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国政党制度生命力
（一）现代西方政党理论
现代西方政党政治是西方自由民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西方代议民主的重要实现方式。亨廷顿指出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必要性，“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也就受到极大限制。”①
任何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均质版块，而是由各种不同规模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集团所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拥有各自利益代表，通过政党竞选机制，组织代议制政府，使多元化社会由“分”的状态走向了“统合治理”状态。关于政党概念。英语中的“政党”（party）一词源自拉丁文的pars，意为分割，最先进入英语的词汇是part，17世纪后，part演化成party，意表某种政治组织，常与派系（fraction）混用，博林布鲁克（Boling broke）明确区分了政党和派系的不同。美国百科全书（1980）认为：“政党是由个人或团体为了在某种政治制度内，通过控制政府或影响政府政策以期行使政治权力而建立起来的组织”。②。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③
西方政党政治存在不同类型，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将政党类型分为“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族群型政党、选举型政党和运动型政党”。④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认为政党存在着四种类型：“个体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阶层—大众型政党、教派—大众型政党和全方位型人民政党”。⑤关于西方政党政治演进，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宗派阶段，两极化阶段，扩展阶段，制度化阶段”。⑥
从制度设计来看，西方政党体制能广泛吸纳多元利益诉求，通过多党竞选来组织政府，吸纳和整合公众诉求转化为公共政策。但是，从制度实践来看，作为现代两党竞选制样板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尖锐对立，“否决政治”盛行，使竞选中的施政承诺无法展开，使必要改革措施无法实施，国家实力随之相对衰弱。“在美国体制下，总统在一个财政周期开始时，就要宣布一个预算草案。这份草案更多的只是政府想要的一个预算，离政治现实差距甚远。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拥有决定政府开支的绝对权力，535名国会议员都可以用手中握着的否决权来换取某种妥协。在经过几个月利益集团的游说之后，最终出台的预算法案不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政府规划的产物，而是议员们相互角力的结果。”⑦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乌克兰到泰国，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西方政党模式，在社会高度分化之后却又面临社会难以“统合”的难题。
（二）“超政党体制”的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既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又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北京大学姚洋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它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偏向社会任何一个部分；另一个是它把社会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够抵制部分民众对于短期分配的要求。这样的政府让一个国家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⑧这是从政府层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中国政府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的内在差异。
从政党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与西方“党”的内涵完全不同。那么，如何在概念上区别对这两种不同内涵的党?超政党体制的提出并不旨在人为制造一个新概念，而希望从本质上区分两种不同的政党体制。超政党体制不是指党员人数规模的超级政党，也不是政党具有超级特权，而是指该政党能超越各种利益集团各种单一而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能代表国家整体的根本利益，基于与各民主党派与各利益集团的民主协商，对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统合引导，形成全社会包容性共识，最终聚焦于国家统一有效的战略治理。
西方政党体制与超政党体制可从四个层面加以比较：从利益代表来看，超政党体制下的执政党能超越各种利益集团的单一独立利益诉求，代表国家整体的根本利益。
从利益表达来看，西方政党体制的民主性实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代议民主，多党竞争，票决民主。而超政党体制下的民主性主要通过纵向民主、群众路线、协商民主、基层票决民主来实现，从而形成现代国家两种差异的合法性来源。
从利益统合功能来看，随着西方社会多元化与否决政治盛行，西方政党政治的统合断裂与体制失灵日益显著。超政党体制由于其利益代表的超然性，更能对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统一统合，形成社会包容性共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制，各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领导与合作建立于根本利益一致与具体利益差异基础之上的互相监督、协同发展。
从执政绩效功能来看，相对于西方政党体制的“否决政治”，超政党体制能将各阶级、各阶层多元化利益诉求统合凝聚于增长共识，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有效的战略治理。国家政党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中国模式”的基本动力，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制度动力。
政党在现代代议制政治中扮演着主角，政党功能决定着政党能力和行为的方向。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政党的功能。萨托利将政党功能概括为表达（expression）、引导（channel）和交流（communication）。德国学者冯·贝米认为政党功能包括：目标制定功能、利益表达功能、动员和社会化的功能、精英形成与录用功能。基于各国政党政治实践，现代政党在政治过程主要承担三种核心功能：利益表达与利益代表功能、社会统合功能、执政绩效功能，下面从这三种功能对西方政党体制与超政党体制进行比较分析。
政党制度是代议制民主的核心。利益表达与利益代表功能是现代政党的基本功能，也是代议制政治的民主体现。政党对其所代表的民众的利益诉求进行分析、综合、过滤，进而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家表达，以进入公共政策议程，使特定集团利益诉求转化为公共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体制在长期历史演进中成为国家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竞选周期地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国家权力的更替，体现了西方代议民主，并取得了一定政治绩效。但是，在所谓“民主化浪潮”中，西式多党竞争制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运转失灵，作为“自由手段”的民主时常沦为“反自由工具”，民主时常沦为民粹，“司法公正”常沦为政治斗争工具。西式民主法治在发展中国家难以移植，即使移植相对成功，往往也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振荡与冲突。可能正因为如此预见，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奠基者：孟德斯鸠、伯克、边沁、康德、密尔大多是积极自由主义者，但又是谨慎的民主主义者。
约翰·奈斯比特基于中国民主实践观察，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指出：民主实现形式在历史社会环境不同的国家存在着差异，中国式民主是纵向民主，“通过政府权威与民众意志的双向互动，中国逐步建立了有别于西方的纵向民主机制。这种模式在现行体制的前提下逐步提升社会自由度，避免了西方横向民主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政治动荡，以保障中国社会实现平稳转型。”⑨西方民主社会是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人平等地选举出领导者，但对于民主，还存在另一种来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纵向民主，而非横向民主。在中国社会中，和谐是统领社会的重要价值，所有人都是集体一员。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统合。领导层广泛吸纳民众意见，制定整体性纲要，并允许它灵活变化，从而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各种利益诉求可源源不断沿着这个纵轴进行信息对流。这种制度能使政治家们从选举思维中解放出来，以制订长期战略计划，“中国今天已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⑩
在利益表达与利益代表功能方面，超政党体制与政党体制既存在民主共性，也存在个性，即民主实现方式存在不同制度安排。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领导与合作建立于根本利益一致与具体利益差异基础之上的互相监督、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与利益代表功能来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为政治生活中“协商民主”，国家与社会各阶层、各集团通过对话、监督、交流、沟通、辩论等方式，对国家政治活的重大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对权威性利益分配进行利益协调。尽管西方社会也存在着协商民主，但是，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存在着不同，“西方协商民主实际就是为了弥补自由主义民主的不足，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是人民民主实践的产物，体现的是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而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协商民主立足于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11）随着中国法治建设完善与协商民主的深化，基层选举在国家基层的村庄与城市社区，正从下至上地渐进地试点展开，逐渐实现协商民主与基层票决民主的双元互动，从而基本构成中国民主的基本发展态势。
（二）利益整合功能：统合断裂与社会包容性共识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结构中，多党竞选机制成为社会利益表达与聚合的连接机制。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维护政治稳定和推动政治发展起着一定作用，“它不仅是人民主权原则、社会契约原则的实现形式，而且是公共权力机构运作过程中，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纠错机制、法治机制的制动杠杆”。（12）这种机制具有一定社会统合能力，但是，这种统合能力时而有效，时而失效。
西方政党政治的统合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党制度形式，而且取决于社会结构。这存在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当社会结构处于有序和谐状态，社会存在基本统一共识，执政党往往能有效整合。第二种状态，当社会结构出现两个或多个核心集团对立，或者社会各利益集高度零碎化，执政党往往失去有效整合能力，从而使西方政党体系失灵。美国众议院在2014年7月30日以225票赞成、20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议案，正式授权博纳以奥巴马或其他行政部门官员履职与宪法规定不一致为由提起诉讼。议案发起人萨森斯强调：奥巴马无视宪法要求，选择性执行法律。众议院议长博纳多次表示：决定起诉总统并非出于一党私利，而是为了捍卫宪法权威。而奥巴马总统则表示：在21世纪，美国最大危险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美国内部。总统制弱点体现在于：合法性二元化造成了民主不稳定。总统制下的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皆存有独立的选举基础，形成民主合法性二元化。当总统和国会多数发生分歧时，出现国家治理梗阻。
在西方多党竞争格局下，由于政党代表的利益局部性、单一性、片面性，在社会阶层高度分化背景下，国家难以通过民主程序实现利益整合，往往会出现“代表性断裂”。以泰国政治为例，泰国政治基本以西式自由民主为框架，通过政党竞选来实现代议制民主。但是，自1932年至2014年，泰国成为世界上军事政变最多、权力交替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泰国现任国王普密蓬继位以来，泰国发生过近20次政变。2014年8月21日，泰国国家立法议会召开会议选举总理，发动5月22日军事政变的陆军司令巴育以全票当选。这并非一个偶然个案，而是西方式政党体制结构性缺陷的外在体现。政党政治失灵现象重要原因在于：当社会分化到一定程度，出现社会结构出现两大或多个核心集团对对峙，西方式政党体制没有能力实现统合，从而导致政权空转，最终需要“超政党力量”（军队）介入，以重新统合社会。
随着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社会内部利益急剧分化，社会纷争与国际争端不断增加，各种利益集团形成了高度碎片化利益诉求，进一步增大了社会统合的难度，西方政党政治开始相对衰落。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一党制、一党居优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进行了比较考察，认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政治体系同时面临着集中权力、分化结构和扩大参与的问题。实现这些目标最好的体系似乎便是一党制”。（1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党制既能满足权力集中以推进改革要求，又能满足权力扩张以扩大参与的要求，但其不足在于：由于缺乏竞争，执政党往往会失去维持高水平政治参与的动力，从而导致政党与民众脱离，最终危及政治稳定。
相对于西方政党体制，超政党体制统合能力更强，既能代表与体现各民主党派与各利益集团的有益诉求，又能有效整合与协调社会不同利益，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发展。面对汶川大地震等各种灾害，中国展现出的紧急应变能力、动员能力和众志成城的集体意志，体现了中国政党制度强大的统合功能。在当代中国，“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已转为更为多元化社会阶层结构，有学者依据调查数据，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他们又分属五个经济社会等级。”（14）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存在着各种具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各阶层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动态化与复杂化。如何协调与融合各阶层，形成社会普遍利益共识成为大国面临的现代难题。中国政党制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发挥着有效协调统合功能，体现出显著优越性：以合作协商代替争斗，避免了政党倾轧，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内耗，维护社会包容性共识。
（三）执政绩效功能：否决政治与有效政治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将西方自由民主视为“意识形态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15）。但是基于美国政党政治的制度整合能力的相对衰落，弗朗西斯·福山不得不对这种体制开始了怀疑与批判：“美国人对自己的宪法很自豪，这部宪法通过一系列制衡限制了行政权力。但这些制衡已经发生变异。现在的美国奉行的是否决政治（vetocracy）。”（16）除了宪法授予的制衡机制以外，美国国会给了议员们其他许多机会，让他们可以使用否决权来要挟政府，比如100名参议员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对行政部门的某项任命使用“匿名阻止表决权”。“美国国会超级委员会未能就预算达成协议，悲哀地反映出当今美国国内的对立局面。但造成失败的并不是那些负责减赤计划的个人，而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特性。”（17）福山甚至认为：宁要民主专政，不要否决政治，“要摆脱目前政治僵局，我们不仅需要强大领导层，还需要修改关系到美国政治机构的法律法规。美国可实施一系列改革，来减少动用否决票的机会和简化决策程序。可实施的改革包括：一是废除参议员的阻止表决权，二是减少对常规立法的阻挠，第三是禁止通过不相干的修订案进行立法要挟。”（18）
从修正多元主义民主理论视野来观察西方政党政治的梗阻，在多元化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权力、资源并不均等，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力千差万别。资本社会中寡头利益集团与大资本集团实质性地控制着媒体话语权与公共决策影响力。寡头利益集团可阻止民众力量进行损害其利益的变革，从而使社会结构固化，难以推进大规模的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社会变革。列宁这样评价美国两党竞选：“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19）在西方多党竞选制度下，随着政党反复轮换，上届执政党的国家建设规划难以延续。《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教授于2014年8月23日在北大演讲时认为：中国会走自己的路，美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也有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法律太多，官司太多，高铁建设停滞等等。
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道路的基本动力，副总理汪洋如此解释中国道路：用了30多年改革开放，60多年社会主义，使一个13亿人口大国迅速崛起，这个制度挑战了西方认为的无懈可击的制度模式。特别是现在弯道超车，不仅是经济上来了，对应的是他们的市场失灵了，很多事实说明市场也有失灵的地方，像华尔街问题与监管无效有关，民主也失效了，（政府）举债、破产，希腊最典型。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乔舒亚·库玻·雷默（2004）认为中国通过创新和实践摸索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内涵包括：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而且关注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在改革之初，邓小平避开意识形态争论的锋芒，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把各阶级、各阶层多元化意识形态与利益诉求统合凝聚于增长共识，通过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自主创新，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2010年以58786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的54742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4年7月7日，《财富》杂志发布了世界500强排行榜名单，中国上榜企业数量创纪录地达到了100家，其中内地企业92家，美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逐年减少。
有学者基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从GDP、出口额、制造业产出、人力资源、综合国力等5项指标，分析美国逐渐衰落的过程，认为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源：“结论是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由于文化根源、军事与金融集团对利益的攫取与瓜分等等制度的缺陷，美国的衰落将成为不具争议的事实，而我国新型社会主义道路必将显现出它的优越性与生命力”。（20）
超政党体制能基于吸纳整合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有效确立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发展目标，并通过强有力干部队伍，加以执行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具体阐明了这一战略规划：“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21）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将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基本制度保证。
结语：制度生命力取决于制度竞争与制度绩效
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系列基本价值，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或是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政治价值既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个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涵盖了权利保障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而且更广泛地涵盖了社会统合与绩效的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
问题关键是：什么样制度安排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系列价值目标?能更好地实现利益表达与利益代表功能、利益整合功能、执政绩效功能?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先验性将西方普适价值作为意志形态的终结，无视西方政党政治的制度性困境，不愿承认制度竞争与制度发展。第二种思路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制度生命力取决于制度竞争。制度选择不是先验性的理论选择，而是制度集一系列子制度相互竞争，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
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竞争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政治制度是相互竞争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永不停息。“不同的制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就会有不同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它们会各有长处和短处，也会共存与竞争。那些有生命力的制度是具有学习力、创造力，因而就具有竞争力，即使处于弱小不利的地位，它们也会沿着国家生命周期的历史轨迹进入成长期、加速期，达到强盛期。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凡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逐步老化，走向退化，进而衰落。”（22）从制度经济学来看，制度变迁是基于追求高制度收益的发展演化过程，“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23）现代社会是动态的多元化社会：社会阶层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面对着高度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相对于西方政党体制，超政党体制能更超然地实现利益表达与利益代表功能、利益整合功能、绩效功能。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中国政党制度将在宪法结构下不断完善民主与法治、进一步强化社会统合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第五个现代化”，中国基本制度基础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成为“中国梦”的基本驱动力。
注释：
①⑥（1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66、134页。
②转引自吴惕安，俞可平：《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理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
③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④Richard Gunther and Larry Diamond,“Species of Political Parties:A New Typology”,Party Politics,2003（2）,p.167.
⑤Otto Kirchheimer,“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Systems”,in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177.
⑦（16）（17）（18）弗朗西斯·福山：《否决政治让美国瘫痪》，《金融时报》，2011年11月24日。
⑧姚洋：《中国模式与中性政府》，《北京日报》，2008年10月16日。
⑨[美]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⑩张维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光明日报》，2014年08月25日。
（11）高建：《两种不同的协商民主》，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2期。
（12）白钢：《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15）[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19）转引自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20）（22）胡鞍钢：《美国为何衰落》，载于《学术界》2014年第5期。
（21）习近平：《习近平论中国梦》，人民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2-11/30）
（23）[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标题注释：
2014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14JZD029）；2014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区域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14JHQ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