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基于对中国人口红利减少、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预期，有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通过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在不远的将来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过去半个世纪，确有一些经济体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陷入漫长的停滞期，难以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经济体顺利地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事实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中国只要应对得当，大可不必过于悲观。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的，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超过10065美元则为高收入国家。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如果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未能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行列，则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以此衡量，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个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其中，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经陷了相当长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60年。与这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对此，世界银行用“东亚奇迹”的概念予以肯定。
为何有些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由中等收入阶段过渡到高收入阶段，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却出现了停滞，迟迟无法跨越“陷阱”？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准入限制降低、外部环境、社会稳定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人们发现，落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实际上，“收入陷阱”是指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些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此类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因而人均收入增长陷入停滞。这也说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到中等收入阶段很可能失效。可见，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换增长动力机制、调整发展结构，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国面临的风险和机遇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环境代价高、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等特点，这种增长方式被某些国外学者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由2000年的930美元跃升到2014年的7575美元。目前中国已处在中高等收入发展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跃升的机遇，也面临落入“中高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机制正在弱化，经济增长面临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瓶颈趋紧、一些领域出现资产泡沫化趋势、投资效率降低和出口增长受阻等一系列现实约束。特别是面对两个既成事实：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由于人口老龄化，2012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减少345万，2013年和2014年也连续下降，当然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到劳动力供给减少一般有几年的滞后期，但可以预见中国劳动力供给很快会出现负增长。在分析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时，可以使用以下公式：一国潜在经济增速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加上劳动力供给增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做过研究，2001年至200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11.8%，2011年至2014年为7.2%，下降趋势明显。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接近于零，7.2%加上0，所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都是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因素。
东亚成功跨越“陷阱”的经济体都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迈入高收入行列的。上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主要采取引进移民、加大国民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等对策。根据中国国情，显然只有后两种对策可以借鉴。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通过调整退休制度，可以适当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的不利局面。中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偏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增速下滑。2014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韩国的30%。未来10年，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劳动生产率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理论界讨论很多。大家发现，一国在教育、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是促进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在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资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都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为重大。
目前，中国教育支出仅占GDP的4%，而美国长期稳定在5.5%左右，韩国也超过5%，芬兰更是高达7%。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此外，中国应继续推进教育公平。拉美一些国家由于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导致教育不平等加剧，进而使社会不同收入阶层逐渐被固化。这既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识和科技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扩散，最终阻碍劳动生产率在全社会范围的提升。在研发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2%，相比美国的3%、日本的3.4%、韩国的3.36%、芬兰的3.84%，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现有技术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是递减的，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应借鉴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充分认识风险和挑战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一是虽然适龄劳动人口已达峰值，但随着50后、60后劳动力逐步被80后、90后劳动力替代，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也就是人力资本在未来10年会加速增长，从而大大抵消劳动力供给下降的负面效应，使中国有望赶在2030年人口红利完全消失前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随着“营改增”等财税体制方面改革的推进，其促进企业、行业转型升级的效应开始显现。“营改增”不仅可以打通二、三产业抵扣链条，降低制造业成本，鼓励科技创新，还有利于一、二产业内部生产性劳务更多地向外剥离，在促进第三产业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推动各产业之间更为广泛的分工协作与融合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今后一个时期，这种效应释放将更加明显。三是近几年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资本市场改革，有助于推动金融在支持研发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国家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正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五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外溢效应将在未来10年逐渐显现，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然，潜在增长率不会自动转化为实际增长。要使这一潜在能力变为现实，必须通过改革清除障碍。除了加大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政府还应在以下几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化水平，打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推动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纵观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城乡结构上实现了根本转变，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体相当。二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的土壤是机制和环境。政府应为企业提供创新环境和制度保障，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此外，应通过坚持不懈反腐败、整顿吏治，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企业营造法治化经营环境。
总之，只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发展任务，合理借鉴东亚成功经济体的追赶经验，中国就一定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