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变革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但是我国学术界对两者的研究都不够深入。在我国，对危机与变革的经验研究要远远多于理论研究。一部分学者往往从对策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和分析二者。此外，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比较狭窄，没有认识到危机与变革的广泛性。而事实上，从革命与社会运动，到政治经济发展，从”断裂式均衡”①（punctuational equilibrium）到渐进缓慢的制度变迁，我们都可以用危机与变革的框架进行分析和理解。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对危机与变革进行了持久的学理探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梳理了西方政治学界对危机与变革的研究，并把这些研究成果整合为三种视角：制度主义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和过程主义视角。这三种视角是西方政治学界的主流范式，对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什么是制度？什么是制度变迁？制度危机如何产生，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新）制度主义者关心和回答的问题。但是目前西方学术界对于制度的含义还没有形成共识。
（一）制度主义的多样性
尽管学术界都承认制度的重要性，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性的概念被学者接受。对制度概念的研究已经陷入了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说的”概念延展”②（conceptual stretching）的误区。历史制度主义者对制度的定义以彼得·豪尔（Peter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的定义为基础。豪尔和泰勒认为，”制度是内嵌到政体或者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程序、常规、规范和惯例。”③新制度主义的另一个分支，社会制度主义则倾向于提供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他们认为，制度不仅应该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者规范，还应该包括符号系统，认知脚本（cognitive scripts）和为人类行为赋予含义的道德模板。④除了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之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也对制度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围绕制度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内部并不统一。肯尼思·谢普瑟（Kenneth Shepsle）认为，”在理性选择主义的传统中，有两种标准的方式来思考制度。”⑤第一种思考方式来自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在制度研究的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认为，制度就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类发明的对人类互动的约束条件。”⑥诺斯的定义抓住了制度的内涵，体现了制度的功能。但是诺斯没有深入解释制度功能背后的目的。诺斯把制度看成外生的，这与其他一些学者产生了分歧。第二种思考方式认为，制度作为”游戏规则是选手自己提供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选手希望制度如此……整个游戏规则没有什么是外生性的，更不会有什么神奇。”⑦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制度具有延展性，制度会被历史不确定性反复地诠释和调整。⑧
上文提到的概念延展导致我们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也没有共识。对于这一尴尬的处境，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和凯思琳·锡伦（Kathleen Thelen）评论说，”虽然制度分析已经在当前社会科学界处于显要位置，但是当前的文献却为制度变迁的过程提供了非常少的指导。”⑨本文认为诺斯的定义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因为它并没有像社会制度主义者所定义的那么宽泛，也比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定义更加具有功能性。撇开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本文认为在对制度进行定义时，有必要强调制度的目的性。制度的功能是对人类的互动进行约束，而制度的目的则应该是减少互动的不确定性。对人类世界的不确定性也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布莱思（Mark Blyth）曾针对政治世界的风险与预测问题提出三种世界理论。他提出”我们建立制度、文化、组织等等就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⑩研究制度的功能与目的有助于对制度危机与变迁进行研究。
（二）危机与制度变迁
危机是否一定导致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是什么？一般来讲，学者们认为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外部出现危机，制度变迁也不会轻易发生。马洪尼和锡伦对此总结说，”尽管对制度的定义差别很大，但是几乎这些定义都认为，制度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的特征。制度框定人类的行为而且不易发生改变。”（11）但是一旦发生制度变迁，学者会认为变迁是由外部的冲击导致的。外部的冲击可能是战争、天灾、资源分配、环境改变、新行动者等等大大小小的因素。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分析，主要以理性选择学派和权力学派为代表。理性选择学派主要使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和关键性节点（critical juncture）等概念来分析制度的稳定和变化。但是近些年来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不断遭受批评。比如，玛格丽特·利维指出，”理性主义者一直指出均衡变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分析不是动态的，而是比较静态的”。（12）对制度变迁最新的解释来自以马洪尼和锡伦为主的权力学派。马洪尼和锡伦认为，危机和变革都来自于制度中的权力分配情况。（13）他们指出，渐进的制度变迁一共有四种模式：取代（displacement），叠加（layering），偏离（drift）和转变（conversion）。（14）在这四种制度变迁模式中，存在着四种制度变迁推动者。马洪尼和锡伦把他们区分为：叛乱者（insurrectionaries），共生者（symbionts），颠覆者（subversives）和投机者（opportunitists）。（15）这四种制度变迁的模式和四种制度变迁推动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二、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危机与变革
结构主义视角是学术界的主流分析范式之一。在西方政治学界，从社会和国家结构出发来分析政治现象的成果不胜枚举。对于危机与变革，结构主义视角最为关心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革命、社会运动和政治经济变革。
二战结束以后，一些学者认为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将会复制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对于现代化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变革，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提出了现代化的三种可能模式。通过开展比较历史分析，摩尔认为，现代化的第一种模式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英美的民主制度。但是这一过程需要具备五个因素：发展出一种平衡状态避免皇权太强或者土地贵族太独立；发展出商业性农业；被削弱了的土地贵族；避免贵族与资产阶级联盟对抗工人和农民；与过去进行革命性的决裂。（16）第二种模式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所导致的法西斯道路。这种模式的核心是贵族与资产阶级建立了同盟。第三种模式则是动员农民进而改造社会的共产主义道路。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对农民的动员和组织。从本质是来看，摩尔是把阶级结构作为分析现代化模式的主要自变量。不同的阶级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也将决定现代化的道路。
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继承和发展了摩尔的结构分析套路。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斯考切波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会导致社会革命的发生。通过对法国、俄国和中国三个国家的社会革命进行比较历史分析，她认为”存在两个结构性因素会导致革命的发生，另外两个结构性因素会决定革命的结果。”（17）当国家本身出现危机（可以是财政危机，军事危机，外国干预等等）的时候，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这个时候不同的阶级主导模式会利用这种危机推动不同类型的社会革命。至于革命的结果，这主要是由另外两个结构性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个是革命发生前国家危机所造成的障碍和机会，第二个是新政权所面临的国内外社会经济状况。摩尔的分析以阶级结构为主，斯考切波的分析既关注了阶级结构，也考虑了国家和国际方面的结构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一书中，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伊夫琳·史蒂芬斯（Evelyne Stephens）和约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产生了民主。他们的研究方法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摩尔和斯考切波的结构视角，阶级结构、国家的权力和自主性以及跨国结构是他们分析的主要维度。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比较分析，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民主是因为它改变了阶级结构。资本主义发展增强了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力量，削弱了土地贵族的势力。因此，资本主义的市场和资本家并不是民主化的真正动力，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才是民主发展的动因。”（18）资本主义世界存在多种危机以及危机的表现形式，最为明显的就是不定期发生的经济危机。对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也是从结构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在1986年出版的《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一书中，彼得·古勒维奇分析了1873-96经济危机、1929-49大萧条和重建危机和1971-85滞胀危机。通过分析这些危机，古勒维奇探讨了经济危机、政策路径与社会联盟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每个危机都包含了一连串的事件。在经济危机发生前的繁荣时期，一个政策路径和支持联盟会形成。当危机到来的时候，政策路径和支持联盟都会面临挑战。因为危机会打开这些关系系统（system of relationships），让政治和政策产生更多的流动性。最后，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会形成，把这个关系系统关闭，直到下一次危机到来。”（19）在这里，古勒维奇特意强调了从结构的视角理解支持联盟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我们不认真分析这些代表社会成员的组织、国家的结构和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些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同关系。”（20）古勒维奇的这本著作以及他的结构视角对后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过程主义视角下的危机与变革
上个世纪70年代的英国经济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危机。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英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从根本上讲，这次调整的实证是放弃凯恩斯主义，实施货币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诚如上文所讲，古勒维奇是从结构的视角出发，探析经济危机与政策调整和社会联盟的关系。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是彼得·豪尔（Peter Hall）所倡导的过程主义视角。豪尔借鉴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念，并把它应用到政策分析领域。豪尔认为，从1970年到1989年，”英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发生了政策范式（policy paradigm）转变”。（21）那么这一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
豪尔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过程，他提出，”我们可以把政策制定想象成一个包含了三个主要变量的过程：既定领域里指导政策的整体目标，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技术或者政策工具，这些工具的设置条件。”（22）在凯恩斯主义政策范式向货币主义政策范式转化的过程中，豪尔提出会有三级变化出现。从微观到宏观，第一级变化是指英国基本政策工具的设置条件发生了变化。例如，在1970-89年间，英国的资本借贷率经常调整。第二级变化是指虽然整体的政策目标没有变化，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政策工具发生了改变。比如，在1971年，英国在金融系统中引进了新的金融管控工具。在1976年，为了对公共支出进行管控发展了”现金限制”新系统。第三级变化就是指导政策的整体目标、实现目标的政策工具和工具的设置条件都发生根本的转变。23在这个过程主义的框架下，豪尔详细地展示了英国经济调控政策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是如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过程主义的视角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其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上文谈到了斯考切波的革命理论。从学术发展的谱系来看，斯考切波的革命理论可以被归纳为第三代革命理论。第三代革命理论的特点是以结构主义作为主要分析视角。它指出了政权的结构性弱点，从而找到了一个革命发生的主要根源。但是不断有学者对第三代革命理论开展批评。比如，很多学者认为，”要研究革命发生的因素，还需要考虑领导权、意识形态和对革命运动的认同过程等因素”。（24）在对第三代革命理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提出了基于过程视角的第四代革命理论。那么第四代革命理论与第三代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第四代革命理论把更多因素加入到对危机和变革的分析之中。第三代革命理论涉及了阶级、国家、国际结构等要素。第四代革命理论增加了对网络、意识形态、性别和领导权的分析。这些因素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革命分子不会单独行动，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在单独行动。他们被招募到革命中来是基于之前存在的种种网络，例如居住地，职业，社区和友谊。（25）另外，第四代革命理论尝试把革命当作一种发生的现象来进行过程分析。当一个政权不能牢牢保持稳定的时候，反对派进行动员的过程就开始了。这一过程会不断影响参与人员的认知和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反对派的人员、领导者和反抗运动会提出一个意识形态，以此来连接其他的群体和网络，并且会制造出正义的氛围和必胜的理由。整个过程会涉及很多问题，比如什么人员，多少人员会停止支持现政权，什么外国势力会进行干预，会支持哪一方等等。第四代革命理论尚处于发展之中，尽管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它的过程主义视角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启发。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危机与变革的重要议题。在民主化研究方面，过程主义视角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在2010年，国际权威英文杂志《比较政治研究》刊出了一期研究民主化的特刊。在乔万尼·卡波恰（Giovanni Capoccia）和丹尼尔·兹博赖特（Daniel Ziblatt）的特刊介绍论文中，他们提出，”民主化并不仅仅是那些民主转型文献所看重的通过民主转型的诸多门槛，它应该被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是一连串向各个方向发展的大小事件的发生过程。”（26）从这个过程视角重新审视欧洲的民主化，我们会发现一些偶发的节点性因素会对民主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制度主义、结构主义或者其他分析路径中，往往不被研究人员重视。比如，在这期特刊中，斯蒂芬·汉森（Stephen Hanson）的论文就关注了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政党的一些理念性的因素如何对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产生影响。（27）其他学者还关注了宗教、民族、学习能力等等因素在民主化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过程主义的研究视角带来了方法论上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过程追踪法（process tracing）重新燃起兴趣。（28）过程追踪法是案例研究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在单一案例中，对事件的过程、次序和组合在证据方面的分析。目的是在因果机制方面发展假设从而解释案例，或者检验假设从而解释案例。（29）过程追踪法有三种类型：理论检验型过程追踪法，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法和解释结果型过程追踪法。（30）与定量研究相比，过程追踪法在发现因果机制方面具体独特的优势，有利于更加清晰地梳理出因果链条和识别重要的原因变量和和中介变量。
四、战略行为场域理论
上文讨论了制度主义、结构主义和过程主义三种分析视角。这三个视角对我们理解危机与变革提供了很好的路径。值得说明的是，这三个视角都有优缺点。制度主义视角对制度的分析非常透彻，但是它却忽视了对非制度领域的因素的分析。比如，它不能分析观念如何影响事物的发展。同样，结构主义分析也不能解答观念的作用。但是过程主义视角却能为我们展示观念的作用。此外，过程主义的分析还能抓住一些偶然性的、时序性和时机性的因素。这在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方面都是无法完成的。但是过程主义视角也不是完美的。比如，过程主义认为在因果机制方面可能会存在多重逻辑。但是迄今为止，过程主义也没有说明如何从多重因果机制中找到真正产生影响的因果机制。鉴于此，过程主义视角存在以错误的因果机制取代正确的因果机制的风险。此外，上述三种研究视角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每个视角都是孤立的、封闭的，不与其他视角进行整合。面对这个问题，不断有学者呼吁把三者统一起来。战略行为场域理论就是试图把结构、过程和制度结合起来的最新成果（见表1）。
战略行为场域理论是社会学理论与组织学理论的一个结合。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析的社会学教授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和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31）战略行为场域理论的分析起点是集体战略行为（collective strategic action）。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当认为，”社会组织或者团体都是为在集体战略行为中竞得优势而开展互动。而这些构成了中观维度上的战略行为场域。”（32）社会和政治生活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战略行为场域组成的。理解了战略行为场域就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变迁和稳定。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当认为战略行为场域理论有七个基本要素，下面分别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战略行为场域
战略行为场域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单位。当一个战略行为场域与其他战略行为场域互动的时候，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更大的战略行为场域。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当把它比喻为”俄罗斯套娃”，打开一个战略行为场域里面会有几个其他的。（33）战略行为场域结合了制度理论中的社会建构成分。因此，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当认为，”战略行为场域的边界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情景和事态的发展而出现偏移。”（34）
（二）当权者，挑战者和治理单位
为了将权力要素引入战略行为场域理论，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当区分出了两种重要的行为体：当权者和挑战者。当权者和挑战者二元法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经常被作为基本行为体的分类。（35）这里的治理单位，是指监管场域内部的规则遵守和保证系统有效运转的场域组成部分。当场域内部出现不稳定或者冲突的时候，治理单位应该起着维持现状的作用。（36）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当的治理单位理念与制度理念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战略行为场域理论吸收了制度理论的内容。
（三）社会技能
结构主义因为只关注宏观结构的变化，往往会忽视个体或者组织团体的作用。战略行为场域理论为了弥补结构主义的弊端，提出了社会技能（social skill）的重要性。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当对社会技能的定义是，”个人或者集体行动者通过掌握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来‘读懂’他人和环境，来建构行动路线和顺着行动路线动员他人。”（37）社会技能概念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是内在一致的。吉登斯认为，”日常惯例的一个功能就是消除本体论的焦虑（ontological anxiety）。”（38）社会技能概念包含认知、情感和交流三个维度，因此它的外延比吉登斯概念的外延要更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技能概念暗含了观念的产生和传播的路径。这有效地弥补了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对观念的重视不足。
（四）更广的场域环境
战略行为场域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变动的，在它之外存在着更广的场域环境。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为我们区分了三种重要的场域环境。第一种是偏远场域与临近场域。这是根据场域之间互动的频率和联系的紧密与否做出的区分。第二种是垂直场域与水平场域。这是从等级和权力归属的角度对场域进行的区分。第三种是国家场域和非国家场域。将国家场域从非国家场域区分开来，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39）更广的场域环境与结构主义的分析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强调不同部分的组合和互动对结果的影响。
（五）外部冲击，场域断裂，纷争开始
战略行为场域理论的第五个要素是一个联动要素。因为战略行为场域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变动的，所以一个场域发生了变化，就会对其他相邻场域造成外部冲击。一般来讲，相邻场域中的当权者是能够应付和处置一般的外部冲击，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不发抵挡外部的冲击。比如，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对很多金融领域以外的场域产生了冲击，很多其他场域的当权者（决策者）并不能有效地抵抗金融海啸的影响。当场域断裂（field ruptures）开始之后，是否会导致纷争出现就变得非常偶然。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认为，三个关键机制会塑造纷争开始的过程。他们分别是：威胁或者机遇的共同建构；组织的功用；创新性行为。40在这里，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当对偶然性的强调是与过程主义的立场保持了一致。
（六）纷争图景
纷争图景（episodes of contention）是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经典概念。麦克亚当的定义是，”场域里的行动者彼此面对其他行动者采取创新形式的行为，从而出现了不断进行纷争互动的时期。”（41）在纷争过程中，偶然性会伴随着行为体不断地进行架构（framing）而非常频繁地发生。当权者和挑战者会围绕旧秩序与新秩序进行博弈。场域外的行动者会随时进入场域之内，参与纷争。场域内的行动者也会随时离开场域，影响场域纷争的结果。
（七）解决
场域的纷争和危机何时会逐渐平息？战略行为场域理论认为，这取决于持续的反对性动因和持续的维持现状的能力向新的场域规则和制度靠拢的程度。（42）在场域恢复秩序和确定性的过程中，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当非常强调临近场域的影响。他们认为，当场域规则不确定的时候，行为体对新的规则或者寻找新的替代规则的努力是非常乐于接受的。而临近场域的规则往往是寻找新规则和新实践的值得信任的一个源泉。（43）
这一部分对弗雷格斯坦和麦克亚当的战略行为场域理论的七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从这些基本要素可以看成，战略行为场域理论实现了对制度、结构和过程的整合，是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框架。它为我们理解危机与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当然，这个理论框架也不是完美的。当我们试图以这个框架去研究非西方国家时，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些本土性的因素。
五、结语
毫无疑问，制度主义、结构主义和过程主义的分析视角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危机与变革，对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很有启发。但是这些视角的局限性也需要我们注意。战略行为场域理论试图将这些视角整合在一起，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但是这个理论框架也不是完美的。面对这些既有的研究视角，我国学者应该在积极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同时，我们也要有理论自信，相信我们也能发展出更好的研究视角，来分析中国和解释中国。
注释：
①Mark Blyth，“Great punctuation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p.493-498；Stephen Jay Gould and Niles Eldredge，”Punctuated Equilibria：The Tempo and Mode of Evolution Reconsidered”，Paleobiology，Vol.3，No.2，1977，pp.115-151.
②Sartori，Giovann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1970，pp.1033-1053.
③Peter Hall and Rosemary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Political Studies，Vol.44，1996，p.938.
④⑧（14）（15）（20）（22）（23）（25）（32）（33）（34）（37）（40）（43）Ibid，p.947，26-27，15-16，23，31，278，278-279，153，2，3，4，7，9，10.
⑤⑦Kenneth Shepsle，”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4，25.
⑥Douglass 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3.
⑨（11）（13）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ed.，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Ambiguity，Agency and Pow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14，4.
⑩10Mark Blyth，“Great punctuation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497.（12）Levi，Margaret，“Reconsider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In Comparative Politics：Rationality，Culture，and Structure，ed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Zuckerman，2nd 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7-133.
（16）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66，pp.430-431.
（17）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155-157
（18）Dietrich Rueschemeyer，John D.Stephens，Evelyne Huber 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7.
（19）Peter Gourevitch，Politics in Hard T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p.21-22.
（21）Peter A.Hall，“Policy Paradigms，Social Learning，and the State：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Comparative Politics，Vol.25，No.3，1993，p.279.
（24）Goldstone，Jack.“Toward a Fourth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No.1，June 2001，p.139.
（26）Giovanni Capoccia and Daniel Ziblatt，“The Historical Turn in Democratization Studies：A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Europe and Bey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3，No.8，2010，p.941.
（27）Stephen Hanson，“The Founding of the French Third Republic，”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3 No.8，2010，pp.1023-1058.
（28）国内学者引介过程追踪法的文章，请参考曲博：《因国际制与过程追踪法》，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
（29）Andrew Bennett and Jeffery Checkle ed.Process Tracing：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8.
（30）Derek Beach and Rasmus Pedersen.Process-Tracing Methods：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13-18.
（31）（36）（42）Neil Fligstein and Doug McAdam，“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trategic Action Fields.”Sociological Theory.Vol.29，No.1，2011，pp.1-16，6，10.
（35）Gamson，William.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Homewood，IL：Irwin Press，1975；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eds.，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Ambiguity，Agency and Pow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38）Anthony Giddens，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Basic Books，1977，pp.134-136.
（39）Neil Fligstein and Doug McAdam，“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trategic Action Fields.”Sociological Theory.Vol.29，No.1，2011，p.8.
（41）Doug McAdam，“Legacies of Anti-Americanism：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p.253，in 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Peter J.Katzenstein and Robert Keohane，ed.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