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7日至2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筹建会议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2015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的签署，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
回顾亚投行筹备的简短历程，自2013年10月中国首次提出成立设想，并于2014年10月，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国家在北京签约决定成立亚投行以来，亚投行迅速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焦点和亮点。按照最初的协议，亚投行初始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设立亚投行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本质上说，亚投行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政府间多边开发机构。从一年半的实践来看，与其他区域性合作组织相比，亚投行确实在合作机制和理念上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因此，亚投行吸引全球关注并成为许多国家积极参与的平台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成员国来源丰富，背景多元化
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初始成员国共有57个（注：按照亚投行的规则，2015年3月31日是申请成为创始成员的最后截止日期，但是3月31日后还有2个星期为向已有成员征求意见时间，所以最后更新数据的截止时间为4月15日），包括中国、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约旦、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卢森堡、阿联酋、瑞士、伊朗、韩国、土耳其、奥地利、西班牙、格鲁吉亚、丹麦、荷兰、巴西、澳大利亚、芬兰、埃及、南非、俄罗斯、马耳他、吉尔吉斯斯坦、以色列、阿塞拜疆、瑞典、挪威、冰岛、葡萄牙、波兰。这57个成员国在来源地、发展水平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等方面均显示出形式多样、水平兼顾的特征。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来分，亚投行初始成员国中有22个发达国家，有35个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3月31日，GDP全球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和中国台湾外，其余都是亚投行成员国，占全球GDP比重为57%，按GDP（PPP）计算则为63%。
按地理位置来分，57个国家涵盖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和南美洲，其中亚洲34个国家，欧洲18个，大洋洲2个，非洲2个，南美洲1个。按照亚洲域内还是域外来分的话，共计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
亚投行成员国参与其他区域性政府间组织的情况。亚投行成员国中有14个是欧盟成员国，占欧盟国家总数的50%。有14个成员国家属于G20集团。有4个属于G7集团。另外亚投行包括了金砖五国、东盟十国的所有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中有12个是亚投行成员国（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因为不是独立的国家未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34个OECD成员国中22个是亚投行成员国。南盟成员国有6个是亚投行成员国，不丹和阿富汗没有加入。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中除了阿富汗之外其他8个国家都成为亚投行初始成员国。亚投行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都是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另外在安全合作组织中，亚投行包括了14个北约成员国（共28个）、4个集安条约组织（共6个）以及全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8个）。
由此可见，亚投行初始成员国的来源地十分广阔，兼顾了不同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国家，充分体现了多元化创新性发展、求同存异与合作共赢的思想。
亚投行是近些年来国际合作中少有的一个例子：在核心领域由发展中国家提出概念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这是一种巨大的创新。近年来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南北国家之间、甚至南南国家之间很难形成一致的认识，但是在亚投行问题上许多国家基本形成共识。从一开始西方国家直截了当地拒绝到后来争先恐后地加入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对于亚投行立场的转变。这不仅仅是对亚投行的认同，也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可。
亚投行是首次由亚洲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多边机制。虽然中国放弃了一票否决权，但是中国在亚投行中拥有充分的话语权。亚投行筹委会秘书长金立群表示“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之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规模，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在初创阶段中国的出资额可最高达50%”。 按照约定：亚投行的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其中亚洲国家出资占70%~75%，亚洲以外国家出资占剩余的25%~30%，各国的出资比例原则上将由经济规模决定。若按照普通GDP的算法估算，中国在亚投行的出资比例或达到36%左右；若按照GDP(PPP)的算法估算，中国的出资比例虽然会降低但仍在30%左右。最新情况显示，由于日本明确不加入亚投行，中国在亚投行的出资比例或有提高，达到40%的水平，届时中国将成为最大出资国，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其实，无论以何种算法，中国都将是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拥有充分的话语权。作为全球人口第二大国、中国的传统竞争对手印度表示有意向成为亚投行第二大出资国。
在亚投行总部的选址问题上，筹建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曾表示，根据2014年10月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各方已一致同意将总部设在北京。至于亚投行首届行长的人选，金立群将是行长职位强有力的竞争者。金立群长期以来一直负责亚投行筹备事务且资历深厚，曾担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财政部副部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毋庸置疑亚投行将切切实实为亚洲地区和人民带来福祉。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让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发挥更大投资效益，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配合国内的经济转型改革；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将积极支持包括亚非欧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给这些国家和等地区提供资金、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持。
此次亚洲以全新的姿态重回世界舞台，第一次在国际事务中展示完整的亚洲姿态，既不同于过去日本主导的东亚发展路径，也不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东亚四小龙出口导向机制，而是关乎整个亚洲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亚洲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个位于亚洲。在经济发展上亚洲相对于欧美属于新兴力量，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能解决好亚洲问题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能带动亚洲地区的整体繁荣也是世界经济的福祉。
开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尼总统苏西洛会谈时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时的动机就是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亚洲国家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中方愿意在未来的亚投行框架下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技术等支持。亚投行是亚洲地区南南合作的一个典范，也是一个重要里程碑。相较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或者是当年日本的雁阵模式，亚投行结合“一带一路”战略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亚洲发展、并且愿意与所有亚洲国家包括其他域外参与国家共享发展成果的决心和信心。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尽管2014年中国GDP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但是人均GDP仍处于中下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环顾亚洲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居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要实现自身的国富民强，同时也要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职责。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贫富差距扩大，低收入国家民不聊生既不利于地区稳定与繁荣，也不利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将致力于推动亚洲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真挚希望所有国家都取得发展和繁荣，也愿意与这些国家一起分享合作的经验与成果。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多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基础设施普遍比较陈旧和落后，中国在这方面有资金、有技术，也有与他人合作共赢的宽厚胸怀，因此，在求同存异、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合作的领域和空间，这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机制给所有亚洲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新路径。
与此同时，从数据上来看，到2020年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的国内投资和2900亿美元的区域投资，亚投行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亚洲开发银行的短板，但是仍然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存在。这就是其他发达国家蜂拥而至、加入亚投行合作机制的重要原因所在。在巨大的商机面前，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果断抛弃了美国投入到亚洲大开发中，除了表面的利益因素外，实际上欧洲老牌工业国家始终有一种亚洲情结。过去碍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以及欧洲防务职责，英法德对亚洲事务基本采取不作为的态度。现如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金融危机后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好转。欧洲也是限于困局，前景比较茫然。因此，在这个特殊时期，亚投行的及时出现以及“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无疑让欧洲工业国家看到了几分光明前景。对众多欧洲国家而言，与亚洲国家合作，特别是参与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和投资几乎是当下的不二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美国的加盟似乎使得亚投行合作机制缺少了一股重要的力量，但是，反过来想，美国缺席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而且没有美国参与的南北合作会向着更加合理更加公正的方向前进。与美国不同，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绝对不是为了争夺所谓的霸权或控制权。亚投行必须是一个平等、开放、包容、高效的平台，它承担为亚洲地区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的重要职能。亚投行模式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合作共赢提供了最佳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