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一样，“中国道路”也是国内外学者、政要讨论的热门话题。国内外学者们对“中国模式”的概念并未取得共识，甚至存在很大争议。相对于“中国模式”的概念，许多国内外学者多倾向于用“中国道路”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发展。总之，对国外学者、政要关于“中国道路”的认知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客观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和方式，掌握认识自身、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
1、国外普遍肯定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2007年，《欧华联合时报》上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人民从上百年的屈辱、牺牲、奋斗的历史中找到和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光明大道。塞内加尔政府经济和财政部顾问阿里·安塔·索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集中体现在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认为，中国正“带着自信”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南非学者卡本巴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受世人称赞的“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无可匹敌的高速发展，反观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开始渐渐衰退，西方引以为傲的资本主义出现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中国共产主义者选对了路，而西方资本主义者却大错特错。
2、中国道路的内涵和实质。有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一种混合道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叶文心教授认为，“中国道路”的意思就是“中国的道路”，它的基础在于“中国的”实践而不在于历史逻辑。中国所实行的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机制的社会主义，既传统又现代，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各种各样的成分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混合体。（李琦、胡昌勇：《国内外学者纵论“中国道路”》，《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有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是在探索一条“第三条道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指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国2000年以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彼得·诺兰：《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也有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一些左翼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实际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认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中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分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China and Socialism：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Monthly Review Press，2005，p.34.）还有许多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却是不同于以往的发展道路，其中代表性的有“新经济政策”阶段和市场社会主义等几种观点。日本学者不破哲三认为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他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通过总结国家曾经犯下的历史错误后，而确定的新的发展方向，这和列宁“新经济政策”提出的背景一致，所以“新经济政策”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兰纳布·巴德汉与耶鲁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约翰·罗默在其合著的文章《市场社会主义：一个重获活力的案例》中认为，1989 年苏东剧变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开始进行了全方位改革，这些改革的结果是走一条市场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PranabBardhan and John E.Roemer，MarketSocialism：A Case for Rejuvenation，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6，No.3，Summer，1992，p.101-116.）
3、关于中国道路的特征。有的国外学者从政治方面概括了中国道路的特征。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的发展进程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和特殊性，甚至可以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即“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体制适应社会；有一个能够带领国家走向成功的政府；党和国家都崇尚实用主义；党中央和国务院拥有人民的广泛信任。”（[澳]罗斯·加诺特：《中国30年改革和经济发展经验》，载于王新颖主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年版，第69-86页。）许多国外学者都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的关系和在中国发展道路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利德在《党：共产主义治理的神秘中国》详细讲述了他的观感：“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对中国的适应度超过许多人的想象，这是促成中国经济大繁荣的重要原因”。牛津大学教授阿奇·布朗(Archie Brown)的《共产主义的起落沉浮》，也是近年来英国长期销售的有关共产党的书籍。虽然布朗对亚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论述非常谨慎，尤其对老挝、朝鲜、越南的共产党质疑不断；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评价却赞不绝口，并直言“是这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在中国汇聚了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思想的优秀特色，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政党”。总之，国外学者一致认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才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还有一种影响广泛的关于中国道路政治特征的观点。美国学者哈珀指出，中国特色道路是“威权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
还有从经济方面概括中国道路特征的。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利奥·刘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创造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中国党成功地用市场和公共所有制代替了指令性计划和国有制，并将其作为中国经济的核心特征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Leong Liew，China’s Engagement with Neo-liberalism，Path De-pendency Geography and Party Self-Reinvention.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K，Feb.2005.）西方左翼学者奈特·温斯特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中做到“独善其身”，是源于国家更为直接和有效的调控。“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运用这种直接的调控，是因为中国的国有经济和计划调节并没有完全被私有制和市场化所取代，而是仍旧能够平衡和调控”。
还有从发展经验和发展战略方面概括中国道路特征的。法国《欧洲时报》刊载的《改革是“中国道路”的精髓》一文指出，回顾中国30多年来各阶段的成长历史就会知道，没有不改革的中国道路，也没有无旗帜无路线的改革。中国道路的精髓就是改革。中国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也因此形成了“中国道路”。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显著特征就是“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如下：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政治的经济化。政治上，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郑永年认为，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而是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以往对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价值，并在利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新的独立探索。埃及前驻华大使马哈茂德·阿拉姆指出，中国道路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小规模试验，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的试点制。国外的先进经验在中国的应用往往从特区开始，成功之后再向其他地区推广，如此摸索出一个本土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中国道路的第二点经验是“集中决策但不集中实施”。负责“非集中实施”的地方领导通过具体指标来衡量绩效，包括吸引资金、创造就业、开发区域内人力资源的能力。这种做法能有效调动地方利用各类资源促进本地发展的积极性。中国道路的第三点经验是不断推动社会的开放与进步。这包括重视教育和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吸收全球化的理念，并且在开放的同时保持自有的特质。（马哈茂德·阿拉姆：《中国走出独特发展道路》，参考消息网，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2/1016/105218.shtml.）还有一些学者是通过将中国道路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进行比较来概括中国道路的特征。美国学者乔尔·安德斯将中国道路放在东亚道路之中进行研究，得出：“中国道路是东亚道路的特殊存在形式，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有强大的国家，活跃的个体经济、私有经济以及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姜淑兰：《世界视阈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4、中国道路的影响、意义和走向。有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道路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可替代性选择，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著名左翼学者德里克认为，正是在开创自己的道路的过程中，中国有了一种“华盛顿模式”的“替代模式”。他还这样指出，中国道路是在“地方性”条件下寻求另一种现代性和未来的方案，这一道路“一再被援引来建立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性主张”。“它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绕过过去，通向可以选择的未来”，“其使命是声援那些被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压迫或抛弃的人民，并且为未来指明不同的可能性”。郑永年认为，中国道路是人类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表现，她不是对西方的刻意挑战，也不是威胁。中国道路是在与欧美异质的文化圈发展起来的，她不仅具有现代发展的共性，还有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构不成对西方的威胁，西方对此显得过于政治化。中国道路的兴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存在许多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和意义。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中国并非正在开创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式，而是在恢复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且经济改革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说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是过分夸大其形象，中国的转型只是强化了东亚经济体。”（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China and Socialism，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Monthly Review Press，2005，p. 16.）
1、国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采取的是不同的研究范式，但基本上是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必须科学建构“中国道路”学术话语体系。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乃至所谓的后工业社会。这也开启了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实现工业化、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程。国外学者大多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用西方现代化理论来看待和研究中国乃至第三世界的发展道路，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这种研究虽然在客观上也承认中国的发展成就，但由于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得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不尽准确和全面。如许多国外学者把中国改革开放当作走向西方标准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来考察，将中国道路归结为“自由市场”的胜利；有的学者虽然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过程，即所谓的政治上的“民主化、自由化”和经济上的“私有化、市场化”，将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威权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之后还必须实现“民主化转型”，在政治上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经济上实行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干预等，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国外还有一些左翼学者研究中国的发展，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解读中国的发展，而是得出了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结论。当然，也有部分国外左翼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一条摆脱了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发展的超常规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在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道路的发展正在颠覆着西方的传统理论。
总之，基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不同，国外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与国内学者的认识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建构“中国道路”学术话语体系，才能正确总结中国道路的经验，科学认识中国道路的内涵、本质和发展方向。我国学者黄平就认为，考虑“中国道路”的学术意义，就不只是如何在既有的（主要是西方的）框架下去说明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如何顺着既有的框架去如何解释中国的问题，更不只是在这些框架已经“规定”好的规则下如何为中国辩解的问题。中国道路的学术意义，在于它自身的阐释力度，既说明自己，也能用来观察世界。所谓“作为方法的‘中国’”，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中国”（或“中国道路”）的视野（而不只是“西方视野”）去看世界。当用“西方”（或“西方道路”）去看世界的时候，世界是一个样子，而当用“中国”（或“中国道路”）去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就是“中国道路”的学术意义。（黄平：《“中国道路”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30日。）
2、国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提升系统性和整体性。客观地讲，国外不少学者具有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较高的学术修养，对中国道路的认知是较为深入的，并做出了一些较为客观的评价。但总体上，国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偏见，囿于原有的思维定式和固定的研究框架；有的是政治家和记者出于对中国的关注，发表了关于中国道路的相关文章，就中国发展的某些问题作了相关论述；有的缺乏对中国历史、现状的全面把握，对中国国情缺乏亲身了解，以及受西方媒体的片面影响，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局限于某个具体层面，未能从整体上理解中国道路。特别是未能深入把握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道路的性质内涵、特征、发展成就、理论和实践价值。
3、国外对中国道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无论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还是之前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等，都与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关。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外的广泛关注，如何看待和解释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发展之后对世界和地区局势有哪些影响，这都是国外所关注的，因此国外需要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对中国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发展影响作出评价和判断。特别是有些西方的政治家们和学者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深的疑惧。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西方的挑战和竞争，因为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诞生，为世界上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提供了可替代的模式。因此，国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影响力的提高，国外作为旁观者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与评价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走中国特色社会道路提供参考价值，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有益的，但是我们需要分清哪些认识是基于理性的客观分析，哪些是误解或是有意的歪曲。更重要的是，了解国外对中国道路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不断完善中国道路的研究，并向国外宣传中国道路，帮助国外正确认识和全面了解中国。
1、正确回应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道路的疑问，掌握“中国道路”研究的主导权。中国道路，从广义上说，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从狭义上讲，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从此以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逐步丰富和深化。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上，对于如何概括、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十八大报告作出了迄今为止最系统、最为深刻的阐述。什么是中国道路，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十八大报告还从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制度形态三个方面，对中国道路的内容进行了科学概括。作为中国道路构成形态之一的具体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在基本路线上延伸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这五大建设途径等。中国道路的理论形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结晶，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先后把它们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道路的行动指南。中国道路的制度形态，包括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的体制，它们是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保证。（陈晋：《关于中国道路的几个认识》，《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中国道路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是基本特征为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八个“必须坚持”，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党的领导。“八个必须坚持”，属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容，体现了中国道路的本质和鲜明特点，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好中国道路的基本要求。
应该说，国内对中国道路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已明确，但仍面临着构建与完善和中国道路相适应的话语体系的问题。这种话语体系既要具有国际视野，又要立足于时代前沿和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处理好人类文明、中国特色、西方话语的关系，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适合传播的关于中国道路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需要理论界和学术界长期扎实不懈的努力。
2、坚定道路自信，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重大意义。许多国外学者认识到中国道路是对西方发展道路的可替代性选择，中国道路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走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这较为准确地认识到了中国道路的重大意义。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胜，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世纪性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从实际情况来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本国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具体国情考虑不足、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等问题，以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建设一再遭遇挫折，从而影响到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吸引力，又使一些人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马克思晚年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背景下，通过研究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这一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大的实践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思想首先是为了寻求社会主义运动新的基点和突破口，从而探讨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问题。但这一理论设想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这对于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缩小南北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之后，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和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思想，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解决发展和南北差距问题，实现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实践道路。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最终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巩固的问题上探索不断，以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后走得更稳健、更豪迈，这对世界上的共产党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总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道路本质上是一条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道路也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因此，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道路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更加坚定道路自信。
3、正视发展道路上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道路。近年来，围绕中国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国内外理论界展开了许多讨论并形成了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赞成用“中国道路”而不是用“中国模式”，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认为中国的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还需要不断完善，还没有形成一个成功的、可复制的“模式”。因此，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国外对于中国道路认识的不同认识主要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来展开。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中国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中国道路是“权威体制”的看法等。因此，首先我们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才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这项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初级阶段的现实要求有机地统一起来了，有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点，对经济发展进行合理的、有效的调控。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因此，只有坚持和完善这项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关系，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政治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因此我们的政治制度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国外学者对于我们政治制度的某些评价是不准确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优势和特点，也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我们的政治体制还不够完善，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