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巴里·埃森格林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提起“货币战争”，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想到那部曾热卖的畅销书。书中浓彩重抹的“阴谋论”，以及对美联储、华尔街的爆料，满足了不少读者的好奇心，也引发了不少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工作者的调侃和批判。事实上，就本质属性而言，那些叙述有着太多的小说笔法，但谁也没法否认，“货币战争”是真实存在的。自人类发生大规模的跨洋贸易，有了“全球经济”的概念以来，对国际货币的争夺就没有停止过。从白银、黄金到英镑、美元，国际货币的更替演进史，俨然就是一部“货币战争”史。这种“战争”，源于各国在政治上独立的同时，在经济上却不得不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而正是其中的利益博弈，影响甚而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变。
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George C. Pardee and Helen N. Pardee 讲座教授，美国艺术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的巴里·埃森格林，是国际经济政策历史(宏观经济史的分支)的学术奠基人，他的这本《资本全球化—— 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细致描绘了从金币本位制开始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史，分析了各种形态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以及本位货币、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汇率安排、国际金融一体化、美元危机等问题。在第2版中，又加入了对亚洲金融危机，欧元区的形成等近十几年来货币市场新变化的评述。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说过：“经济学家唯一的样本是历史。”虽然埃森格林是卓有成就的经济学、金融学家，但《资本全球化》并非经济学、金融学著作，而是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史学作品。埃森格林在占有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简洁扼要而不失生动地揭示出国际货币的演变既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大国经济利益博弈的最终结果，更是货币形态、汇率安排以及国际收支调节手段改进的演进过程。
20世纪初得以建成的真正意义上的以黄金为基准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束了货币领域的无序状态。而在此前，瑞典在1625年就建立了铜本位制，英国在1819年实行了金本位制，19世纪的许多国家实施的则是黄金和白银的复本位制。随着在19世纪后期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英国不但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而且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鉴于英国经济上的成功，在德国于1871年效法实施金本位制后，丹麦、荷兰、瑞典和拉丁货币同盟国家为了克服国内货币秩序的混乱，纷纷加入金本位制。虽然美国白银矿业利益集团曾试图恢复银本位制，但也终因“应和者寡”而以失败告终。
两次大战的间歇期，也是国际货币体系高度不稳定的时期。那时候，国际间的金融关系极度混乱和动荡，各国政府几乎均以出口为政策目标，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几大货币集团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货币战，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国际经济合作的努力也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埃森格林将战争间歇期的国际货币体系归结为三大变化：竞争性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白热化，国际资本流动成为一把双刃剑，国际货币体系重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而在取代英国成为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引领者之后，美国与各国的金融与商业关系尚未磨合，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
1944年7月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创了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的新时期。而这一体系的建立过程，伴随的是英美两国的激烈博弈，代表新霸权美国利益的“怀特计划”最终战胜了代表老霸权英国利益的“凯恩斯计划”，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埃森格林再现了英美之间的角逐，重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各国间在贸易和货币体系上的波折。他的分析让世人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给我们的主要教训是：在资本高度流动的世界里，钉住汇率体系很难运行；国际合作及国际援助是不可或缺的。
埃森格林也论述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际货币状况，尤其重点剖析了重建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尝试的失败根源。正是由于势不可挡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和各国利益的放大，使得货币钉住变得越来越脆弱，周期性调整愈加困难，弱币国家要钉住汇率压力过大；而由于干预规模大得前所未有，强币国家也怯于施加援手。货币浮动由此成为国际共识。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蛇形浮动体系、欧洲货币体系的广场协议-卢浮宫会议的干预留给世人的教训，就是在无限的资本流动世界里，没有什么措施能够如愿以偿。
瞻望国际货币新世界，是埃森格林这本论著的又一个亮点。他分析了人民币在亚洲和全球的地位、新兴经济体（巴西、土耳其、阿根廷等）货币的不稳定性、欧元的不断扩张，由此指出全球失衡背景下，国际货币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美元将何去何从？埃森格林没有给出答案。而今，欧元已经成为储备新宠，人民币正在强势崛起，更为激烈的“货币战争”其实早已打响，美元的明天或许只能留待时间去检验了。
书中的一些观点，埃森格林从专业角度作了发挥。比如，他认为一种货币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原因在于发行该货币的国家富国、强大、安全，而且发展前景良好，但一国货币是否在国际上通用，与该国的经济表现和前景之间只存在有限的关联；又比如，他还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通常会与金融危机的发生相伴相生，并具有“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旧的国际货币体系通常会终结于一次大的金融危机。这些观点，为我们探讨国际货币与货币发行国政治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他的某些观点，如认为英国当初实行金本位制只是出于“机缘巧合”，或许并不能得到广泛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