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东北亚地缘政治困境
中美两国位于地球东西两端，中国是东北亚地区大国，美国是北美地区乃至世界大国，两国存在着文明、发展、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美国依托自身超强国力和美日、美韩联盟在东北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中国发展受到美国的多方掣肘，中美关系存在着霸权国与崛起国的竞合要素，世界历史上霸权国与崛起国残酷竞争的案例，启迪着中国努力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致力于建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中美国家元首两次会晤，拜登副总统一次访华，中美两国进行了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了第四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两国投资协定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中美两国进行了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建构新型关系的尝试，力图走出二者由竞争走向对抗与冲突的历史宿命。
中美关系发展的“过去时”与“进行时”主导方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当前中美关系问题时无疑拥有比中国更多的资源、手段和主动权，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多重战略目标：既有分享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经济崛起成果的意图，也有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应对中国崛起挑战的动机，更有利用东亚地缘政治环境新变化实现巩固盟友关系、扩大伙伴队伍、确保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目标，同时也含有封堵中国崛起地缘政治空间的意蕴。奥巴马政府多次强调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指向中国，但美国欲将海空军力的60%部署在亚太，越来越多的军舰和飞机部署在中国周边海域。中国凡与周边国家出现任何领土争端和利益矛盾，美国都做出了指责和不利于中国的立场选择。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美国的感受如芒刺在背，视若挑战和威胁。美国事实上扮演了遏制中国的幕后推手，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充当了“角斗士”，美国的全球盟友则扮演了推波助澜角色，在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设立等问题上，西方舆论集体鼓噪，将中国护持国家主权的合理诉求抹黑为咄咄逼人的“强硬”者和“在海上伸展肌肉”等，美国幕后遥控将中国置于海疆争端困局。事实上，中国周边闹海的震源来自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来实现孤立和制衡中国的目标。
然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美国对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诉求正在呈现出缓慢与无奈接受的趋向。美国维系超强军事强国的努力明显受制于经济发展缓慢和国家财政困难，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接近，两国曾经严重失衡的军事力量对比关系必将逐渐发生变化，美中关系格局美强中弱的权力失衡现象也将缓慢改变，中国拥有和平发展强盛国家的前景与希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中国日益强大、中俄战略协作（“权宜轴心”）和“增加军费而不令国家破产”的三重挑战。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对冲将中美关系推向困境式新型大国关系。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角色与战略选择的视角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国家，争取和平发展机遇期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要求其“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探索建立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友好的方针，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1］
中美关系在当代国际体系中虽然存在着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矛盾，但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目标规制了中国不会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中美关系恶性竞争与对抗带来两败俱伤的“双输”前景也将制约双方进行零和博弈的政策选择。两国具有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式维系维护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空间，“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国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地位和发展潜能（英国智库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规模将可能增至美国GDP的83%）、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地位、在东亚地区的地缘优势地位、多年来与亚太国家形成的贸易关系等，中国通过与亚太国家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和平发展效应惠及周边国家，改善和深化周边关系，化解崛起危机，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围堵中国意图将形成有力掣肘。中国应以自信心态欢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作用，敦促美国尊重亚太各国国家利益与安全关切，以实力平衡美国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的不良用意。
二、中日政治、安全与外交抗衡关系的浮现
2013年东北亚地缘政治困境凸显为中日关系困境，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中日战略抗衡关系浮现。
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不仅在钓鱼岛争端中坚持对华强硬立场，导致钓鱼岛争端持续、深度发酵，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已不仅限于借助炒作“中国威胁论”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抱负，而是倾向于视中国为战略敌手。
首先，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安倍政府始终拒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声称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完全违背了当年与中国达成的搁置争议这一重要共识和谅解默契，直接导致中日双方政府高层交往陷入中断，两国民间对立情绪持续升温，日本的购岛行径打开了中日关系走向恶化与抗衡的“潘多拉魔盒”。
其次，在钓鱼岛危机的处理方式上，中国坚持派遣公务船和公务飞机在钓鱼岛海域和空域进行“常态化”维权巡航执法行动，日本在应对中方的维权反制行动时，刻意突出军事色彩，制造紧张气氛，推动危机不断升级。从2013年初宣称对进入钓鱼岛空域的中国飞机使用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到炒作所谓的“火控雷达照射”和海监船机枪“瞄准”日方船只事件，再从日本首相批准对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采取包括击落方式在内的强制措施，到日本舰机强行闯入中国军事演习区事件，日本上述行为导致中日摩擦升级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变得越发现实。日本还大力发展军备，强化军事部署，以增强对钓鱼岛的控制和防卫能力。包括在钓鱼岛附近的与那国岛部署监视部队，在冲绳那霸基地部署E-2C侦察机，以增强对钓鱼岛的情报收集能力；筹建海军陆战队，研发射程在400-500公里的短程弹道导弹用于钓鱼岛防卫，以提高快速部署能力；通过装备的更新升级，提升防空能力；并动员陆海空自卫队实施联合演习，以增强“夺岛”和“守岛”的实战能力。
第三，中日在钓鱼岛危机中的分歧面继续扩大，已从海域拓展至空域，衍生出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符合中国《国防法》、《民用航空法》、《飞行基本规则》等国内法，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而日本则借题发挥，制造事端，挑衅中国。安倍就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涵盖钓鱼岛表示，“这如同宣示尖阁诸岛领空就是中国领空，完全不能接受”，并称“正在要求中国撤销一切措施”。日本参众两院也通过决议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表示严正抗议。中日两国防空识别区存在重叠，对于重叠空域内的飞行安全问题，中国表示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有关技术问题与日方进行沟通，共同维护有关空域的飞行秩序和安全。而日本外相则称，中国划设涵盖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是对飞行自由的侵害。日本不会考虑开展以此为前提的对话”。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争议导致中日间的紧张继续升温。
第四，日本为谋求其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优势，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对中国开展制衡，以争取在钓鱼岛争端中对中国形成牵制。日本希望借助美日同盟的力量，利用美国对其在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支持，以及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承诺，积极拉拢美国共同对中国施压。安倍政府还在地区和国际上针对中国拉帮结派，挑衅滋事。就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安倍在日本东盟特别峰会上公开表示，中国欲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以及限制国际航空秩序的行为十分令人担忧，呼吁东盟各国对日本立场给予认同和理解，甚至提议在联合声明中将其写入并称之为安保上的“威胁”。
第五，在外交方面，安倍提出开展“战略性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战略”、“价值观”及“维护国家利益”这三个关键词透漏出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具体来讲，一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拓展美日印、美日澳及美日澳印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构建由美日澳印组成的遏制中国的“民主安全菱形”。安倍认为“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美国与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国家日本成为伙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基轴，这应在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中最为优先”。为此，安倍政府着力修复美日同盟关系，推进普天间机场的迁移及嘉手纳以南土地的归还计划，为驻日美军重组扫清障碍，同时还加入了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在巩固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安倍试图推进与印度、澳大利亚的战略关系，加强在海洋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
近年东北亚政治与安全局势的显著特点是中日关系困境，随着安倍政府推行日益强硬的对华政策和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应对政策，两国战略互惠日益消亡，战略抗衡关系逐渐浮现，东北亚地缘政治困境举世瞩目，管控中日关系危机成为当务之急。
三、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困境
朝鲜半岛位于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国战略与利益的博弈建构了朝鲜半岛问题，使其始终是东北亚地缘政治与安全困境的发酵场，亚洲的巴尔干火药桶。朝鲜半岛是大国战略与利益的博弈场、平衡点，必然要催生出朝鲜半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集中表现为朝鲜时局问题（朝鲜对外政策走向）、朝核问题和朝韩对峙问题等。朝鲜半岛的核心问题是弱势方朝鲜地处东北亚地缘政治博弈点敌强友寡，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旋律中落伍于全球政治思潮与政治实践变革的浪潮，国际政治处境孤立。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家族世袭制的领导体制，使其内以先军政治、外以拥核战略立威强国。家族世袭统治和拥核战略是朝鲜问题的主要特征。家族世袭统治使朝鲜无法走向改革开放道路，把握时代发展脉搏，融入国际社会，进而成为现代化国家。拥核战略加剧了东北亚安全困境。2013年朝鲜半岛问题集中表现为朝核问题。当年2月12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宣布朝鲜当天成功进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随后，朝鲜采取了一系列危机边缘政策，美韩两国也因此强化了安全合作，提升了对朝威慑力，导致朝鲜半岛局势不断升级，新一轮朝核危机再次爆发。朝鲜拥核战略的意图主要来自于朝鲜“主体思想”、“先军政治”，也源于对现实区域环境的认知所产生的对国家安全上的疑虑，冷战后，萨达姆政权和卡扎菲政权的覆没及其悲惨结局进一步坚定了朝鲜拥核的决心。朝鲜拥核战略是实现国家政治与安全战略的一种手段，旨在通过拥核实现保障朝鲜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安全，以拥核事实胁迫国际社会接受现实，最终达到解除制裁、实现“强盛大国”的战略目标。然而，朝鲜坚持拥核战略恶化了自身生存环境，加深了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处境，加剧了东北亚安全困境，催生了周边各国对拥核朝鲜的反对举措。
朝鲜拥核战略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环境提出了重大挑战。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场距中国边境仅98公里，新投入使用的导弹发射基地距丹东市48公里。一旦朝鲜核试验或导弹发射出现事故，地下水、地面土壤、空气都将被污染，中国邻近地区也会受波及。中国始终坚持使用和平方式处理朝核问题，以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朝鲜高调拥核打破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局面，势必会带来拥核的“多米诺”效应，引起东北亚其他国家以安全为借口开发核武器。新一轮军备竞赛将会在中国周边展开，为紧张的东北亚局势雪上加霜。朝核危机加剧了半岛紧张局势，直接威胁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迫使中国做出战略应对。
近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新变化是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出现的地缘政治均势效应作祟。中国崛起无论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还是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21世纪初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聚光灯”下，成为国际体系结构演进和东北亚格局结构变迁的推动力量，中国崛起催生了他国联美抑华平衡中国的战略诉求，塑造了中国崛起背景下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与困境。东北亚地区各种力量都在对地缘政治环境与力量结构的变化做出反应：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对中国和亚太地区新兴国家崛起应对战略，其强化美日、美韩同盟则直接剑指中国崛起，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强化有防御美国“东方版北约”的意蕴，中日战略互惠名存实亡代之而兴的是两国战略抗衡（钓鱼岛争端是导火索）。
为了在东北亚地区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目标，中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和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把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中俄关系和平友好是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稳定的基石。深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稳定的保障，通过提升中美战略对话、增加中美战略互信、减少中美战略互疑、发展中美战略互惠的途径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是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我们应将中美关系建立在务实合作和利益纽带的坚实基础上，超越两国间存在的分歧，实现相互尊重与包容。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要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韩、中朝友好关系，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对于东北亚地区各国和平、繁荣、共赢意义重大，朝鲜无核化是东北亚地区和平的需要，拥核朝鲜不符合东北亚地区各国安全利益，深化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是朝鲜弃核。中韩经济合作基础坚实，发展中韩友好合作关系有益于双方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节制日本安倍政府的右翼化和军事化走向。中日关系危机和战略抗衡关系的发展要求两国强化危机管控能力，把握中日关系大局走向，避免对抗局势失控引发战争风险。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201109/t100003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