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包含实践和文化两个维度，比如，郭建宁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蕴。”笔者认同郭教授的观点，并以《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属性》为题撰文，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维度、文化向度和文化态度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属性还可以从近代中国文化重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样的研究视角更加有利于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质，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鸦片战争以前，支撑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早就已经暴露出它们的脆弱性，存在着不可继续发展的隐性危机，维持其存在仅仅依靠极其微弱的系统张力。彻底破坏这个张力、打破这种平衡的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西学东渐大潮下进入中国的西方文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潜藏的隐性危机终于彻底爆发了。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武器危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求善不求真、封闭自大、重整体与直觉思维，包括严格的宗法制度下的政治体制，明清以后，当西方科学技术开始高速发展之时，中国则是执行闭关锁国政策，乾嘉学派和“西学中源说”盛行，失去了推进近代化的机会。当大刀长矛遇上战舰火炮时，空有一腔爱国之心的中国人，只能流着泪接受一次次战败的屈辱。武器危机是表层的，但也是最直接的，给有思想有抱负的先进中国人带来的震撼是无法比拟的，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反思由此展开。
其次，是不断爆发的政治危机。历数近代中国的政治危机，主要有两种，一是外敌入侵带来的亡国的危机，二是内生性的社会制度的危机。亡国的危机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危机，也是“救亡图存”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主题之一最重要的原因。危机自两次鸦片战争起，至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个层面的危机使中国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切肤之痛，激发了无与伦比的自强的欲望。内生性的危机伴随着亡国的危机接踵而来，使人们不得不对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家天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产生了怀疑，从早期改良派开始，一批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比中西政体，接受西方文化，为在中国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做着不懈的努力。
第三，落后的传统农耕经济受到工业大生产的挑战，成为近代中国最深层的矛盾和危机。朱志敏先生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危机时指出了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在各生产领域逐一取代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转移造成矛盾；二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可知，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一个血淋淋的强制剥削过程，伴随尖锐的道德冲突和阶级矛盾；三是现代工业及其伴随物现代城市崛起初期与农业乡村之间必然出现生产收入剪刀差和一段时期生活水平的悬殊差距；四是作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在进入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在不太长时期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如何处理独立发展和进入全球体系的关系，期间存在多重矛盾”。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全方位的冲击，新旧之间、中洋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进步与保守之间冲突和矛盾不断。
以上种种矛盾和危机都统统反映和归结到文化价值上来，即中国文化的危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中扮演着传统经济和政治合理存在的解释者的角色，当它赖以生存的基石出现千疮百孔、坍塌的时候，其合理性、合法性、科学性毫无疑问地开始被质疑，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地位受到了第一次也是最严重一次的冲击和破坏。同时，来自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和荡涤，使传统价值观念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至此，近代中国多重危机爆发对新文化构建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这种诉求要求一种全新的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念能够在中国得以重构。时代的主题决定了新文化的特质，也对新文化提出了时代的要求。一是这种文化和观念可以帮助中国解决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二是这种文化对相延已久的中国传统既要有批判性又要有兼容性，新文化要有中国风格和气派。
文化精神是一种文化的实质和要旨，不同质文化之间由于地域、民族、传统等等的不同，必然存在着从实质到内容及形式上的很大差异。文化差异固然存在，但作为文化本身，许多优秀的文化在精神实质上还是存在着许多相近的地方，有相近就有了相通的可能。唯物辩证法认为：个性和共性是辩证统一的，既对立又统一，个性包含共性，共性也包含个性。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个性的体现，世界性则是文化共性的表现形式，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存在着优秀文化的共性，精神的相通是他们走向融合并不断超越的前提。作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是典型的异质文化，他们之间文化精神上的相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融合的关键点和纽带。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具有了和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融合、并推进中国文化重构的可能性。
（一）二者都具有发展性和延展性特征
具有明显的发展性和良好的延展性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有的精神特质。任何文化都有其初创期和延展期的区分，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孔子的学说属于初创部分，后来对儒学的不断发展和解释，就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延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初创的，但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和后来的继承者对其都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阐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延展。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不断发展和延展的文化，有表现形式的不断变化，即从古代到近代、从雏形到鼎盛的形态变革；有内容的不断变化，即从思潮纷争到儒学大一统、从孔孟儒学到程朱理学的内核发展；有文化心态的不断变化，即从开放包容逐渐走向了封闭守旧。《易传系辞下》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学》中也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些简明扼要的概括，表达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革新的文化情怀。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延展的过程中，有些方面日趋守旧和保守，但是丝毫掩饰不了文化精神上的革故鼎新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如此，诞生于欧洲思想启蒙后和政治经济制度大变革中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具有强烈的发展性和延展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者们，始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不断创新和丰富着这个理论。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在序言中不仅修改了自己理论过时的地方，还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列宁、斯大林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他们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延展力。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有的发展性和延展性特征，使他们不会建构起相互防范的壁垒，为两种文化的相互浸溶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品质支撑。
（二）二者都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文化，所以就决定了他们也都是开放和包容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建构起中国几千年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古代文明，是因为它具有开放和包容的优秀精神品质。这种优秀品质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开放性的思维模式，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礼记·学记》也提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宋明时期，随着理学思想的诞生和书院教育的发展，不仅教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也可以自由择师。朱熹说：“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开放性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来自佛教、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其他外域文化的优秀品质和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哲学思维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强烈的开放和包容的文化特质。首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全人类解放的学说，是面向世界的思想；其次，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指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是面向未来的科学；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是面向社会与现实的文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开放和包容的文化精神，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接纳提供了可能。
（三）二者都具有实践性和能动性特征
文化产生于实践，实践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化的生命力，同时文化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文化的实践性决定了其能动性，能动性又反过来强化了其实践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的沉淀和结晶，不管是纵贯中国历史的知行学说，还是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也不论是儒家入世哲学，还是清末实学和经世致用之学，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实践的重视和关注。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强调重“人道”而轻“天道”，“天道远，人道迩”朴素的人本主义观念，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代表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动性特征。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根本所在，所以马克思主义又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毛泽东也在他著名的《实践论》中清楚阐述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他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直至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的诞生，都是得益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更重要的还是改造世界的科学，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出发点到落脚点，都反映了它强大的能动性特征，也正是这种能动性，驱动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车轮滚滚向前。
（四）二者都具有实用性和务实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以“究天人之际”为哲学基础，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所以，“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重农思想根深蒂固，也铸就了中国人求是务实的文化心态，培养了一种理性实用的精神取向。章太炎曾这样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生，语绝于无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诸多思想和学派，虽然具体观点各异，但是重视现实，学以致用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历史进入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其实就是面对中国日益凋蔽的社会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实用主义理性思想勃兴的写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人类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诸多根本问题，阶级斗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改造世界、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恩格斯多次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方法和途径，而这一点，恰恰迎合了中国社会改造的需要，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所共有的实用性和务实性特征为二者互通提供了现实需要的可能。
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文化重构的过程。从传播与选择到融合与转化，再到突破与创新，这是一个十分完备的文化传播与创新的系统，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进行创新和重构的过程。
所谓传播，就是马克思主义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通过日本、俄国、法国等途径漂洋过海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通过译著、报刊、演讲、社团等方式在中国进行传播，传播是选择的前提。所谓选择，就是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救国图存的时代主题和文化构成的多元化背景下，对涌入中国的各种文化思潮进行甄别、取舍的过程和结果。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能真正解决中国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播的结果与归宿。
回顾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文化传播与选择，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文化势差的形成，使文化传播成为必然。文化传播不同于文化交流，传播一般是单向的，是由强势文化传向弱势文化，具有机会的不均等性。而文化交流则是建立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之上的，目的是为了互通有无，增进文化的发展与丰富。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近代以来，相对于西方近代文化日显弱势，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增强了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主动性，世界近代殖民掠夺和入侵，则使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变得被动。其二，文化选择是对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近代传入中国并被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革派和革命派，以及无产阶级先后选择的文化，有“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他们围绕“中体西用”、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一切文化努力，虽然文化选择不同，但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振兴中华，表现出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其三，文化观念是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的，文化的衰退必然使社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必然呼唤一种强势文化的出现。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观念的封闭保守和落后，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最大的障碍，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中国思想界还在拘泥于“夷夏之辨”和“体用之争”中。先进的中国人正是看到了中国的落后根子就是思想观念的落后之后，才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资产阶级文化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为指导创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才在这种新文化的引领下，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和辉煌。
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讲，马克思主义属于异质文化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要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并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就必须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气质，这就是所谓文化的融合与转化。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态度。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优秀文化的一部分，由于文化来源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都有其合理和欠缺的部分，也就是说本身这两种文化就存在着互补性的结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要想实现现代化、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要想实现中国化，都要求两种文化走向融合，因为融合可以实现两种文化的互补。比如，马克思主义可以用其科学的思辨和逻辑论证弥补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而缺系统论证、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上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对劳动的高度肯定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轻视的不足；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弥补了中国传统“大同世界”的价值追求的科学性的不足；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中庸与协调、伦理与道德，马克思主义则坚持原则和斗争、民主和法治。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文化各具自己的价值和合理性。所以说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转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按照辩证逻辑的要求，要从事物自身的发展、变化中去观察事物。恩格斯曾说：“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是运动和发展的观点，是毛泽东考察中国文化发展遵循的最基本原则。既然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处在运动和发展中的，敢于破旧立新，不断地推陈出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展开的理论走向。
首先，要敢于突破，勇于创新。所谓突破，就是要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敢于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带有时代局限性和空间局限性的个别观点，敢于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中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精神。所谓创新，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推动理论上的新创造，提出符合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的文化建设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思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维度的新飞跃。关于文化创新，毛泽东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我们就是应该要有这种敢于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胆量和勇气，才能不断创造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
其次，要增强自信，以人为本。增强自信就是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进行民族文化反思的过程中，要有民族自信心，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既不能照搬模仿地“全盘西化”，又不能固守“中国文化本位”，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两种文化态度都是在中国行不通的，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赋予其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世界特色，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唯一出路。同时，文化创新要关注人民，服务大众。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的创造者，“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创新的主体，更是文化创新成果的享有者。只有在文化创新中坚持人民的观点，文化发展也才能拥有更强大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