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变幻莫测、危机不断,其背后则是世界步入动荡多变的秩序重塑期,国际及地区秩序更替复杂、重塑艰难,各种矛盾亦随之叠加爆发。在此背景下,中国“战略机遇期”中的风险面有所上升。
第一,秩序之基呈现力量对比新分化。世界力量对比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大国间实力消长必然引发国际秩序重塑,当今国际战略格局演进呈现新分化。
发达国家有升有降、分化加剧。美国经济复苏“一枝独秀”,“一超”地位回稳。以页岩气、3D打印、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动力释放,加之力度空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奏效,美国2014年经济增长2.4%并向3%以上高位迈进,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强调“美国业已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对外,美汲取“盲目开战”教训,注重施展“巧实力”,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而是强调借助盟友伙伴、利用与制造地区矛盾、假手多边规则、“制人”而非“制于人”等。与美国“走强”形成鲜明反差:欧元区复苏严重乏力,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大乱局严重恶化其安全环境,可谓内外交困、影响力下降;日本“安倍经济学”穷途末路,外交上坚持顽固右倾、挟美自重、与邻为恶,方向性错误加剧实力下滑。
新兴大国有喜有忧、分化明显。中印继续领衔新兴经济体增长,2014年分别增长7.4%和6.9%,当前中国改革正挺进纵深,印度改革步伐也显著提速。俄罗斯与巴西因遭遇内外困境,经济增速大幅下挫:俄因乌克兰危机几番受西方制裁,国际油价持续下跌更是令其雪上加霜,预计2015年俄经济将萎缩3%;巴西受制于外需低迷,陷入了衰退滞胀。
国际格局渐呈中、美“两枝竞秀”与“双引擎”态势。金融危机引发大国力量对比重新洗牌,中美成为GDP总量在10万亿美元之上的仅有的两国,世界多极化格局渐入中美齐头并进与各自引领的新阶段。
第二,秩序之争凸显三对大国矛盾。大国是国际秩序博弈的主体,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及地区秩序,当前大国博弈凸显三对矛盾。
新兴与西方大国两大“集群”竞逐国际秩序主导权。新兴大国联合自强继续发展,“金砖国家”成立开发银行,共同扩大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中俄共同致力于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美国利用欧亚大陆两端地缘矛盾强化美欧、美日同盟,借助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整合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把持国际体系主导权。
俄西矛盾激化,俄与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激烈角逐。美欧与俄围绕乌克兰危机爆发冷战后颇为罕见的大国对抗,俄西矛盾骤然升级被指形同“新冷战”。在此较量中美成为操控矛盾的实际受益者,欧盟与俄则是“双输”。与此同时尽管美欧总体一致对俄,但也存在分歧,尤其是在美德之间。
中美“竞合博弈”更趋复杂。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双方战略竞争更趋激烈。奥巴马政府不甘受制于乌克兰危机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执着在亚太方向加大投入,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重点介入亚太海洋争端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强化同盟体系及美印合作,力求“限制”中国崛起、维持其亚太主导权。
第三,三大地区秩序艰难重组。地区秩序是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地区秩序变革也是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内容,当前东欧、中东、亚太三大地缘战略正经历“板块”裂变重构。
乌克兰危机冲击冷战后欧洲秩序。乌克兰危机折射出西方与俄激烈角逐东欧及“后苏联空间”。由于西方一再挤压俄战略空间,美在2014年初再度导演乌“颜色革命”颠覆亚努科维奇政权,招致俄强烈反击,俄趁机兼并乌克里米亚,俄乌在乌东部问题上对抗加剧。
大乱局瓦解中东旧秩序。2011年中东大变局以来形势复杂严峻,诸多矛盾交织发酵,尤其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乱崛起、跨境库尔德人走向联合等挑战中东国家间既有边界,地区秩序及“变天国家”的内部秩序重建艰难。
三方互动博弈加剧亚太秩序“代谢紊乱”。美国多管齐下竭力攫取地区主导权。中国主动塑造稳步扩大自身主动权。区内一些国家或“脚踩两条船”,或傍美制华,努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第四,非传统安全新挑战多发高发,凸显全球治理缺位失序。当前,非传统安全新挑战层出不穷、危害增大,彰显全球治理低效乏力及机制滞后。表现在:埃博拉等重大疫情挑战全球公共卫生防控机制;国际恐怖活动新的高峰期考问全球反恐合作,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基地”分支、“博科圣地”等一再制造血腥惨剧;气候变化危害呼唤全球集体行动;网络空间无序竞争折射规则主导权角力。
面对动荡多变的国际秩序重塑期,中国当以出台《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为契机,统筹内外,兼顾发展与安全,稳扎稳打、稳中求进、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牢牢掌握国际秩序变革博弈的战略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