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教育实践的落脚点是博士生与导师的互动关系。不少研究证实，师生关系是影响博士教育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对博士生的就读体验和满意度、学术社会化、学业完成年限产生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博士生的职业准备和发展。
西方国家对博士教育中师生关系的研究大体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从总体上分析师生关系，更多侧重个体化背景下(比如性别、种族等)师生关系的特点。美国学者富克斯(Fox)的实证调查指出，绝大部分教师认为导师与博士生是“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82％的女教师、76％的男教师)，也有教师认为两者是“同事”关系(9.4％的女教师，12.7％的男教师)，认为两者是普通师生关系的比例非常低(女教师3.6％，男教师3％)。[1]第二种思路尝试基于学科分析师生互动，指出不同学科博士生选择导师的方式及其对师生关系的满意度存在学科差异。[2]
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文献看，围绕师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本科阶段，对博士教育中师生关系的研究则凤毛麟角。有限的研究多通过问卷调查对师生关系进行总体分类，如宋晓平等人(2012)的研究结果显示师生互动关系处于“高度合作+一定程度强势指导”和“高度合作+一定程度尊重学生观点和意见”时，更有利于推进博士生的科研进展。[3]总之，现有研究大多注重从人际或个体角度分析师生关系，专门从学科视角进行的研究实属少见。值得关注的是，从冯蓉、牟晖(2014)的研究得知，尽管从总体上看不同学科博士生较为趋同地认为导学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学术指导关系”，但不同学科的认可程度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学的比例最高为89.1％，理学为67.2％。[4]然而，不同学科的师生关系呈现何种差异以及为何会呈现差异，是国内外研究尚未涉及的。
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美国一所研究型大学(下文简称R大学)的35位博士生导师进行访谈，选择化学(硬学科)和英语(软学科)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不同学科情境下师生关系的差异，并从学科文化的理论视角阐释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
一、学科文化
博士教育中的师生互动受到了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文化、机构文化、学科文化、个体特质、性别等，但是几乎所有受访教师均宣称学科以无所不在的方式定义了他们的指导实践和作为学者的专业认同。因此，学科文化是理解博士生与导师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
英国学者比彻(Becher)在《学术部落及其领地》(1989)一书从学术共同体的认知和社会维度分析了学者与学科之间的关系，认为学术部落内部共享着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资源，知识特性是形成不同学术部落与领地的根源。不同学术部落的知识生产活动，可以根据研究人员的密度分为“田园专攻”与“都市专攻”。在田园型研究模式中，通常采取分散研究力量的规则——研究课题很多，没有必要集中研究一个别人已在从事研究的课题。都市型研究模式的特点是团队合作。[5]都市型学科和田园型学科在知识生产活动中对空间和资源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化学是典型的都市型学科，其知识生产活动对空间和资源具有强依赖；英语是典型的田园型学科，其知识生产活动对空间和资源是弱依赖。知识的特性决定学科知识生产活动对空间和资源的需求程度，这形成学科文化并构成部落人员的关系结构。因此，学科知识生产活动的社会条件是反映学科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士教育中师生关系的权力结构和紧密程度。
(一)化学学科
从化学学科的研究方式看，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纵观化学史，化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实验密切相关的。无论是化学理论的建立、化学定律的导出，还是物质组成与物质结构性质的确定，都要以实验为基础，并通过实验来验证。虽然现代科技已高度发展，人们已能借助各种精密仪器测定物质的组成和结构，并设计出新物质，但这种新物质究竟能否合成出来还要根据化学实验的结构来确定。[6]化学学科以“实验”为主导的研究方式是波义耳(R.Boyle)①提出的。他认为，“没有实验，任何新的东西都不能深知”，“空谈无济于事，实验决定一切”。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验和观察把化学这门学科建立起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化学学科形成了以实验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了“实验室文化”。
实验室是化学家工作的主要场所，所有的科研活动都在实验室进行。知识是在以实验室为场所的团队成员的合作中产生的，科学家在建构科学事实的同时也形成了他们赖以生产知识的制度。在化学等理工科，师生知识生产活动对实验室的实体空间及其资源具有强依赖。作为实验室主管的教授要申请科研项目和经费以保证实验室的正常运行，博士生从入学第一年起就进入实验室工作并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而且博士生往往只与自己的导师有密切的合作交流。实验室“空间”的意涵超越了有形的地理实体，与资源一起，形成了人际互动的规则、规范和理念。[7]一位受访教授向我展示了她所领导的实验室的《团队指南》，长达18页，所涉内容既有理念层面，又有制度规定、活动方式，甚至具体到技术操作和实验过程等细节。第一部分是引言，包括：为何从事学术职业?××团队的理念、科学研究的伦理；第二部分是组会(group meeting)，清楚地列出了组会的时间、地点和形式等；第三部分是暑期阅读，列出了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博士生要做的事情和未来的目标；第四部分是其他有用指南，包括研究小组的电脑使用规则、日程安排、化学仪器的库存、研究备忘录、礼节和安全问题。教师在指南中甚至明确提出团队工作的理念，诸如“尊重是实验室最重要的理念”，“以你希望自己如何受待之方式对待他人”。
(二)英语学科
与化学学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语学科的知识生产活动既不需要实验室，也不需要大型设备等物质资源，而更多是个体学者的智识思考和独立探究。一位英语文学的受访教授向我们描绘了英语学科内部的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科文化的特质：
“我认为英语学科的智识隔离(intellectual isolation)与学科本身有关。从学科的性质看，我们对当前的发展没有达成一致的方向或观点。我认为，就美国任何大学的英语系而言，尤其是R大学，每位教授对学科本身、学科当下的发展以及学科的评判标准都各持己见……部分原因是学科内部一致性的坍塌。学科内部一致性的坍塌导致了智识隔离，致使每个教师都感觉他们在做自己的事情，而没有什么东西能作为整体将他们联结在一起。”
英语学科，甚至可以说很多人文学科内部都没有达成学科研究范式的一致性。英语学科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学科，没有特定的发展方向，学科内部的研究问题、方法和理论用受访者的原话描述是“满地都是，遍地开花”。正是由于学科内部呈现多样化和异质性这一状况导致学科发展无清晰方向可言。学科文化实际上面临着一致性的坍塌，缺乏共同的知识内容与基础。一位受访教授说：“我们作为学者都不知道学科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即使我们想引导学生，我们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引导学生。”
根据学科成员联系的紧密程度，比彻指出不同学科社群呈现出内部趋同与趋异的特征。趋同型学科能够保持合理、一致的标准和程序，以便于进行知识控制，并保持稳定精英的存在。趋异型学科在观点和问题上缺乏一致性，没有统一的范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容许知识的反常，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允许能导致自我毁灭的争论的存在。[8]显然，英语学科的学者群体，在文化认同上缺乏集体一致性，对智识隔离具有高度容忍性，因而是趋异型学科。
甚至有国外学者用“混乱”(mess)一词来形容人文学科、尤其是英语学科的特点。关于“mess”一词，斯蒂普森(Stimpson)认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不好的一面，困惑、杂乱、散乱、脏乱；另一种是指好的一面，食物、营养，一圈人坐在一起吃东西。前者是混乱无序，后者是健康的复杂性。[9]但是，无论是此处的“混乱”，还是受访教授提到的“一致性的坍塌”，或“智识隔离”，都不能单单将其看作消极的，这是学科本身的真实状态与智识活动的需要。从知识生产看，人文学科的研究易受个人价值观的影响，成果表现为理解或阐释；学者倾向于独立从事研究工作，人文学科所仰慕的英雄往往是单兵作战型的学者，这类学者的作品通常是独立署名。
二、实验室空间中的师生关系：化学学科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吉鲁(Giroux)有这样的论述：空间绝非仅是客观的存在——透明的、独立的、表浅的存在，而是为不同的权力所建构的，植根于具体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脉络中。[10]有形的空间与根植于其背后的理念，塑造了人与人的关系。对实体空间具有强依赖的实验科学，由于从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资金、器材、设备等由作为项目主管的“导师”提供和管理，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嵌入实验室研究团队的大项目并为完成课题服务，因此师生互动发生在实验室，并且师生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学术训练只有在空间中才能够进行并不断发展，这种空间的可见性导致指导过程中教师是“看者”，博士生是“被看者”，师生双方的关系界限呈现在公共空间中。
作为科研项目主力军的博士生与作为项目主管(PI)的导师有几层关系，一层是导师与被指导者的关系，另一层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第三层是师傅与徒弟的关系。正如有受访者将实验科学的博士生培养比喻为木工或电工的学徒过程，是逐渐熟悉专业技能并独立执业的过程。这位受访教授认为：
“在美国，理工科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类似于学徒。如果我想学习如何建房子，我会跟着一个师傅边干边学，或者说想学电工，会找一个师傅跟着干。师傅给我付几年低工资，或许我干得越来越好，他会给我涨工资。最终我离开了师傅，我自己另立门户创业，届时我的收入优厚，因为我成为了受认可的木匠或电工。这是学徒制。”
“木匠”、“电工”，从学习技能到逐渐独立，形象地比喻了化学学科对博士生的学徒式培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将那些一般性的技术规则变为他自己熟练的科研“经验”和“习惯”，并根据实际科研任务补充许多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具有个人风格的新技术规则。[11]“受认可”标志着博士生成功完成了学术社会化并获得了身份认同，外显性的评价标准是获得博士学位，因此博士学位这一符号蕴含着相应的资质；内在的判断标准是掌握学科知识，习得从事学术研究的相关技能，内化学科文化。
化学学科教师的工作时间与空间是开放的。导师常常待在实验室或办公室，甚至有关导师的工作日程也是开放化、可见的，博士生可在需要之时寻求导师的帮助与指导。我们来看几位受访导师的描述：
“我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有时候我会将办公地点挪到实验室好可以整日待在里面。一般情况下，如果有我关心的实验，我会投入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
“我会观看(watch)大部分的实验过程，对实验提出建议。如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有时候又很难预计结果，我通常会在实验初步阶段帮助博士生，当然是学生具体负责实验操作。通常情况是，博士生做他们的实验，如果他们有不明白的地方会将资料拿给我，告诉我已经做的工作，然后我们会一起思考并设计另外一个实验以测试他们没搞清楚的问题。有时候我有实验设计，也会问博士生是否愿意做这个实验，因为博士生常常拼命寻找可行的实验。”
其言外之意是，博士生从事具体的实验操作，导师主要从宏观上进行指导与把关。
尽管化学学科的导师一再宣称师生是平等的工作关系。但是，“看”与“被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它是空间的差异和不对称所包含的力量关系。福柯(Foucault)的一段话精辟地阐述了空间中的权力和关系：“纪律权力通过其不可见性被实施；同时它强加给那些从属于它的人一种强迫的可见性原则。在训练的过程中，从属者们必须被看见。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施加于他们的权力对他们的控制。正是始终被看见和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看见这一事实，确保了被训练的个体处于从属的地位。”[12]关于博士生与导师的关系，这里有几个关键词：导师是“观看”(watch)、“建议”(suggest)，博士生是“做实验”(do)、“负责具体实验”(in charge of)。借用福柯的话，师生双方是“看者”与“被看者”的关系。导师是提供空间平台(实验室)、物质资本(设备、资金)和研究思想的人，导师是把关者，博士生是动手做实验的人。
也有受访者认为导师管理实验室就像经营杂货店，希望自己与博士生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工作，甚至规定研究生每周至少在实验室工作40小时：
“从事学术研究就像开一家杂货店的生意人，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才能有更大的成就，这很危险，你会变成工作狂。……学术职业填满了你的全部生活。我希望我的研究生一周工作40小时以上，我希望他们晚上在家也要思考明天要做的实验，我希望他们知道如何计划。”
导师作为实验室的主管，需要写申请书竞争科研基金，向博士生提供资助经费。一位受访教授在访谈中几次将研究生称为“研究生工人”(graduate worker)。他们为何会被称为“工人”(worker)?这里可以看出师生之间的另一层纽带在于经费。作为实验室主管的导师负责申请与寻找研究经费，同时也面临着外部的压力，包括资助机构的课题任务和学术同行的竞争。而课题研究需要研究生从事具体的实验工作才得以完成，因此外在的压力迫使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对实验室的管理呈现出老板与雇员般的形象。经费作为师生关系的纽带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师生紧密的互动以及导师对博士生高频率的指导。内在的纽带是博士生所从事的科研项目以及科研论文的发表，这也对导师的学术职业有所影响，博士生的学术成长与导师的学术声望是荣辱与共的过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师生关系中，导师不仅是指导者，也是项目主管、经费提供者，是规则制定者，是施加压力的人，是督促者，是任务分派者。在化学学科，权力从深层次上塑造着师生关系。在公共实验室空间中的师生关系是正式的，具有各自明确的责任。总之，实验室空间下所形成的学科文化传统对师生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与研究文化紧密相连的是资源需求。因此，化学学科对物理空间和资源的强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师生关系的结构。
三、松散型的师生关系：英语学科
与化学学科师生在实验室空间中的资源依赖型的紧密关系不同，英语学科知识生产活动对资源和物理空间等社会条件的需求较低，博士生与导师的关系由于没有资源、课题等纽带的限制相对更为疏离化、协商化，当然这与英语学科注重个体化阐释、独立探索、甚至寂寞的研究文化有关。
英语学科的博士生几乎很少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博士生的论文选题通常是博士生自我思考的过程，不一定会与导师的课题或研究领域交叉或相关，当然导师通常鼓励博士生自由探索自己的研究田地。一位在英语学科从事多年研究、并指导过大量博士生的教师严肃地指出，“博士生所做的研究工作，诸如论文选题或研究领域的形成是极其重要的。我认为导师的角色是建议而不是强制，有时候研究生问我，什么样的题目是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会说，如果我知道我就自己写了。你知道吧，我没法帮你选定论文题目”。
与化学学科不同，英语学科是田园型的研究文化，博士生与导师的互动关系呈现疏离状态，师生互动频率较低。一位受访导师说：“我一般情况是等博士生来找我讨论……每次见面大概半个小时，一学期大概见一两次，这差不多是平均水平。”导师很少主动组织师生会面或督促博士生，因为教师认为博士论文是博士生自己选定的感兴趣的问题，论文研究过程需要博士生个体的独立思考，他人很难利用外在手段限制博士生。
这种学科文化，对寂寞从事学术工作的看重以及独特的学术任务，有时难以与他人直接沟通，如一位受访教授说：“写作的时候，我喜欢寂寞，所以我从没有与博士生一起合作过研究，这是事实。因为我认为思考是一件个体化的事情，你集中精力写你的观点就好了。我觉得我没法与他们直接交流我的想法。”在英语学科，研究与写作是学者个体独立探索的过程，因此更倾心于寂寞的理念和个体学者的单打独斗，而不是团队合作研究；知识生产更多涉及个体主观的阐释与理解，而不是客观的数据统计或实验分析。学术工作中的“寂寞”似乎包含四层含义：第一，寂寞与交往相对立，意味着较少人际交往。在这种意义上，寂寞常常被理解为孤独、独处，或独来独往。第二，寂寞与闲暇相联系，较少受到外在的时间限制，能够相对自由地掌握自己的时间，表现出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第三，寂寞包含着内心宁静、恬淡、超然的意味，所以学者能够与周围的日常生活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专注于所从事学术工作本身的价值，不为外界因素诸如名或利所左右。第四，寂寞还隐含着自觉自愿的成分，而这种自觉自愿是建立在对其工作的高度认同、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兴趣之上的，所以甘于寂寞的背后常常是对其学术工作的强烈爱好和兴趣。[13]
四、不同学科师生关系的结构对博士教育的影响
博士生培养，尤其是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学科规训化的过程，与学科相关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师生互动交往中潜移默化地传递、传承。因此，博士教育中师生关系的结构受到学科文化的影响，并呈现出学科差异。
“当我第一次听说法国文学的博士生必须要自己找博士论文题目时，我惊呆了。他们必须要自己发现研究问题，然后再找到教授说‘请您做我的导师，可以吗?’”
而在化学学科，博士生选择导师是通过实验室轮转(rotation)制度得以实现的。实验室轮转是指在研究生入学伊始，可选定几个与自己研究兴趣相近或心仪的实验室轮转从事科研，在此过程中，研究生选定自己的导师，同时教师也可借此过程了解该学生是否适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我听说，一些理科，比如说化学专业的教师要求学生每周要在实验室呆上五六十小时或者七十小时，连节假日和周末也不放过。这种情况下，教师不仅仅是学者，而且是财政总管(financial manager)。”
从以上两个学科教授群体对彼此工作方式的惊讶与不可思议——而这些在各自学科内部已达成共识、形成惯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学科文化在师生关系形成中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化学学科师生关系紧密，师生互动更为结构化和固化；英语学科师生关系松散，师生互动频率较低。但是，不同学科师生关系的结构对博士教育实践提出了不同的挑战。
在美国，英语学科以及其他人文学科面临的问题是修业年限过长。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的研究指出，英语学科博士生的修业年限平均为9年，而化学学科为6.9年。[14]如何调整培养策略，鼓励博士生顺利通过博士教育的各个关卡，是人文学科需要思考的问题。尽管有受访者认为，“好的博士生指导发生在非正式的关系结构中”，可以通过“非正式的研讨会和读书小组”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但是增强师生互动和提供支持性的结构化环境，是提高人文学科博士教育效率的途径。
与英语学科截然不同，限制于空间与资源中的化学学科的师生关系呈现出严密化、高度依赖的特征。甚至出现这一说法：理工科博士生是导师的廉价劳动力。②导师是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呢?一位年轻教授从师生双方的立场出发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分析：
“我认为，化学学科的研究生有一种总体的感受，就是他们在学期间的报酬过低，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导师的利益。我不喜欢这种想法，我真心希望我的学生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知道这样的模式的确存在。我也多次思考过这样的教师，他们不考虑研究生的职业发展。我认为这种观点正在转变，越来越多的教师的确是真正关心研究生的，而不仅仅是提供资源，不仅仅是需要博士生在实验室做研究，也提供博士生参加学术发展活动等方面的机会，帮助研究生顺利适应并达致独立从事学术职业的能力。但是这一条说辞显然不够。大部分学生本科毕业就到工业界赚钱，研究生是在研究生院学习、做研究，对比之下造成一种感觉：研究生比他们工业界的朋友工作时间长，但是薪水所得只有朋友的一半，这样就会造成廉价劳动力的感觉。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研究生最终应该意识到，他们在给自己投资，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资源’远远超过在业界的收获，因为这种‘资源’将对他们今后的独立执业增殖。当然，坦白地说，我在读博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些事情看得很明白，没明白我导师为我所做的一切是帮助我从研究生到独立科学家的转型，帮助我为独立从事学术职业做准备。等我毕业几年后，我逐渐认识到他为我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我当时看到的，所以我希望研究生在今后、哪怕是毕业10年后能明白这些道理。”
尽管在实验科学，导师提供资源，博士生从事具体的实验研究，但是导师提供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支持，还包括研究项目的学术思想，对博士生专业发展的培养，同时博士生在实验过程中实现学术社会化并获得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这是无形支持与有形支持的较量，导师所提供的无形支持不仅难以衡量，而且难以被他人觉察，因此局外人、甚至博士生主要以可见的、有形的投入评判。另外，虽然博士生所获得的直接薪水低于已就业多年的本科生，但是攻读博士学位本身是一种无形的投资，博士生在学术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是布迪厄(Bourdieu)所说的文化资本，而不仅仅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包括思维、知识、技能、智慧、经验等，而且具有增殖效应。文化资本并非可以量化的绝对价值，它仅仅在交换中拥有价值，而交换是一种社会较量，如同文化价值判断的较量一样。[15]导师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所投入的文化资本的价值与经济资本相比辐射效应更广、更深、更长久。
本文的形成得到陈洪捷教授、刘云杉教授、沈文钦副教授的指导，并得益于与蔺亚琼博士的讨论，在此表示感谢。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波义耳(R.Boyle，1627～1691)，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波义耳对于化学、物理学等方面均有卓越贡献，是实验方法的先驱。
②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创新计划的系列调研报告也指出，化学学科的博士生被称为“廉价劳动力”，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是已有研究很少对此进行分析，而且多是学生视角的阐释。本研究揭示教师的“话语”，会看到不一样的观点。这或许有助于促进博士生教育中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理解。
参考文献：
[1]Mary Frank Fox.Gender,Faculty,and Doctoral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In L.Horning.Equal Rites,Unequal Outcomes:Women in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C].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2003.转引自王东芳.西方学者对博士生指导问题的研究路径与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2，(4)：48～51，77
[2]Benita J.Barnes,Elizabeth A.Williams & Martha L.A.Stassen.Dissecting Doctoral Advising:A Comparison of Students"""""""" Experiences across Disciplines[J].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2012,36(3):309～331.
[3]宋晓平，梅红.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师生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博士研究生的视角[J].中国高等研究，2012，(8)：50～54.
[4]冯蓉，牟晖.博士生导师在构建和谐导学关系中的作用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2)：54～58.
[5][8][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3，4.
[6]廖元锡，毕和平.自然科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1.
[7]王东芳.博士教育中师生科研合作的学科差异[J].高等教育研究，2014，(2)：48～53.
[9][14]Chris Golde,George Walker & Associates(Eds.).Envisioning the Future of Doctoral Education:Preparing Stewards of the Discipline[M].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6.390～391,352,146.
[10]刘云杉.教学空间的塑造[J].教育科学研究，2004，(6)：12～15.
[11]石中英.波兰尼的知识理论及其教育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2)：36～45.
[12]Foucault,M.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Trans.By Alan Sheridan.New York:Random House Inc.,1977.187.
[13]陈洪捷.论寂寞与学术工作[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137～142.
标题注释：本文是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学科差异研究”(13YJC880061)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