惜牺牲他国利益。怀特“大国协调”的观点朝着解决上述问题的方向更迈近了一步，认为中美应该在地区事务上分享权力。然而，怀特也应该认真考虑东盟以及复合地区主义的概念。复合地区主义可以与大国协调的概念结合起来，应对并减少中美之间的战略性摩擦。
怀特的提议是澳大利亚针对中国崛起所进行的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这场争论大体停留在澳大利亚国内，并没有引起中国或美国的广泛回应，参与争论的澳大利亚学者与亚洲相关学者互动较少。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将对怀特的亚洲大国协调观念进行分析和改进，并有三个特点：第一，本文关注澳大利亚国内的关切点及问题，并将其放在亚洲的背景之下，特别是将东盟问题纳入澳大利亚国内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之中。第二，本文认为，怀特的大国协调的概念忽视了东盟主导的地区主义的重要角色。因此，本文将大国协调概念与东盟主导的地区主义相结合。第三，本文将大国协调概念向一种新型复合地区主义概念转变，描述亚洲的复合地区主义，并从概念、机制、结果的层面上阐明其主要组成部分。
二、怀特的大国协调概念
怀特在其著名的文章《权力转移》中将澳大利亚国内对自身未来的看法问题化。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将会进一步崛起，美国将继续保持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然而，正如怀特所评论的，“这两者不能同时发生”。怀特认为，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促使其对美国的主导地位产生了挑战，并将导致亚洲出现在过去40 年里都未曾出现过的权力争霸。怀特认为，中国的发展还会继续，并能够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和战略力量，中国的目标是在亚洲地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对美国造成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中国已经是美国在亚洲从未遇到过的、越来越强有力的对手。
一些人可能认为，战略性竞争没有那么糟糕，因为我们曾度过了冷战时期。但是，怀特认为这种观点十分危险，且不切实际。美国想在西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并且会依赖于它的盟国来制衡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会在军事上对澳大利亚有更多的要求，并塑造美澳关系的其他方面。美国希望保持海上力量，以期通过海洋控制来保护力量投射。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海权的挑战，美国若想在空——海作战中获胜，将会更多依赖其盟国。美国希望澳大利亚能够通过扩军、前沿部署等方式加强参与，做出更大贡献，从而能像北约部队一样快速反应，但澳大利亚并不愿意做出如此承诺。例如，近来“澳大利亚削减军事预算至GDP 的1.5%，是过去70 年来的最低值”⑥。如果澳大利亚一味追随美国，中国会重新选择资源供应国，澳大利亚将因此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怀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有权力共享的机制。他指出：“和中国一样，（美国）可能会认为分享权力是制衡发展、维护秩序的最好方法。” 这就要求双方均作出巨大努力，“要想与中国分享权力，美国需要平等地对待中国”。美国需要放弃其主导地位，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将形成大国协调局面，管理及制衡该地区的权力。
怀特以欧洲协调为例，指出了一个协调系统应具备的基本因素。他指出，一个协调系统需要大国分享权力；各国达成共识，若有一国寻求霸权，其他国家将共同反对；各国不干涉他国事务；各国必须愿意在国际利益遇到冲突时进行让步。
怀特认为，中国会明白在亚洲寻求霸权的巨大代价，并因此愿意成为协调机制的一部分。但是，他也指出，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让其他大国也信服，特别是美国，从而做出让步。这些让步在国际关系中行之较少，但对于建立亚洲和平的地区秩序来说却是必要的。
怀特认识到，当大国不考虑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意见而直接作出重要决策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较小的国家会感到不安。他们会希望通过地区性多边论坛等方式来参与地区事务。但他认为，这种论坛可能会加剧而非解决分裂与冲突，并且较小国家会面临在以下两种情况中二者选一的局面：接受大国制定规则，或者接受大国无法达成一致而出现冲突的后果。⑦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和反对党前领袖、现国会议员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在2012 年参加了怀特的新书发布会。虽然怀特的观点在澳大利亚颇得认可，却难以落实为政策。这不仅因为美国拒绝这样的观点，而且因为亚洲也未重视他的观点。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提出的亚太共同体并未将东盟涵盖在内，因而受到了东盟成员国的抵制，最后无果而终。怀特所提出的“大国协调”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如果不认真对待东盟，那么他的观点便不会得到亚洲国家足够的重视与支持。
我们需要对怀特的设想提出疑问。怀特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建立规则以及建立减少冲突、共同管理地区事务的互动机制和体制上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这种安排会使得更小、更弱的国家变得边缘化，最多只能发挥次要或者补充性的作用。在大国协调的背景之下，现存东盟主导的地区制度会失去其地位。这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⑧ 但这种观点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东盟在地区秩序管理中是不会轻易被边缘化的。
怀特敦促美国平等地对待中国。如果是这样，澳大利亚和美国为什么不更加认真地对待东盟？为什么澳大利亚的战略思路仍旧是让东盟边缘化？为什么怀特所提出的“大国协调”是“大国”的协调而不包括中小国家？从权力转移理论的角度来看，怀特的战略思维或许说得通，但却没有对东盟领导的地区主义给予足够的重视，它忽视了地区主义在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地区主义已发展成为可能会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因素。
重要的是，与冷战时期不同，由于中国与亚洲的经济相互依赖，中国不会被排除在亚洲地区主义之外。前苏联则会被排除在欧洲地区主义之外。与此同时，中国的潜在“威胁”也使得一些东盟成员国希望美国重返亚洲。因此，即使美国在地理上是太平洋国家，它也不会被排除在亚洲地区主义进程之外，这是东亚与欧洲的一个本质区别。在欧洲，前苏联与美国都被排除在外了。而如今，美国与中国都是亚洲地区主义进程中的重要因素，但因两国之间有竞争，且该地区对大国存有疑虑，因此两国都不可能成为亚洲地区主义的唯一领导者。
经济相互依存，安全问题重合，利益结构交叉，以及复合地区主义，这些都会使得朋友与敌人的界线变得模糊。美国与澳大利亚不再公开宣称中国是敌国，只能暗自将其视为潜在敌人。换句话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恶意的，也不是真正的友好合作。
怀特的战略思维里东盟的缺失便是其大国协调观念最本质的问题所在。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接下来的两部分将阐释东盟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复合地区主义的形成，结论部分将分析复合地区主义减少冲突的方式。
三、认真对待东盟
怀特关于分享权力的核心论点是成立的，但他的“大国协调”观点（基于拿破仑战败后出现的“欧洲协调”）必须加以改进以适应亚洲背景，且需要包含地区主义成分，以因时因地制宜。亚洲大国协调的概念必须考虑东盟，这是欧洲协调模式所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点。
怀特认为，东盟成员国诉求多样、影响力弱，不足以成为地区的关键角色。的确，在面对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或者处理泰国、柬埔寨国界争端时，东盟模式似乎不尽有效。东盟地区论坛（AＲF）可以说除了地区性对话及磋商之外，其他几乎一事无成。东盟领导的地区主义本身也存在低效、无力、缺乏地区认同、资源匮乏等一系列问题。近来，在南海问题上，东盟甚至没有达成官方共识。可见，东盟在避免冲突上有所长，却在处理冲突上有所短。此外，东盟也并非团结一体，其成员国对于美国和中国具有不同的政策。
澳大利亚与东盟的互相怀疑主导了两者的关系。澳大利亚会忽略东盟的权力，东南亚国家也会无视澳大利亚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通常，亚洲国家认为，澳大利亚的联盟政策是亲美，并将其排除在亚洲之外。这种互相质疑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各国应该形成一个可以促进地区发展的集团，而非将彼此视为“不重要”。
对东盟的质疑态度是澳大利亚政治家和学者的主导观点，但是澳大利亚已经在亚洲地区主义进程中渐渐被边缘化。目前，东盟已经同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发展了经济金融合作。《清迈协议》就是一个显著成就，其多边决策机制参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基于成员国的贡献来分配投票权。东盟主导的地区主义本身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形成了中美竞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虽然东盟成员国的面积和势力相对较小，却在地区事务中有着巨大的合力。
如果我们用欧盟的标准来看待东盟，那么澳大利亚的质疑确实有道理。与更加成熟的欧盟相比，东盟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东盟在推动亚洲地区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成为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核心。即使在东亚峰会上，东盟也不会将其核心地位和“驾驶席”拱手让给其他大国。过去，中国和日本曾在地区组织的领导地位上相竞争，结果却是东盟推进了地区主义的进程。如今，中美两国在地区事务上进行竞争，然而没有一国可以实现其愿景的地区框架，从中受益的是东盟，其能够借此机会推动亚洲地区主义。
以前，美国始终采用“幅轴模式”的双边途径，现在却已开始承认亚洲多边主义不可阻挡的步伐。⑨如今，美国将东盟视为亚太政策的一个“基石”，中国将东盟视为其大战略的“联系国”，或者说“支持者”，印度则将东盟视为一个“跳板”。这三国都试图争取东盟，而非威胁东盟。中国也作出了很多努力来走近东盟，例如，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东盟10 + 3 等机制支持东盟的地区合作与一体化。韩国也努力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在近些年对东盟给予巨大投资。如今，美国、中国、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已成立众多东盟研究中心。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至今还没有成立东盟研究中心。
安东尼·米纳尔（Anthony Milner）曾强烈建议澳大利亚不仅要做美国的盟国，而且应该与东盟发展密切联系。瑏瑠他指出，东盟总人口达到6.13 亿，GDP 达2.1 万亿美元。米纳尔还说，发展与东盟的紧密关系并不一定会激怒中国。
迈克尔·韦斯利（Michael Wesley）同样强调了亚洲的重要性。与澳大利亚不同，其他亚洲国家非常希望通过发展经济与军事力量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再大也没有其他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大。韦斯利由此也提到了不断发展的非正式盟国关系：日本—印度，印度—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等等。他认为，澳大利亚必须加强与他国的防务联系。他指出，澳大利亚已经与日本、韩国等发展了国防联系，还需要和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加强这种联系。否则，如果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不一致，要想说服美国给中国留有空间便会十分困难，并且会与这些北方邻国看起来格格不入。
四、复合地区主义
认为地区主义可以抑制并减少冲突的观念需要进一步完善。基辛格赞成太平洋地区主义，但是如果该地区主义将中国排除在主导角色以外，那么将很难实现减少冲突的作用。如果要在支持中国、对美国不利的亚洲地区主义与支持美国、对中国不利的太平洋地区主义之间做一个选择，亚洲的国家便会处境尴尬。如果中美两个大国推崇不同的地区性秩序并加以竞争，那么这种地区主义便达不到基辛格所设想的处理冲突的效果。
地区主义必须具有包容性、复合性。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复合地区主义。它的优势在于中美两国都可以是该进程的一部分，并且起着重要作用。令人高兴的是，东盟本质上便是这样一个复合型的组织——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比欧盟更具多样性。在2011 年庆祝《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60 周年时，澳大利亚与美国认可了向“印度—太平洋”的转变。“印度—太平洋”的概念可能会是亚洲复合地区主义的另一个促成者，但也可能会造成更大争议并将问题的复杂性升级。
中美两国都希望能阻止对方在亚洲获得霸权，但是两国都无法单独实现主导优势。两国分别支持不同的机制，但都无法实现各自所想。因此，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以及欧盟必须共享权力，形成地区事务上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的机制。
如果东盟感到中国在主导东盟10 + 3 的机制，东盟会扩大成员国，邀请澳大利亚、甚至美国加入，以制衡中国的权力。2011 年，当美国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第六届东亚峰会上占绝对主导时，美国将东盟排除在一边，特别是在其试图发展类似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等自由贸易集团时，削弱了2006 年由日本提议生效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1年，东盟10个成员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等国的财政部长共同对《关于加快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倡议》以及《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表示欢迎，后者是由中国与日本共同提出的。这便可以称之为地区主义平衡（再平衡）。
其结果好坏兼具，带来了一种复合的地区秩序。这种复合地区主义是抗争、妥协与协商的结果，因此与各类冲突因素是高度矛盾的。
东亚的地区主义已经从简单的国家模式——美国、日本或中国——向一种复合的地区主义模式转变。彼得·乔希姆·卡赞斯坦（Peter Joachim Katzenstein）特别指出：“国家的模式不再会互相依次取代。相反，它们彼此融合并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地区模式。这种复合会削弱现有的关于中日两国之间、东西方之间分歧的先入之见。”主要国家及其国家模式仍然会影响地区主义的发展，但是诸如全球化、国际化等进程会将这些模式打碎成“将以全新方式重组并形成复杂因果关系的碎片”。金成国（Seung Kuk Kim）也阐释了复合性进程的一个发展成果——“东亚共同体”，它起源于东盟的成立，然后扩展成东盟10 + 3，再发展成了东亚峰会，其中包括美国、俄罗斯等复合因素。
基于以上所有复合地区主义的概念，笔者阐明了复合地区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阐释了其如何结合在一起，并讨论了这种地区性复合形式的推动力。
首先，复合地区主义有概念的成分。“亚太”与“东亚”是两个核心概念，不同的地区认同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形成的。它们被概念化为“太平洋主义”、“亚洲主义”，对地区秩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范围、界限、方向上也有所不同。人们认为这是两种相反的观点，彼此竞争。尽管是两种不同的地区主义观点，但其却在地理区域、国家上有所重合，两者在核心领域有各自独特之处，在两者重合的地区里，这两种概念可以起到搭建桥梁、互相沟通的作用。
然而，亚洲的地区主义概念已经与亚洲以外的观点展开了互动。通过竞争与妥协，一种复合地区主义的观念已经出现：一种被“冲淡”了的太平洋主义，即亚太或者东亚地区主义加上太平洋成分。根据金成国所说，“东亚共同体”的“历史性任务”并非是纯化或精化东亚，抑或驳斥西方，而是要将东西方结合起来。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盛行，东方已经被过度西化，或者说现代化，作为一种复合的力量，东亚共同体需要改善东亚主义带来的不均衡。
此外，复合地区主义正在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规范和共识，例如不干预、协商、共同决策等。这些地区性规范引导着外交进程以及相关机制，以应对冲突。
第二，各类多边机制混合，引发了制度层面的矛盾。清迈多边主义倡议、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信用担保以及投资便利化等倡议都是东盟10 + 3 经济合作机制所支持的，它们希望将美元排除在亚洲之外。然而，美国存在于各种地区安全论坛之内，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多极化系统，伴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在这样一种混合的地区秩序中，每一个大国都对复合性结果不是那么满意，但也只能接受它。
亚太“地区主义”的概念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得以现实化。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提议的“东亚经济集团”被美国否决了，但又通过金大中（Kim Dae-jung）在东亚展望小组所做出的努力，最终在1997 年通过东盟10 + 3 的方式得以改进并发展。2010 年，东亚峰会决定让两名新成员国加入——美国与俄罗斯，这开启了亚洲地区主义的新阶段。这一年也因为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进一步融入该地区，而有了显著的意义。这种复合地区主义包括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集团等一系列有部分重合的组织。
这种复合地区主义从概念上说是一种国际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的混合。这种自由主义包括基于贸易往来的相互依赖以及跨国生产等。若想打破这些往来，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实主义也有显现，如东盟使大国在不同的舞台、不同的事件上彼此制衡。建构主义元素体现为东盟试图建立地区环境和规范，从而推动和平、减少冲突。与欧盟不同，这种复合地区主义不需要排外的地区认同或地区共同体。同时，地区往来也会推动并建立强烈的团结感。
五、地区主义如何减少冲突
正如前文所述，怀特的“大国协调”的观点忽视了地区化的亚洲的现实。他甚至认为，地区论坛可能会加剧分歧和冲突。相反，基辛格提出了地区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但是却没有阐释清楚。本节将阐释地区主义如何调解、减少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主要出现在亚洲，因为亚洲现有的地区观念、实践、论坛以及机制是多重复合的，并都具有影响。就如同地面情况会影响军事行动，地区化的亚洲也可能会影响中美进行战略性竞争的方式。简单来说，地区主义会克服联盟政治的分化，并提供一个第三空间，当地区论坛发生冲突时降低冲突等级，并且遏制中美的权力。
亚洲复合地区主义以集中小国、大国为一体的多极非对称性形态为特点，而非由一个绝对霸权国家为主导。这些国家彼此制衡、确保稳定。这种权力制衡在各类地区性机构中运转，与传统的联盟并不相同。
如今，东盟在多边机制内实现权力制衡。许多多边机制与对话论坛在亚洲发展起来，不仅处理国家间或跨国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处理国内安全问题。在这种多边背景下，无限制竞争、军备竞赛并不是东盟所乐见的，东盟的目标是寻求合作性安全。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属于美国联盟体系，而是在一个多中心的秩序中有影响力的一方。东盟支持多边主义，反对美国的单极地位，也会减少中美之间的潜在两极化。在复合地区主义秩序中，冲突仍会存在，但是地区将不会有严重的冲突与分裂。东盟、美国、中国、日本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将和平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地区合作在复合地区主义秩序中至关重要。
虽然美国的联盟体系有着分裂亚洲的潜在可能性，然而，它却不能将亚洲分成支持中国或者反对中国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东盟已经发展了自己的集体力量，可以制衡外来的其他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点，东盟对中国和美国制定了复杂的政策，建立了基于问题的、与中国或者美国进行合作与竞争的模式。东盟没有将自己固定在美国的联盟体系以内，而是不断地重新平衡其应对美国与中国的方式，并且努力阻止任何国家成为亚洲地区主义的主导者。
虽然东盟对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有着日益强烈的经济依赖，并且与美国有着密切的安全联系，但其仍然努力制定地区性安全政策，追求一条不受传统的联盟政治影响的独立发展道路。与此相反，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却在努力加强与联盟体系的关系，这正中大国的下怀。东盟希望成为所有国家的朋友，也邀请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发展战略性对话伙伴关系。东盟正在发展一种区域性策略，同时允许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例如，菲律宾就选择了联盟，越南在向美国靠拢，而新加坡则试图通过均衡策略来博得中美两国对其政策的支持。
中小国家并不想卷入大国之间的策略性冲突。通常，大国会试图说服甚至强迫小一些的国家加盟自己或是站在自己这边，对另一个大国采取敌对立场。历史上，米洛斯岛的人们便被迫卷入了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之中，这是他们所不愿意做的。不幸的是，许多中小国家也被迫在冷战之中作出选择。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的俱乐部，便拒绝在大国强加的情形下作出选择。东盟实行集体领导制，共享权力，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东盟通过强调中小国家在发展、和平、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来改变强权政治。
六、结论
东盟的成立是中等国家推动的地区化所取得的成果，正是中等国家推动了亚洲的地区化。这种地区主义加强了它们在地区内的地位和影响。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都通过提出各种倡议从而在东盟的发展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亚洲的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将在亚洲地区主义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亚洲的复合地区主义并不是由大国主导，而是由中小国家推动的。中小国家越发重要的角色便是亚洲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亚洲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让中小国家拥有权力，给予它们话语权，使其得以参与地区事务，并且通过民主程序来管理地区事务。
中国的崛起为亚洲那些试图兼顾经济发展与和平的国家提出了新的问题。通常，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甚至越南都依靠美国实现和平，依靠中国实现贸易和经济发展。这便带来了一个难题，即如何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如何避免在中美之间被迫作出艰难抉择？对上述国家来说，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便是拒绝任何一种来自大国的强迫性选择，并通过多边机制走出一条发展亚洲地区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而中美两个大国便会在这些多边机制中受到牵制。
这样一条道路与冷战时期的情况不同。冷战时期，小国在重压之下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亚洲国家关系的民主化继续发展，中小国家便会有机会形成独立的力量并发展壮大，从而得以主宰自身的命运，不用被大国的国家目标所驱动。
在大国政治中，澳大利亚国内争论的结果是否可以变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支持与否。如果美国不支持怀特的政策，那么其方案成功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怀特的观点很难会发展成澳大利亚的政策，除非美国愿意接受。然而，如果将这个讨论扩大到整个地区，如果怀特的大国协调观点加以修正并将复合地区主义包括在内，如果更多的亚洲国家欢迎大国协调的观点，那么它便会具有观念上的影响力，中美两个大国都将难以否定。本文旨在为大国协调及复合地区主义两个概念的结合做出微薄的贡献。
怀特的战略性思维似乎只关注大国政治，而非促进地区事务上的民主政治。与怀特的立场相反，本文对于复合地区主义的分析指明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澳大利亚应该加入东盟，以加强这第三种力量，并且将其发展成一支更加强大的地区力量，使其能够构建复合地区主义的形式，从而避免出现新型冷战的情形，避免重现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如果中国想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就将面对来自美国联盟和来自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的抵抗。这样，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能强制澳大利亚或者亚洲国家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亚洲国家会形成合力，使中美两国在作出战略选择时都必须对它们予以重视。因此，我们可以说，亚洲的政治不是被大国主导的，而是由中小国家共同决定的。这才是澳大利亚应该全力支持的亚洲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