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上不是海洋帝国
如果以史为鉴，运用历史工具来研究战略，我们会发现，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海洋帝国，我们根本没经验、没文化。
现在一谈到中国古代的航海，靠书本起家的先生们总会讲郑和航海。我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城市做城市的战略顾问，某市委书记就对我介绍说，他们的城市准备搞海洋经济了。海洋经济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我当然明白其中的意义，否则我过去就不会判断、建议，中国要在南海黄岩岛采取行动了。我问他：你们海洋经济主要搞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这儿主要就是填海造田、填海造地。问：“填多少？”他说：“500平方公里”。我吓了一跳说：“你直接再往前填一些，钓鱼岛就直接连在一起了，收回中国了，根本不用海军了，只要出动民工大军，我们就可以把钓鱼岛收回国有了”。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海洋经济的路子。我问当地，你们有没有海洋博物馆？他说我们还真建了海洋博物馆。但这样的海洋博物馆有什么呢？只有一块很长的破木头，据考证曾经是船上的一块木头，比如舵杆之类的，仅此而已。剩下的就只有想象的图片了。这就是中国的海洋文化，比起西方国家随处可见的海洋博物馆和丰富的展品，他们的航海故事和航海历史，我们差的实在太远了。
中国的航海，主要是源自于元朝。因为那个时候的“大中国”，那个建立在亚欧大陆之上的“大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从长安到莫斯科，横跨世界的主要大陆，所以必须要有航海，才能链接起来。中国的航海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的航海，是在陆权达到顶峰之际开始的。也正是因为陆权的兴盛，才有了航海的需要。所以，陆权与海权是存在互动关系的。这一点，恐怕马汉先生在讲海权论的时候也疏忽了。总的来说，中国在大海之上是没什么经验的，尤其是在明代汉文明对航海文化的摧残之后，更是如此。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战争文化，甚至包括殖民文化，都是大陆性质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大陆主义的国家，是一个历史上的大陆帝国。只是因为现代的改革开放，一下子被蓝色的海洋吸引。那个时候，西方国家为了让中国远离苏联，为了让中国内部政治发生变革，也愿意让中国加入分享世界市场。至于现在，形势是大为不同了。
匮乏的海洋、丰富的大陆，这就我们的是“大中国”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日本有遣隋使、遣唐使。那个时期，“大中国”真的是大，文化丰富，中国就是开放和多元的象征，真的有货可学，所以日本人拼命也要来中国。后来，据说中国人开始航海了，从大陆走向海洋了。在日本人看来，海洋我比你知道的多，就不来学习了。开个玩笑，但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究竟有没有道理。
我们搞海上丝绸之路，看着市场挺大，但其实真的没什么优势。但中国在大陆上有优势，现在的考古已经说明了问题，我们有大量的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大家都在新疆生活，对这些知道的很多。就拿宗教来说，世界上的三大宗教都曾经在这里存在过。这里对人类文明曾经有过巨大的影响，关键是要将这些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这就需要造福一方的政策和战略。这些问题不解决，那剩下的是什么？就只能是喊话了。
我在北京和一些学者也曾经交流讨论过西部问题，我问他们，读过《古兰经》吗？读过哪个版本的《古兰经》？我基本上读过所有版本的古兰经，不一定熟悉，但读过是真的。能够买得下来的，我都要去买，都要去看。作为一个战略学者，研究一个地方，研究一个方向，就要肯下死力。只知道采用一种高大上的形象，到处给别人上课，靠着地位和名片上印的名号，可能在短时期之内管用，但总还是要有一些真东西才行。否则碰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提出的观点和意见只能是评论性的，是冠冕堂皇性质的东西。如果只能在别人的基础之上跟着评论两句，这种东西搞多了，就会害人了。
就此而言，陆权复兴论就是一种新的东西，值得大家思考。没有陆权的支持，新丝绸之路搞得成吗？谈到陆权，相对于海权一样，有人就会说这是帝国主义的东西，我们不能搞，将会授人以柄！这种自我批判，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还是现实点吧，西方国家一刻也没离开过海权，五角大楼整天在那里干吗呢？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依旧存在，只是变变形式而已。世界上的国家有很多，彼此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太幼稚。西方世界的确是在进步，但更多的进步体现在用基督教精神包装帝国主义诉求，演变成了法律、秩序、宗教、自由、人权等一些东西，就看你如何去对待这些东西了。
我不是在吐槽学界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们谈发展，要落地，要接地气，要实事求是。如果总是跟随着媒体、报社的东西去思考问题，恐怕是不行的。我们要跟随历史发展的逻辑，找到现在世界的发展节奏，这样才能踏上步点，跟上时代的节奏，拥有我们应该拥有的一切。具体到现实中的问题，那就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丝绸之路，我们能否注入新的发展逻辑，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之中，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它重新焕发出活力，从而为新疆，为中国赢得新的发展平台，新的发展机遇，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这当然也是真正的战略研究所关心的问题。
二、新丝绸之路的可行性
讲了这么多新丝绸之路，那么有一个问题必然会浮现，这就是“新丝绸之路”可行吗？在对“新丝绸之路”了解其大概之后，几乎所有人都会问这一个问题。所以，我要回应一下这个问题，以免关心“新丝绸之路”的人过于失望。
实际上，我在前面不少地方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搞“新丝绸之路”的难度是有的，挑战也是有的，需要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加以克服。这是一个创业的问题，没人知道前途如何，前途是干出来的，不是议论出来的。即便是万事俱备，恐怕还需要领导人物和历史机遇吧。大事从来都是如此，新丝绸之路也不例外。
现在要和外交部讨论“新丝绸之路”的问题，遇到的反应很可能就是，“这个做起来困难太大了。”每当跟外交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要跟他们不熟悉的，他们都会是这个反应：“这个做起来困难太大了”。我就感到奇怪，一个外交部怎么整得跟一个工业部门一样，就不能搞点创新，就不能干点什么新东西吗？什么叫“困难太大了”？外交部要做的事，就是要突破这些问题。如果国家之间一点矛盾都没有，到哪里人家都鼓掌欢迎你，那就很难体现外交部的作用了。外交部就是解决矛盾利益冲突的，这是他们的天职。
我跟外交部的一些院所学者以及大使聊天交流的时候，他们老是说这边难度大，欧美我们比较熟悉，东盟我们比较熟悉，但中亚我们不太熟悉，估计会有什么什么问题。一跟他们交谈，他们的苦水比你还多。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拓的过程，这是一个中国谋求主导的市场空间，与那些人家主导的、现成的市场空间不一样，必然有开拓的问题。这就像美国西部垦荒时期，什么事情都带有一定的未知数，跑马圈地，冲着荒地就飞驰而去，占到的土地就是你的。
我从美国的洛杉矶到内华达去，沿途都是沙漠。当地人说，当年美国西部垦荒的时候，都要穿越这条沙漠之路，很多人就死在沙漠里了。当一个人知道，有财富在等着你，有空间在等着你，有各种各样所期待的东西等着你，那这个事情就值得去做，起码也值得试一试。在做的过程中，同时一定还有风险和未知数，有各种各样可能的“坏事”要发生。这就要有冒险精神，成大事者，没有这样的冒险精神是不行的。中国的官场文化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太平平最好，没有西部垦荒者那样的开拓精神，没有敢于冒险，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这在种情况下，想要获得市场空间，牢固地占有它，同时还要应付别人的挑衅，不做好这样的准备肯定是不行的。
“马歇尔计划”当年落实的时候，出现的情况跟现在我们讨论“新丝绸之路”差不多，吵的一塌糊涂，官与官之间吵架，官与民之间也吵架，都曾经存在有大量的争执，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一直认为，新丝绸之路的有关计划，实际超过了国务院权力管辖的范围，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很多都不是国务院能管的。比如说，外交和国防，这些都需要整体的协调和安排。如果国务院不改革，就难以承接这种跨国发展的历史责任，即便它愿意承担这样的历史性责任，但是实际它能不能承担呢。所以，后来我一听说这个事交到了发改委，我就凉了半截；后来又听说，不但交到了发改委，而且还被交到发改委下边的部门，那这个事就更别谈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全部都会有“充足的理由”变成为项目来安排。现在，我只是希望在未来能有一个改变，因为“新丝绸之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太重要了。
“新丝绸之路”能等等吗？
中国的大事很多，先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IMF、APEC亚太经合组织、ADB亚洲开发银行……，目前来看，剩下的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已经不多了，问题主要是，所有这些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都是别人制订的，中国即便加入进去，也只能当个乖孩子。更麻烦的是，很多国际组织，一旦中国加入进去之后，人家就产生了“不跟你玩了”的心思，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之后，几轮谈判下来，人家就产生了“不玩了”另搞一套的心思，结果就是TPP。这个在中国东南方向上的TPP，有可能是更为严格的贸易组织，目前美国和日本都在大力推动，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中国也不是没想过为自己打造一点影响力，亚投行的建立就是一种努力，很多国家加入进来，中国挺高兴，但最后结果似乎可能不是很理想，据说大家都要有否决权。对于参与决策的机构和部门来说，这一定是秘密，否则今后还怎么玩。
总的来看，经验是肯定不足的。
大致来讲，如果我们总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加入这个组织，加入那个组织，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别人的，就像幼儿园的孩子玩游戏，得向别人申请才能加入进来，别人同意才能加入进去玩。如果有孩子们不同意，还不高兴，回来还要哭诉，还要流眼泪，当然还要保密。
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我们经常扮演哭诉者的角色，去投诉人家“不带我玩”，或者是我玩的时候向我提出额外的、特殊的、种种的要求，种种不合理的要求。接受这些屈辱性的条件和要求，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自己的领地，你没有自己的空间，所以你只能接受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游戏规则去玩。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种机会，让我们看到，就在新疆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市场空间，有一片很大的原本就属于中国的传统领地，有可能能够提供给我们，让我们拥有支配性地位的机会。对于这样的机会，我们是不是眼睁睁地就失去了？我想，了解情况的人一定会说，那简直是乱弹琴。会不会是这样呢？现在可以看这种危险是存在的。理由多种多样，但就是不做，在中国这种事情多不胜数。
今天我们谈了很多东西，也有很多具体的建议。不过，实事求是的说，这些东西也不算是新的，大多是在十几年前就搞的八九不离十的东西。北京也有人掌握这些问题，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北京是山高皇帝远，完全不知道新疆的情况。这些问题都是十几年前就看到的，就清楚掌握的了。至于听到以后是不是能采取行动，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另外的部门和另外的人决定的，还有时机和资源的问题，这些都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新丝绸之路与中国未来战略
上述这些，都是过去安邦咨询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说，作为智库，安邦咨询在新疆没赚过钱，这些项目，十几年以来，我们都是赔钱在做。这没有办法，我们欢迎大家提供赞助，但智库毕竟是一项公益事业，做这些基于义务的事情很正常，都是基于理想主义。我们希望新疆能够真正成为亚欧的中心，能够成为世界历史学者所讲的广义大中国的核心。过去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的，能不能恢复它，能不能够通过陆权的复兴，让中国重新成为太阳升起的地方，成为世界两大贸易轴心的交汇之地，这要靠大家的努力，毕竟这是落实的问题，不是智库学者的问题。
我要指出的是，“新丝绸织之路”一旦成功实现，这个时候日本问题就不存在了，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日本要派出遣唐史，在明朝怎么不派？是因为明朝的海禁吗？根本不是！因为唐朝享有陆权贸易的便利，唐朝就是亚欧大陆最强有力的陆权集团，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那个时候的唐朝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日本才派出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后来到了明朝，世界交易的主要路线已经转移到了海上，转向了大洋，跟明朝闭不闭关的关系已经不大了，主要是没什么可学习的了，到了海上，日本人了解的不比我们少。所以，我们要恢复和振兴的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当世界交易的新重心，重新在亚欧大陆上出现，到了那样的时候，日本自然也就被边缘化了，为了生存和发展，它必须依附市场，不能远离市场。那钓鱼岛之类的问题还存在吗？起码也有了解决的条件吧。其实，如果你是真搞战略研究而不是搞新闻评论的，那么你会知道和了解，“战略研究其实就是会议室里的战争”，实际战争也是这样，如果抛开了偶然性不谈，战争实际在会议桌已经定下了胜负。真正的关键是建好“新丝绸之路”，这个当然是从外交和国防领域要讲的。
就世界而言，还有一个国家也很有趣，这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生产国，如果“新丝绸之路”出现，它也很自然地会被边缘化。因为它的市场是主要的制造业中心，世界最大的市场都来自于亚欧大陆。这里与沿海不同，它自己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沿海的制造业所需要的原材料供应，应该由澳洲来提供，它有运输便利。所以，澳大利亚和澳元有附属性。从人文角度说，澳大利亚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分裂——它的意识形态是倾向西方的，但是它的经济利益、生产活动，都是倾向亚洲的，亚洲是它最大的客户。如果把澳大利亚比喻成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有人格分裂症的状态，一会儿倾向西方，一会儿倾向亚洲，不停地变来变去。等到“新丝绸之路”发展起来，达到一定的水准了，澳大利亚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澳大利亚只有一个选择，只能以狂奔的速度奔向亚洲，不可能向西方去。包括美国在内，大西洋贸易轴心沿线的这些国家，加拿大、墨西哥、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因为“新丝绸之路”的出现，都可能被弱化，至少这样的风险是存在的。原因很简单，新的最大客户，出现在了东方。更麻烦的是，谁能拥有这片市场，还不由得他们说了算。
现在，微软公司、苹果公司，IBM公司，还包括其他的软件行业等等，因为市场、成本和其他因素，都纷纷离开中国，有的前往墨西哥，有的迁回了本土。现在的这种情况，中国如果不做战略性的改变，情况将会非常不妙。除了科技企业之外，中国的制造业也正在迁移，带走了大量的资本，增强了别国的产业竞争力；同时中国的第三产业和房地产以及金融领域，如果因为债务拖后腿，就没办法放开手脚去发展，同时也就没有办法实现整个金融系统的平衡，这都是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
下面问题来了：我们的金融系统怎么样才能实现平衡呢？大家知道，有进有出，有高有低，那才是均衡。我们现在一直没有形成良性循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和视野，我们的政策，都是眼睛向内看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做法也是在自己的圈里面打转转。表面上，中国已经进行改革开放几十年了，但现在实际制订政策的人还有一种意识封闭，在当中走不出来。我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实际有一条边界，这个边界线，始终还是存在的。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在决策的时候，这条边境线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我们就会自己告诉自己，这个不能考虑，那个事情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不允许干，总之有很多这样的条条框框，有很多无形的边境线。这样的边境线的建立，使我们受到很大的约束，就没有办法实现突破，造成问题愈演愈烈。实际上，金融界均衡的实现与空间有关，也非常渴望扩大金融空间来实现平衡，通货膨胀就有一个输出的问题吧，但现在尽是输入型的资本扩张。所以，中国这盘棋，越走越变成“单行道”了，我们在国际上基本没啥影响力。我们经常是为一步棋沾沾自喜，实际整盘棋却有可能输掉。
世界总是这样，没有突破就没有空间，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为什么会成为纳粹的地缘战略学家，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总导演。希特勒是个政治家，他是决策者，是落地执行的人，而他的理论完全就是来自于地缘战略家，来自于豪斯霍弗，所以现在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学里面，依然会把他打入另册，不能谈他，就是因为他为希特勒服务。但这不能抹杀他是一位伟大的地缘战略家、地缘政治学者，但他做了什么？他提出的主要是空间理论。
当时纳粹德国为什么有党卫军和闪电战？就是为德意志人争取在世界的生存空间。不过，最后德国人失败了，最后还是加入了人家的规则体系，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去做事，而且西方世界实际也只接受了一半的德国。问题是中国有13亿人，西方世界能接受吗？能接受多久？我们不会傻到那个程度，认为无需自己去创造空间，而只需选择战后的德国之路，俯首帖耳，人家就会接受我们？！我们现在踏踏实实、静下心来看问题，难道我们不需要空间吗？我们当然需要，我们需要市场空间才能把产品卖出去，才能赚钱，才能让产业循环起来。什么叫产能过剩？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解释，他们是搞理论的，对于我们地缘政治学家来说，那就是产业循环不起来，或是产业走向死循环的标志。
一个国家不需要空间吗？没有空间哪来的矿产资源，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石油进口大国，刚刚超过了美国；我们是世界上第一的铜矿进口大国，而且还要穿过太平洋运过来，可想而知，铜产品为什么这么贵。中国为什么要用钢来做子弹壳呢？因为铜非常缺乏，今天依旧这样，我们用的铜都是从遥远的智利运过来的。
智利人告诉我，在其国家最有钱的就是矿工。我说在我们国家，矿工都是蓬头垢面的人。智利人说，在我们这里不是，那些开保时捷的不是银行家，开保时捷和奔驰的都是智利的矿工。在智利，商人把免税店开在智利的矿区，为什么？因为矿工有钱，每年涨工资，大家都愿意当矿工，因为工资水平最高，其他的地方都是按部就班的，不降工资就不错了，只有智利的矿工收入水平是最高的，而且上下班是坐飞机。很多人家里考虑的是买别墅还是再买一辆汽车，给女孩子动不动就送香奈儿的香水等等，他们消费的都是奢侈品。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都是中国养活了他们，是中国庞大而惊人的资源需求在养活他们。
所以我们的问题很多，根本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人之所以会盲目乐观，那只是因为选择性遗忘造成的思想断片。我们现在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找到一个方向，要像纲举目张一样，把这盘棋走活。按照现在的宏观调控——调控，紧缩，再释放；再调控，再紧缩，再释放；再再调控，再再紧缩，再再释放，……。这样的周期振荡，来来回回的情况，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社会也接近失去了耐心。我们看现在宏观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在GDP总量环节看得特别清楚。这几轮的宏观调控里面，投资的增长对消费总量的增长，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了，消费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投资总量的放大，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投资放大对消费的影响不大，对财富积累的影响不大，因为这些投资都可能转化为无效产能，或是产品积压，或是其他金融方面的债务，它没有转化成为老百姓可以消费的财富。如果是转化成为可消费的财富，一定会从消费增长上看得出来，而消费增长在最近几年一直是相对稳定的状态，没有太大的起伏变化。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宏观调控已经失败，必须选择新的战略，必须突破现有空间去考虑问题。
对于我来说，地缘政治永远不会过时，虽然我知道也有人这样认为。麦金德的心目中有一个“世界岛”，谁能控制这个“世界岛”，最后就能够控制全世界。当时驱动麦金德的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也许是机缘巧合，现在驱动我来讲陆权复兴论的是高铁，同样也是一条铁路，这是巧合还是命运，不得而知，我知道的只是，陆权复兴论强调的已经不是控制世界，而是为了建立共同市场以及共同的利益集团。现在的世界，利益已经多元化了，这就是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