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上数千年一直是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海洋地缘政治从来就不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原因也不难理解，中国从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只有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国家的时候，海洋地缘政治才会变得重要起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只是近来的事情。
尽管中国不可避免也必须成为海洋国家，但从海洋国家的历史看，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成为海洋国家，首先必须培养海洋意识。海洋国家首先是一种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具有浓厚的陆地意识和陆地文化的中国，要培养一种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需要艰苦的努力。
近代海洋国家起源于欧洲，这并非偶然。海洋国家不仅仅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古希腊所产生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其影响传播到从地中海地区、南欧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并且涉及到政治、文化、经济和文明活动的方方面面。在文化扩张过程中，更是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海洋强国。人们并不难理解，1945年之后建立的世界体系，是海洋而不是陆地体系。
海洋力量和陆地力量非常不同。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资源动员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实力。海洋和陆地的主要区别在于，海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陆地的动员能力。如果你要出海，征服海洋就可以了，你面对的只是自然力量。这里，海洋是你的主要“敌人”，而要对付这个敌人，你所需要的只是技术。再者，海洋是“自由的”，海洋的规则是“自由航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没有人在海洋上会阻拦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小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能够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的原因。
陆地则很不相同。在近代主权国家概念产生之前，地球的每一个地区都已经被人类所占据。如果你要从一头移到另一头，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愿意你从他们的土地上经过的人。对土地的争夺是人类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尤其在帝国时代。各国所争夺的是土地和人口。在进入主权时代以来，对土地的争夺已经到了“寸土不让”的地步。
海洋和土地的不同，也可以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产生各类资源和食品。在帝国时代，各个文明、文化和国家之间也都有贸易交往，但往往是小规模的。进入近代之后，世界上的贸易越来越依赖于海洋。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告诉人们，贸易产生附加值，而海洋则是产生附加值的中介。因此，与陆地国家相比较，海洋国家体系产生了无比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和大量的人类活动。
今天的世界体系无疑深受海洋文化遗产的影响。欧洲国家体系是16世纪之后海洋力量造就的，这个体制在大英帝国时期到达了顶峰，随后是美国。尽管美国既是海洋力量，也是陆地力量，但其陆地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美国不面临来自陆地的任何威胁。不难理解，近代以来，海洋主导着国际经济，谁主导海洋，谁就主导世界经济。
中国一向是陆地国家
中国成为陆地国家，和中国国家的形成与扩张的历史有关。无论是中国的文明还是国家，都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王朝从黄河流域向四周扩张，扩张过程中都是陆地。中原王朝经常遭受来自陆地的外来少数民族的侵入，甚至成为“殖民地”。外来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都被中国文化所消化，主动接受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外来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之后，他们经常搞扩张。中国版图的大扩张，都是在外来民族成为中原统治者之后实现的。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扩张，也同样是向陆地扩张。
容易理解，历代王朝所注重的也都是陆地地缘政治。实际上，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面临来自海洋的威胁，所有的威胁来自陆地，包括土耳其、蒙古、西藏和满洲等。中国的国防安全的重点，自然也是侧重于陆地。最典型的就是长城了。历代王朝修筑长城，其意图就是想把侵略者（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挡在长城之外。近代之前，除了来自陆地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敌人。中国因此修筑了长城，而不是海军，来应付敌人。除了修筑在本土的长城之外，中原王朝也实行朝贡制度对应付周边国家，朝贡制度是一种可控的贸易，不管朝贡国是来自陆地还是海洋。
中国在明朝时代开始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即所谓的“倭寇”。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具备了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15世纪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始，欧洲的葡萄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不过，论技术，当时的中国是最有条件成为海洋大国的。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中国都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政府层面，有名的郑和数次下西洋，就是政府财政和中国航海技术的证明。
即使是民间也具备了很大的能力，所谓的“倭寇”或者“海盗”，实际上主要的并非日本人，而是浙江和福建的民间海商活动。但是，无论是政府组织的海航还是民间自主的海航，都没有继续下去。郑和下西洋不仅被政府中止，而且政府也销毁了所有海航的数据和资料。在民间方面，政府下大力气，花了很多年镇压了民间“海盗”。从此之后施行闭关守国的“海禁”。这就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成为海洋大国的最好机遇。王朝为什么这样做？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王朝的以陆地地缘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到明朝，这个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了好几千年，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第二，既得利益的阻力。陆地地缘政治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海航需要很大的花费，这方面花费的增多，必然影响到能够用到陆地防护的费用，负责陆地防护的王朝机构必然反对发展海航。第三，在客观层面，即使当时的中国受到“倭寇”的骚扰和侵害，但威胁并不大。日本当时处于封建时代，对中国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朝廷面临太多的内部问题，并不想再找海洋方面的麻烦。结果，朝廷就用简单的镇压“倭寇”和“禁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总体上看，尽管明清时代中国也经历了国家崛起的时刻，但封闭政策越来越甚。等到晚清时代，真正面临海洋的“敌人”的时候，中国已经无能成为海洋国家了。
在19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中国才开始意识到海洋国家的强大。但即使对英国，中国也没有非常害怕。对中国来说，英国只不过是几条大船和几千军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处处被英国人打败，但朝廷仍然不重视，看不到海洋地缘大局。失败之后，以“割地”的方式应付了之。只有当中国的近邻日本成为东方的第一个海洋国家，并打败中国之后，朝廷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
1949年建国之后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对海军有战略意义上的思考，但发展海军更多的是为了国防的现代化，而与中国的海洋地缘毫无关系。在很长的冷战期间，和苏联对抗的都是海洋国家；相反，支持苏联的则是大陆国家。即使苏联本身也主要是陆地国家，其海军并不很强大，没有办法和美国等海洋国家相比。中国早期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站在一起，自然受苏联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后来和苏联交恶，更说明中国的威胁来自陆地。等中美建交之后，中国才再一次和一个海洋大国打交道。
成为海洋国家是时间问题
1980年代，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开始思考海洋文明。很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向西方，和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开放，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是海洋国家。向海洋国家开放，导致和海洋国家的互动，这是人们思考海洋文明的动机。这方面，当时很受知识界欢迎的电视片《河殇》具有典型意义。这个电视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海洋文明的重要性。不过，电视片的动机主要是想以此来推动中国的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尽管电视片给人一种有关海洋文明的思考，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成为海洋国家的实际需求。
简单地说，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需要，来自中国的开放政策所导致的中国和世界的关联。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开放政策分成三个阶段，即“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在过去的三十来年里，中国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1980年代，中国开放政策的主题是“请进来”，也就是打开国门，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没有、也不会发生冲突。到了1990年代，中国确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实行了“接轨”的政策，也就是调整和改革自己的制度体系，来适应世界体系。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也不会发生冲突。
从本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海洋地缘的崛起。中国资本“走出去”，表明中国需要发展出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周边海洋资源的大发现，加快了周边国家在和中国有争议的海洋（岛礁）地区开发资源的步伐，这大大加剧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围绕着海洋岛礁的主权争议，甚至冲突。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必须转向海洋，把海洋地缘政治提高到议事日程上来。
海洋地缘政治重要起来了，但要成为海洋大国则不容易。中国过去从来就没有注重过海洋，现在开始讨论海洋和海军，仅仅是一个开端。英、美国家花了很长的时间成为海洋的主人。现在，中国努力仿效今天主导着世界体系的美国，但已经没有了当时英、美等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历史条件。尽管无论是主观上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还是客观上的环境制约，都不容许中国能够像从前的海洋国家那样，顺利成为海洋国家，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当然，中国学习其他海洋大国的经验，并不是要重复其他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路径，中国必须探索自己成为海洋大国的道路。今天的全球化环境，已经为海洋地缘政治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条件。尽管全球化在一些方面强化了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则使得地缘政治变得不那么重要。全球化表明各国之间的贸易，表明海洋地缘的重要性，但金融的全球化则表明金融经济的重要性，而金融经济则使得海洋地缘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金融活动不需要经过海洋。
如果说在海洋地缘政治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贸易和金融经济至少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而且金融经济的未来，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诸如此类新出现的要素表明，中国要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新环境，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海洋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