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放开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电信业、邮政快递业、建筑业和法律服务业彻底放开市场准入，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实现实质性开放。开放的同时，也要注意控制风险，可以设计相应的投资审查制度，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制不但可以用于外资并购，也可以用于新设项目
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来看，“十三五”时期（2015-2020）正处于发展的关键历史机遇期，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2013年，中国人均GDP接近6800美元，已经是典型中等收入经济体，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分水岭”。“十三五”时期既是中国经济由“旧常态”步入“新常态”的初始阶段，也是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实现居民收入翻番，实现小康社会并最终迈向经济更高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科学规划“十三五”发展蓝图和改革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表现出“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显著特征。首先，“高增长”：2000年-2013年，全球GDP平均增速为3.7%，同期中国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3倍。其次，“高投入”：以资本投入为例，中国35年来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特别是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呈现快速上升势头，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个百分点。与国际比较，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再次，“高消耗”：单位GDP能耗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为高收入国家的1.8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最后，“低效益”：以边际“资本——产出”率衡量，已经从1978年的3.7倍上升至目前的5倍左右。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这种“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全面结构性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创新，重建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重构新的动力机制。
改革路线一：将经济增长硬性指标改为弹性指标，用预测值替代目标值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在从增长奇迹向常规发展回归，支撑高增长的内外部条件都在发生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日本的两倍，而2014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达到10万亿美元。“十三五”时期需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淡化年度经济增速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更加注重在符合环境社会承载力的前提下，以更合理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更强的韧性，提升单位GDP金量，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
改革路线二：积极提升参与国际分工水平，推进整体产业链向高端迈进
产业链整体优化升级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配第-克拉克定律”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三产比重上升，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是普遍规律。一是“十三五”时期积极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工业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现代服务业长足发展，使中国三次产业比例进一步得到优化。二是继续按照“十二五”延长产业链，提高增值含量的要求，在促进内外资加工贸易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强加工贸易产业分类评估，明确细化禁止、限制类产业目录，建立准入退出机制，通过财税、金融、品牌认证等手段加大引导力度，积极培育核心竞争力。三是根据相关规划，在2020年之前，我国将选择与国际先进水平较为接近的产业，诸如航天装备、集成电路及其专用生产装备、发电与输变电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船舶、轨道交通、汽车等领域进行重点突破，力争到2020年实现又大又强。
改革路线三：实施“创新立国”战略，加快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十三五时期”我国应确立“创新立国”国家战略。一是加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顶层设计。可借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或英国“国家技术战略委员会”，成立国家创新委员会，统领创新重大战略部署。二是要加大对创新的战略投资，进一步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等创新型产业投资。“十三五时期”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增加值目标为GDP的8%，2020年进一步升至GDP的20%。三是建立以“战略为核心的创新政策体系，完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配套机制。完善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决策、研发投入、科技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作用，围绕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通过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引领和带动，加强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紧密结合，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相互结合，进而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四是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支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动，加大研发项目、创新基金和服务平台等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综合运用买方信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租赁、小额贷款、公司债[0.05%]券、科技保险等支持科技型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融资。
改革路线四：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实现从区域大国向全球大国转变
一是彻底放开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电信业、邮政快递业、建筑业和法律服务业彻底放开市场准入，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实现实质性开放。开放的同时，也要注意控制风险，可以设计相应的投资审查制度，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制不但可以用于外资并购，也可以用于新设项目；不但用于审查国家国防安全，也可用于审查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二是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把2020年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比重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逐步把服务业外商投资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壁垒。三是积极推进自贸区战略。推动亚太自贸区（FTAPP）、中美、中欧FTA以及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四是推出一批“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清单。“一带一路”应重点抓好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并落实早期收获成果。应鼓励国内企业和沿线内陆沿边地区依托现有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通过合作、合资等灵活方式，在境外合作建立产业园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种类型产业合作区。此外，加快落实建立海岸带和海洋合作联委会意向。鉴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具有跨流域、跨区域和陆地、海洋兼顾的特点，需要建立“一带一路”跨境区域合作与资源管理、跨境环境治理和生态安全维护机构或协调机制。四是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全球价值链整合与国际化经营能力。制订高铁等行业“走出去”发展总体战略。“十三五时期”我国应建立高铁装备“走出去”统筹协调机制，明确高铁装备“走出去”的战略路径。应由政府主导成立包括设计、施工、整车、关键部件、运营等相关单位在内的联合体，发挥高铁行业的整体优势，形成国际级产业力量，以及从设备出口到系统标准输出的转换。
改革路线五：“以人为本”，将政策导向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路径上去
“十三五时期”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的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一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二是通过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改革路线六：加快推进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定价权
一是探索建立基准利率体系，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框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进货币政策调控从以数量型为主向以价格型为主转变。“十三五”时期应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丰富国债的期限品种，形成能够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滑的收益率曲线；提高银行负债市场化定价部分的比重。应允许商业银行再发行面向企业及个人的大额存单，由大额到小额、由长期到短期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的市场化定价范围和比重。二是发展规避利率风险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应加快建立和完善规避利率风险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利率掉期、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权、利率期货等利率风险管理工具。探索证券市场互联互通，丰富跨境人民币投资产品品种。从易到难有序地推进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衍生产品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的双向开放。三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双向波动弹性。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逐步扩大至正负3%以上。四是推动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互换网络。提高人民币在结算中的比重，在自贸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重点区域和周边国家，力争更多、更广泛地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仿照国际清算银行，按照年度实行双边差额互换以及余额结算，既包括一个经常账目系统，也包括逐步建立一个资本账目系统，逐步形成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全球互换网络。
改革路线七：全面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与大国经济相称的大国现代财政体制
财税体制改革是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十三五时期”新一轮财税改革应着眼于三大方面。第一，以“全口径预算”为突破口的预算管理制度现代化。所谓“全口径预算”不仅将政府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全部收支都纳入预算管理中，而且包括政府性债务和或有负债的监管，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政府预算。必须实现财源结构的合理化和实现财政分配的结构合理化，保证财政收支平衡。要在政府一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社会保障预算之间形成统一和均衡，建立规范透明的资金往来渠道，同时尽可能把专项资金变为预算内资金，纳入公众的监督范畴。
第二，推进税收制度现代化。在营改增后地方税收吃紧，迫切培育新主体税种相对独立的税收体系。在我国现行的28个税种中，虽然划归地方的税种有18个，但这些税种大多是税源零星、征管难度高的小税种。虽然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较为稳定，但企业、个人所得税已划分为共享税，不能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新一轮财税体制的制度设计时要培育较为稳定的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要通过完善地方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
三是“后土地财政”时代的财政改革。以政府融资体制改革为切入口，逐渐改变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以土地储备作为抵押支持，以银行信贷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开辟地方政府新的财源来取代“土地财政”。未来可以逐步剥离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管理职能，构建土地受让金管理和储备制度，探索由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公司代表政府经营，政府退出土地经营而做好土地微观规划管制与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进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改革路线八：理顺各类要素市场价格，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实质性突破
“十三五时期”要进一步凸显各类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分量，确定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规划，不能再久拖不决，久议不断。在充分顺应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态势下，既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又需要重视民主决策。尤其在资金、土地、技术、知识产权、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方面，要寻求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在综合平衡各方面利益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的作用。也以此切实推进土地市场交易规范化、城市债务融资过量化等当前最棘手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一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经济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一些行业性大型集团公司，可考虑赋予其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权，鼓励其发展成为国际化集团公司。第二，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和提高资本收益为目标，专门从事资本运营。第三，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通过对各个行业的各类企业退股、参股或控股，放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壮大国有资本。二是对不同功能的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改革。如对公益类国有企业，应加大国有资本投入，增强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尽快改变目前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对自然垄断行业，如铁路、电网、基础电信、管道等基础设施，应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三是加快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融合发展。通过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民企独立进入垄断与竞争性业务部分、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积极推进合理规划、分类融合，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相结合，加快完善竞争、定价、产权交易、公司治理结构、运营机制、收益分配、法治条件等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