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讲，执政安全环境是执政党不受内外的威胁和破坏而保持稳定有序的执政状态。对一个国家而言，良好的执政安全环境不仅能有效维护政治安全，而且还能保障国家安全环境的良性运转。倘若执政安全受到威胁，政治局面势必出现混乱，国家安全环境恶化在所难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和领导核心，肩负改革发展的历史重任，在执政安全环境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十八大以来，在两个“百年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环境现状总体保持平稳，但也潜藏诸多不确定性，有必要对其展开深入探讨。
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执政安全观是党执政安全环境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安全观以国家为立足点，突出国家在执政安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1]（P170），从古代城邦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形态代表当时政治安全的最高水平，反映各阶段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因此，在一个政治独立的国家里，健全组织社会管理功能和阶级统治政权功能，能够为执政安全提供制度保证，也提供意识形态多种方式执行职能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调革命对执政安全环境的维护作用。马克思主义指出，鉴于人类战争起源于暴力的经济制度和现实利益冲突，只有等到全人类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灭亡，战争才能最终消亡。要彻底战胜反动势力，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治安全环境，“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2]（P619）。通过革命手段，制定防止侵略战争的共同国际政策，阻止战争的爆发。
对于如何维护执政安全环境，马克思主义给出用国际主义来保障。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造成工人阶级的民族对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舆论工具则强化这种对立，同时还掩盖本国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只有在民族国家基础上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用国际主义唤醒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阶级压迫，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才能根本消除这种对立，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从而确保民族国家政治安全环境的和谐稳定。马克思主义特别看重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无产者的国际合作，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当然，马克思主义把这种合作严格限定在无产阶级的范畴内，是阶级性的国际合作。马克思主义承认，劳动者的国际联合本身就带有维护和平的天然使命，国际工人协会就是具有和平性质的国际组织，因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最终使得各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归根结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革命观、国际主义等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判断执政安全的基本原则，它对于理解中国执政安全环境的时代性具有指导意义。
毋庸置疑，执政安全环境是后发国家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务实选择。作为安全环境进程中从国家主义向地区主义的过渡形式，中共执政安全环境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增量变革的过程。它保留执政安全的执政为民、国家治理、和平发展观、中国道路等执政安全环境的一般属性，同时强调执政安全环境在国家安全环境中的特殊地位，体现为一种“刚性权力结构”的国家安全观，适应了中国安全环境的现实诉求。
首先，中共执政为民理念得以确立，执政安全平稳运行。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共的立党之本和执政之基。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3]（P1162）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党只有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中共“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4]（P324）他反复强调，人民群众的知识，人民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和实际的，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再告诫中共的党员干部：“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5]（P547）他提醒党员干部不能脱离民众，应该像鱼那样“知水性”、“懂水恩”，以百姓之心为心，了解民众所思所想所盼，及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全心全意为民众谋福祉。只有这样，中共执政安全才具有可持续性。
时过境迁，伴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中国政治生态已发生很大变化，社会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日趋显现，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与竞争也更加激烈。这对一个长期执政的中共来说，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矢志不渝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并非易事，它有赖于中共执政和人民依赖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因为“人民选择中共执政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能真正为他们造福，为他们解难。如果不能做到这两点，人民就可能抛弃你。”[6]这更要求中共加强与广大民众的血肉联系，秉持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传统，靠自己的表现来接受人民的选择，从根本上解决现存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忠诚问题，防止公共权力的私有化，“让人民过去选择我们执政，现在选择我们执政，将来还可能选择我们执政”[7]。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也强调：“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9]要求中共党员干部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传统，把党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积极转变工作作风，以人民利益为重，倾听民众的呼声，反映民众意愿，集中民众智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让民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同时还在公共权力的各个环节上摒弃一切人治思维，细心研究民众的利益，关心民众疾苦，体察民众情绪，把广大民众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充分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发挥各阶层的创造力，共同推动中共执政安全的成长。
其次，中共注重国家治理建设，执政安全环境焕然一新。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让中共在具备洞悉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远见、与时俱进改造其执政方式自觉性的同时，还能用法制化和有序化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规范中共的执政行为，实现美国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一书中所推崇的“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10]秩序下的理想良治社会。为此，中共推出一系列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改革措施，例如，通过简政放权，加快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集中精力抓好中国的经济调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之服务于集体的社会利益，从而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政治经济体制，实现一条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11]（P187）；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只要“人民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12]，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取信于民。
受此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在国家治理上取得显著成效。中共中央在经济改革上提出定向刺激、调整结构的新常态经济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平稳推进；取消和下放了144项行政审批事项，需报中央管理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60%；先后查处薄熙来、徐才厚等一批高官腐败案件，“打虎拍蝇”、剜除毒瘤，涤荡“四风”、清扫痼疾，转变执政党作风，赢得民众的广泛赞誉。同时还通过收入分配，健全中国公共财政体制及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严格、高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和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和收支管理，改进政府采购制度，革新政府资助体制等。此外还模拟适应信息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电子政府组织形态，推广“政务大厅”、“一站式服务”、“政务超市”等一条龙行政服务机制，积极创造条件让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社区公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一句话，中共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执政党的管理思维，从管理型和全能型执政向治理型和服务型执政转变，从而保证中共执政安全的平稳运转。
再次，以和平发展观为核心的世界话语体系基本确立，中共执政安全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放大。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把和平发展观放在执政安全的首位。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把和平发展观作为治国之本，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P57）。胡锦涛在继承邓小平的和平发展观基础上，把和平发展与建设和谐世界紧密相连，倡导“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突出“和平、发展、和谐”的价值取向，充实和平发展观的内涵。《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白皮书，还“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必然性和坚定决心，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更将中国发展战略展示在国际政治的‘阳光地带’中。并积极主动地展示中国的战略构想，用世界舆论接受的语言表达中国。”[14]由此，和平发展观不仅成为中国崛起的象征，也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根据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把“富强、民主、和谐、幸福”理念，与和平发展观的“共同、协作、均衡、普惠”有机结合，科学诠释和平发展观的内质，完成和平发展观从探索阶段走向成熟的飞跃。用习近平的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15]这一历史性飞跃，是在中国综合体量不断壮大与国际情势日趋复杂的共振背景下出现的，它承载着中共对其和平崛起的一种价值判断和精神向往，标志着中共和平发展的世界话语权基本确立，为中共执政安全环境构筑起精神家园。
最后，中国道路的自信增强，给中共执政安全环境带来正能量。中国道路是改革开放后中共根据自己国情设计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该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追求“民本主义”理念，高扬民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30多年改革实践，中国道路取得巨大成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政治社会保持稳定，国际影响力显著上升，让中共更加坚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力。对此，美国的卡欧尼这样评价道：“中国经济的傲人成就足以证实中国道路的有效性，包括更为妥善地处理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解决五亿人口的脱贫问题，以及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从而提升长期国内消费需求等。”[16]美国的史蒂格里兹也感言：“中国道路不仅仅是代表中国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与西方自由民主相对立、适合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模式，其实还蕴藏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即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效仿的发展方案。”[17]（序言）中国道路的成功推进，向世界彰显“北京共识”的独特魅力和普遍价值，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争相效仿的典范，从非洲国家、巴西、俄罗斯到越南都在试图模仿这一道路。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发展援助模式的明显有效性，以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所成就的庞大经济利益和生活水准的提升，非洲国家领导人、学者和媒体开始考虑跟随中国经济改革之脚步的好处，而这一点都不足以为奇。”[18]由此可见，中国道路不仅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误读和偏见，而且也为中共执政安全环境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应该承认，中共执政安全环境是中国转型期所形成的一种安全环境。该安全环境在为中共放手施展政治抱负、用刚性权力打造国家安全结构框架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冲击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许多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已迫在眉睫，构成执政安全环境的上行压力。
一是非西方文明社会的政治觉醒对中共执政安全的冲击。不可否认，冷战后，随着民主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股非西方文明社会的政治觉醒浪潮，先后从东欧、中亚向中东、北非地区展开，“这种觉醒具有社会的广泛性、政治上的极端性以及地缘范围的全球性”[19]（P160），成为21世纪初期国际社会壮烈的政治觉醒图景。这场政治变革，在民族主义和宗教外衣的烘托下，通过主权身份认同，构筑起一道民族主义的边界，赋予其爱国主义意义。与以往的民主化运动不同，这次民主变革在手段上采取非暴力的宣传、动员、集会抗议、舆论施压等，借助策划选举运动达到政权更替目的展开，迅速在非西方文明社会赢得合法地位，在具有相同处境的国家民众中激起广泛的心理共鸣，不断发酵外溢，聚合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冲击着国际政治安全的堤坡。在它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境外势力和组织乘势煽动中国社会不满情绪，提出非法政治要求，寻机制造社会动荡。进入2014年8、9月份以来，香港社会围绕2017年“普选”进行广泛讨论，一些反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向政府发难，他们打着要求“真普选”的旗号，通过“占领中环”运动压中央和特区政府妥协，导致香港交通堵塞、学校停课、商店关门、游客减少，给香港造成3500多亿港元的经济损失，产生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这种以非法手段追求违反基本法的政治目的的“占中”运动，无论“占中”组织者、煽动者如何巧言粉饰，“公民抗命”也好，“和平”“非暴力”也好，“占中”违法的本质是改变不了的，其结果必然是践踏法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并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香港“占中”运动的持续发酵，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倘若我们麻痹大意、认识不够、准备不足、能力缺失、处置不当，都会对中国主权安全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甚至直接危及中共执政安全环境的稳定。
二是执政安全把中共推到改革最前沿，使执政党的政治回旋余地受限。现阶段，中国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大变革，成功与否事关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为实现强国梦，中共作为执政党，必须高瞻远瞩，尽可能排除一切干扰，保证改革预期的顺利实现。为此，执政党往往肩负着党和国家兴亡的历史重任，公开站在改革前台，“利用历史经验知识和思辨给养，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摸索前进道路’，‘实事求是’、探索性地制定政策，以解决党面临的并在不断出现的具体问题”[20]（P146）。有时为推动诸如新常态经济、反腐倡廉之类的改革政令的实施不惜动用“铁腕”。这样一来，中共的政策主张就变得鲜明而又刚硬，一定程度上加重中国政治制度的刚性色彩，即美国的奈斯所说的“纵向民主”，而相对弱化民主监督的弹性成分，不免给人留下“运动式改革”之嫌。如果这种状况任其延续的话，中国执政安全的未来走势可能将不再取决于政治制度的优劣，更多由中共领导人的治国能力和个人威望来决定，从而降低中国社会的政治承受力。从目前中国政治格局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承袭以中共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传统，中共领导人在这场变革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执政期间的任何失误，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给中共执政安全环境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机会，诋毁和削弱中共的执政地位。他们借用西欧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所谓“新社会主义”[21]（P21）、“第三条道路”等学说，鼓吹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弱化中共的理论思考和原创力，质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执政党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特殊时机、特殊人物，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煽动群体性事件，图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极少数人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大肆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否定中共的领导权威。另外，境外的反华势力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旗号，对执政党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胡说中共“没有人道和法治”，恶意攻击中共的人权事件。他们利用联合国人权机构等组织，抛出反华议案，污蔑中共的人权状况，用双重标准指责中共的司法、反腐败，以及民族宗教等政策。在香港“占中”运动中，他们公开支持反对派，极力为反对派打气，大肆吹捧黎智英、黄之锋、戴耀廷等反对派人士的所谓“民主自由理念”，抹黑竞争对手。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盖瑞特就放言，“华盛顿要求继续在香港推动民间、社会力量争取民主诉求运动，尤其是推动青少年在社运中扮演先锋角色。”[22]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也表示，美国对有关香港警察殴打示威者的报道表示“深切关注”，“我们呼吁香港当局对事件展开迅速、透明、彻底的调查。我们再次向香港当局呼吁展现克制，同时也呼吁示威者继续和平表达意见”[23]。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接受质询时也发表干涉香港的言论，他说：“我们应该站出来支持香港人的民主自由权利”[24]。一些西方媒体还把这次香港“占中”运动冠以“雨伞革命”的标签，法新社报道，在“雨伞革命”运动，示威者仅以遮阳伞和决心，瘫痪香港市中心以争取“民主”，雨伞迅速成为他们的标记。美国最新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是抗争者举起雨伞的照片，直接加上雨伞革命的标题，《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直指这场抗争是过去十年最严重的一次。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分析文章则渲染称，这场“雨伞革命”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威胁”[25]。所有这些言行客观上制约中共执政能力的施展，污染中共执政安全的成长环境。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由于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越来越困扰着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努力控制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可能造成中共执政安全的重大隐患。一旦这些安全隐患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势必引发更大规模的执政安全环境危机。
四是西方加大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力度，由一般演变发展为“精确演变”，积极在国内重要阶层、重要部门、重要人员中寻找对象，培植代理人集团，并通过名目众多的诸如福特基金会等形式，向中国的社会精英传输各种西方价值观，培植瓦解社会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等“文化基因”，弱化中共执政安全的社会基础。大中东事变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数次点到中国，对中国互联网管理横加指责，其用意发人深省。当前，思想文化等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前沿，斗争方式已从“枪杆子”为主转向“笔杆子”为主。在这场斗争中，媒体是主战场，网络是发动机，导向是导火索，已变成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由此看来，中共要想真正建立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执政安全话语体系并非易事。
中共执政安全环境是在执政党领导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不断探索和整合的过程。为使中共的执政为民等在执政安全环境中真正发挥作用，切实增强它们的有效性，有必要摒弃为执政而执政的传统思维定式，跳出执政看执政，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在机理、机制和方式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安全治理模式，努力实现中共执政安全环境的有序发展。
第一，加强中共执政安全机理的有效运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执政安全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以中国梦为指针，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各国一道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以实际行动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负责任的形象。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快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步伐，探索出一种民主政治中国化的制度安排，抵御颜色革命对中共执政安全的侵蚀。中共应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发挥民主党派和利益群体监督与制衡的作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还要敏锐把握颜色革命的变化，研究颜色革命的规律，对其手段和途径要有充分把握，尤其对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利用颜色革命，制造和利用矛盾、培养代理人集团、控制舆论导向、设计“引爆点”、利用互联网推波助澜，诱导诸如香港等地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有前瞻研判和充分准备。从香港“占中”运动中反对派采取的策略看，他们就是在寻找各种借口推动事态的扩大，譬如，香港警方明明已经保持最大克制，退到维护法律尊严的底线，但反对派还是高喊受到暴力镇压；中央和特区政府明明保持最大忍耐，退到维护社会安定的底线，但反对派还是不断提出更加激烈的诉求。反对派的真实目的就是急于发动“颜色革命”，让香港变天。香港“占中”运动告诉我们，真正的民主，是本着宽容和妥协的精神，通过和平协商达成共识，并保持在法律和秩序的轨道内。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与香港反对派搞的煽动暴乱、违法抗法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政府与香港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已发展成为捍卫民主与破坏民主、保卫社会与撕裂社会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在重新回到民主协商的正常轨道前，中国政府没有回旋余地，如果在动乱中退让，就只能刺激更大的动乱，香港将再无宁日。此外，也要对敌对势力利用类似“维基解密”方式，散布诸如一些腐败官员及家人的巨额存款、资产及出卖国家利益的真假信息，制造“愤怒日”等爆发点，迅速煽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等风险，中共如何加以应对，必须认真研究，制定合理预案，以保证中共执政安全环境的基本稳定。
第二，深化中共执政安全的长效机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中国执政安全的最高境界。为落实中国执政安全，中共可在秉持执政为民的“民本主义”思想、贯彻好群众路线、突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通过党的自身建设、协商民主制、统战国际化等途径，不断完善中国执政安全的机制建设。通过坚持中共的党性原则，改革执政党的领导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抓好党员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的自我修养和执政水平。中共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中国化实践、坚持中国梦的科学理论创新、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正常换届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健全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为各方优秀人才建功立业开辟发展空间。狠抓党员的思想教育，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弘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等优良作风与自身的工作和生活相结合，自觉抵制各种境外反动和腐朽思想的侵蚀，努力造就中共执政安全的中流砥柱。
第三，拓宽协商民主制的范畴，培育协商民主的多元主体地位，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针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深化对协商民主制功能定位的探讨，提炼协商民主的理论范式，运用对话、谈判、联谊等协商民主形式，健全社会政策的决策机制。在巩固政治协商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理性看待社会结构中的群体多元价值观的选择，强化各个主体的权利主体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把拥护执政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尊重民意、与时俱进作为协商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以国家宪法为准绳，按照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明确其履行的各种义务，通过设立国家、地方、基层三个层面的民主协商委员会，统领协商事宜，协调各参与主体立场，逐步把协商民主纳入法制化轨道，巩固中共执政安全的社会基础。
第四，组织和开掘统战工作的国际资源、发挥统一战线国际化的引领作用，拓展中国的爱国统战国际化优势。为此，一方面积极扩大同世界各国政党交往、不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国际政党高峰论坛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关系和人民友谊的政党交往关系。组织专门力量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现状和发展规律，采取灵活和务实的措施联络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感情”。广泛运用大众传媒，加强与世界主流媒体的交流合作，精心设计和推出一批国外民众真正感兴趣的、能够真实反映中国统一战线实际的新闻精品，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统一战线的新变化，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统战特色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依托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优势，抓紧做好台港澳新生代人士的工作，切实调动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积极性，挖掘海外留学生的民间大使的潜能，壮大爱国统一战线队伍，共同助推中国海外统战事业的发展，为中共执政安全托起一片蓝天。
第五，强化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保证中共执政安全的顺利推进。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重点推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26]这就要求中共有敢于担当的精神，旗帜鲜明，勇于承担应尽责任，不断研究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了解民众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期待与要求，动员和整合各种资源，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狠抓意识形态的导向，重视执政党宣传思想队伍建设。中共还应在对媒体的管理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和互联网宣传管理机构与队伍建设，在文化市场和社会文化活动的管理上持续深入开展扫黄打非行动、加强对各类讲座和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管理，在网络信息安全治理能力上加大依法管理网络的力度、增强立法的前瞻性、加强各部门间的协同配合、注重人的因素，在网络安全上加快网络安全技术研究开发等。中共更应从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度，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开展主题宣传、典型宣传和形势政策宣传，抢占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制高点。只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中共执政安全就能得到有效保障。我们衷心祝愿中共的执政安全环境明天会更好！
注释：
[1]“纵向民主”是指由一个庞大且稳定的领导阶层和一个同样庞大的民众基础所构成，通过两者之间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互动交流以实现意见的统一与共识。参见[美]奈斯：《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47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7]中共从神秘到开放：高层坦诚答问让海外学者意外[N].南方都市报，2014-09-08.
[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报，2012—11—19.
[10][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M].转引自福山的良治社会三要素[EB/O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8576.
[11][20][英]皮特·努兰.中国处在十字路口[M].张瑾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
[12]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163.com/14/0905/20/A5DIO9J600014SEH.html.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和平发展白皮书旨在增信释疑[N].新京报，2005-12-23.
[1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30.
[16]Tony Karon.Why China Does Capitalism Better than the U.S.[EB/OL].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43235，00.html.
[17][美]史蒂格里兹.全球化及其不满[M].李杨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18]Smith，Jennifer Grace.The Beijing Consensus:China""""""""s Next Major Export？[J].China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Review，2010，（5）.
[19][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M].陈东晓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1][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M].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2][25]颜色革命：西方媒体定性香港占中[EB/OL].http://news.163.com/14/1004/18/A7O0EKGU00014JB5.
[23][24]英美就占中发表干涉香港言论[EB/OL].http://hm.people.com.cn/n/2014/1017/c42272-2585409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