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未来我国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和挑战，要求我们不仅要充分吸收和学习发达工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共性经验，更要从自身独特的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文化特征出发，构建并不断提升独特的制造业核心能力，把握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
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根本挑战
伴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全球产业竞争范式的转变，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逐渐步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正由高速转入中高速的新常态。2013年，服务业在三次产业占比首次高于工业，经济服务业趋势不断强化，“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的功能定位将面临重大调整。在这种大背景下，传统的粗放式的工业发展模式所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未来、特别是“十三五”时期将表现得更加集中和严峻。在诸多的瓶颈和问题之中，我们认为，“行为”层面的技术学习难度、“绩效”维度的生产效率和“环境”层面的外部冲击3个因素是未来10年我国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最为根本性的挑战。
一是生产率增速下降已经成为当前及未来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基于不同方法的实证研究都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现较明显的下滑态势。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与发展阶段相关，随着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和向工业发达国家的收敛，技术引进的难度不断加大，后发优势不断弱化，在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尚未培养起来的情况下，生产效率下降就成为自然的现象。
二是技术学习的难度不断加大。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阶段和技术进步的生命周期特征共同决定了后发国家技术学习和赶超的难度。目前我国制造业技术在成熟阶段锁定的现象比较突出。一方面，传统产业中的高端生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技术长期受制于人，技术竞争力差距大。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基础研究占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仅为4.7%，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强国的比重。如何提升全社会、特别是企业部门对于基础研究进行持续投入的动力，是决定未来我国制造业能否由成熟技术优势向前沿技术优势和新兴技术优势跃升的重要因素。
三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对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形成重大冲击。国际金融危机促使美、日、德等工业强国、甚至英、法等传统的工业强国重新反思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作用，并以更加积极的政策态势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例如，美国政府提出《制造业行动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欧盟提出“未来工厂计划”等等，都在客观上大大加快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程。“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智能化对简单劳动的替代，可能对我国传统的比较劳动成本优势形成重大冲击。
“十三五”期间及未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题要从强调增长导向的规模比例关系转为强调发展导向的产业融合协调，产业发展战略的重点也要从产业数量比例调整转向产业质量能力提升，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产业的生产率；为了更好地适应产业融合的趋势，未来我国产业政策思路应当逐步突破传统的“产业结构对标”的思路，通过促进产业间的技术融合、商业模式融合和政策协调，促进三次产业和各产业内部的协调发展。
在“十三五”及未来以强调产业能力提升产业发展战略重点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的功能定位也要发生重大调整。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工业作为快速增长以及三次产业占比最大的部门，一直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吸收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2013年以来工业在三次产业占比开始落后于服务业以及经济走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表现为其创新驱动和高端要素承载功能。国际经验表明，虽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推进，在工业化后期制造业比重一般会下降，但制造业永远是国民经济中开展研发活动最活跃、承载创新资源最多的部门。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从技术创新来源看，制造业本身是技术创新最为活跃的部门，无论是技术创新投入，还是研发产出，制造业部门都占据了绝大部分。从技术创新使用看，制造业是将技术进步应用于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载体。从技术创新传播看，制造业通常通过提供先进材料、工具设备、新知识而成为向其他领域传播技术创新的基地，农业和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也必须以制造业技术创新为基础。因此，制造业作为技术创新的“土壤”，“十三五”期间及未来，其主要功能不再是集聚资本和创造就业，而是通过促进新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同时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仍在增强，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实际上是围绕“做强工业”展开的。
制造业功能定位的转变，决定了未来制造业指导思想从“结构优化主导”转向“能力提升”主导。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制造业技术能力提升的可能方向是：在模块化架构产品领域，将逐渐由模块化产品的改进型开发向模块化导向的具有突破性技术创新的能力提升。未来应当通过技术能力积累，加强架构创新和模块标准制定的主导权，主动地通过架构创新和组件创新、标准创新，促进产品架构由一体化向模块化转变，从而大幅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的主导权；在大型复杂装备领域，应当在坚持自主学习和开发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我国独有的市场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不断完善产品开发平台。
制造业发展战略如何调整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工业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规划，标志着我国在完善制造业产业政策体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切实把握“中国制造”的核心能力。与提出“工业4.0”计划的德国相比，目前我国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尽管我国在工业机器人、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等细分领域出现了不少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但缺乏像德国西门子、博世等能够架构整体的数字物理系统和全流程数字化解决方案的综合集成企业。针对这种状况，我们既要努力培育集成企业和集成能力，同时也应尊重复杂产品集成能力需要长期积累和探索的事实，探索更加模块化的工业物联网技术路线，将更好地发挥模块领域技术优势作为发展智能制造的初始战略，并逐渐向综合集成优势提升。另外，与德国、日本等强调柔性生产和工人技能的制造优势相比，中国的制造优势在于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操作技能，在大力发展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制造的同时，我们智能制造应选择更能发挥我国人口和技能优势的技术路线，通过智能制造与大规模生产的有效结合，更好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我们独特的智能制造能力。
其次，提高我国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提高中国制造业整体的生产效率，一方面，从产业组织结构看，要促进中小企业和创业，重点围绕以下4个方面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一是结合“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现实需求，大力发展事业性的、公私合作的、商业性的大数据、工程数据库和高性能运算服务机构；二是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向广大中小企业开放基本的研究实验设施，同时鼓励各类科技服务平台建立跨地区的服务机制，从而最大程度地使中小企业切实能够利用公共科技资源；三是大力建设国家、省、市三级综合性科技服务机构，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各类科技服务的合作与对接；四是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队伍的建设中，充分调动退休企业家、研发人员、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的内在积极性，鼓励其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各类服务活动中来，提高中小企业科技服务的队伍素质和公共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看，不仅要着眼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要关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通过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融合、互动促进核心能力的扩散和增强。传统产业是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土壤和平台，新兴技术只有广泛应用于传统产业部门，才能获得足够的财务回报形成持续的创新动力；高新技术只有应用到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与既有的企业和领先消费者产生足够的互动，才能在试错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臻于完善。
再次，通过完善环境，提高制造业创新性投资的回报率。在制造业的发展环境方面，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是重要的：一是深化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开放、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等，形成要素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提高制造业的相对收益率；二是重点对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进行重大调整，推进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从重化工领域转向公共服务等领域；三是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建议国家和各级政府设立中小企业法律事务公共服务机构，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服务，切实降低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维权成本。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促进技术市场的发展，使科技型中小企业更多利用技术市场进行开放式创新。
此外，还要完善产业政策安排。未来随着我国传统产业投资的相对饱和，企业需要通过创新探索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产业发展和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这就需要政府构建“市场友好型”的产业政策，以完善市场制度、补充市场不足、增进市场机能。产业政策手段需要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行为为主转向通过培育市场机制、间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强调研发、技术标准和市场培育的协同推进，促进制造业企业在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充分利用本土的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形成独特的核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