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云计算正在对人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围绕云计算的发展，美国制定了国家层面的云计算战略，并且在军事领域、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展开了世界领先性的研究和应用。本文重点关注美国云计算战略的实施对军事领域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笔者首先对云计算技术的特征及其与大数据时代的关系进行讨论，然后重点分析美国在云计算战略方面的具体举措以及在军事领域中的运用，之后对云计算战略在美国出现的背景进行探讨，最后就云计算对未来军事领域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进行总结。因为在国内外国际关系领域中云计算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所以，本研究使用的文献多为英文网络文献和报纸文章。英文网络文献主要是一些政府或商业机构的门户网站资料。英文报纸文章主要来自Lexis-Nexis数据库。因为云计算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崭新的问题，所以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描述性和归纳性研究，即通过已有材料对该问题的框架、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进行轮廓性的描述和归纳。本文将对云计算技术与大数据时代的关系、美国的云计算战略及其启动因素、云计算对军事领域的影响、云计算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云计算技术与大数据时代
何谓云计算？美国最著名的信息技术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的定义是，云计算“是一种通过因特网技术将可扩展的和弹性的信息技术激活的能力（scalable and elastic IT-enabled capabilities）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外部消费者的计算模式”。全球性咨询公司福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的定义是，云计算是“一种通过因特网技术将标准化的信息技术能力（服务、软件或基础设施）进行递送的服务，这种递送采用每次使用付费（pay-per-use）和自我服务（self-service）的形式”。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则这样定义：云计算是“一种通过便利的、需求方决定（on-demand）的网络进入共享的、可配置的计算资源池（configurable computing resources pool）的模式。资源池中的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程序和服务。在最小的管理工作和与服务提供商的互动中，这些资源能够被很快地被供应和释放。”
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研究院还对云计算的基本特征、部署模式和服务模式分别进行了界定。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研究院认为，云计算有五种基本特征：需求自助服务、广泛的网络接入、资源共享池、快速伸缩和按使用付费；同时，云计算具备四种部署模式：（1）私有云，其为一个机构单独使用而构建；（2）社区云，其为具有共同关注点（如任务、安全需求、策略和遵守协议等）的多家机构使用而构建；（3）公共云，即云服务供应商出售云服务，普通公众或大型产业集团通过网络获取这些资源；（4）混合云，即云基础设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云（私有云、社区云或公共云）组成，这些云保有其独立性，通过标准化或专利技术绑定在一起，从而使数据和应用具有便捷性。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研究院将云计算在服务模式上分为三类：（1）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即用户可以使用服务供应商运行在云基础设施上的各种应用程序；（2）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即将部署在云基础设施上的平台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用户。在这种服务模式中，平台提供应用开发所需的编程语言和工具，用户只需要利用平台就能够创建、获取和部署应用，并对应用客户端所需环境进行配置；（3）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即用户可以从计算机基础设施中获得服务。用户无需了解底层的云基础设施，可自由地部署和运行软件，但需要管理操作系统、存储与部署的应用，并适度关注所需的网络组件（如主机防火墙）。
在这些定义和特征描述中，云计算最核心的内容是：计算作为一种产业化的商品（类似于电力）供给给消费者。云计算供应商通过网络提供计算服务，就像电厂集中供电一样，可以集中投资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而消费者就像购买水电一样，按需使用计算资源并付费。通过云计算方式，云用户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和成本来管理复杂的信息资源，从而把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核心业务中。这种模式蕴含了一个革命的变化，即云计算代表了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的发展可以与工业革命的发展相类比。信息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大型计算机时代，其特征是计算机非常庞大，往往只能由企业或科研单位进行建设和维护，类似于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时代。信息革命的第二阶段是个人计算机时代，其特征是计算机变得小巧灵活，并进入普通家庭，类似于工业革命的内燃机时代。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就是云计算时代，其特征是计算可以像一种公用设施一样加以建设（由云计算提供商进行建设和维护），并由消费者按需购买，类似于工业革命的电力时代。
笔者认为，云计算有两个核心特征：一是小型计算的网络化。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小型设备的计算能力得以连接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计算能力；二是计算的经济使用和优化配置。在现实中，一些计算设备的计算能力是闲置的，而同时许多计算难题依赖强大的计算能力。云计算试图将这种闲置的计算能力与特殊情境下的高计算需求结合起来。在美国的情境下，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所以，前述的的定义中有明显的市场特征。
云计算的意义要放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理解。一些研究显示，过去三年的信息数据总量超过以往四百年。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已由“动力驱动”转变为“数据驱动”，而经济活动的重点已从材料的使用转移到大数据的使用，人类已进入一个数据爆炸性增长的大数据时代。伴随着移动宽带和物联网的迅猛发展及越来越多的移动终端、传感设备接入网络，现代社会正在超乎想象的速度产生海量数据。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和《经济学人》数据编辑肯尼思·库克耶（Kenneth Cukier）所指出的，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处理所追求的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大数据时代的基本逻辑是对所有的信息进行量化。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指出：“数据化代表着人类认识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有了大数据的帮助，我们不会再将世界看做是一连串我们认为或是自然或是社会现象的事件，我们会意识到本质上世界是由信息构成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计算就迫切地需要作为一种按需购买的资源加以建设和发展。互联网时代的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与移动通信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以“PB”（1024TB）为单位的结构与非结构数据信息的新时代。在云计算出现之前，传统的计算机无法处理如此量大、并且不规则的“非结构数据”。以云计算为基础的信息存储、分享和挖掘手段，可以便捷、有效地将这些海量的、多样的终端数据得以存储、分析和计算。可以说，大数据与云计算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大数据是问题本身，而云计算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云计算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将使决策更为有效和准确，并最终释放出数据更多的隐形价值。总之，云计算与大数据产生了相互推动的效果。在各种信息终端采集了海量信息之后，迫切需要云计算来要处理这些数据。同时，云计算的发展使得大数据的价值得以开发，所以云计算又推动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对于云计算，要避免两种不正确的理解：
第一，不能将云计算的作用与网络割裂开来，而要把云计算看成是信息技术在网络平台上的进一步发展。云计算的一些效应是与网络紧密联系的。譬如，360手机卫士中有一个拦截推销电话的功能，其要求用户将商业推销电话标注并提交，这样360就可以收集商业推销电话的目录为用户提供信息参考并可自动拦截推销电话。再如，许多网站如谷歌和脸谱等都自动收集用户浏览和交易的信息，并在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的基础上，根据用户的个性特征向其建议和推销某些商品。这些都是云计算技术在商业中的应用，然而人们一般都把这些理解为网络。当然，云计算与网络也是有明显区别的。网络技术仅仅是将计算机和其他终端设备联系在一起，而云计算技术则是将已经联系起来的计算网络更进一步地整合，并形成一种有效的计算能力，以为某种计算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
第二，不能把云存储简单地等同于云计算。人们对云存储有比较直观的理解，即将数据存储在云端，因此，很容易将云存储与云计算等同起来。两者不能划等号。云存储是云计算的一部分，也是其中技术含量最低的一部分。
美国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与联邦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2009年1月，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开始对云计算在联邦政府中的大规模运用进行关注。2009年3月，维韦克·昆德拉（Vivek Kundra）被任命为联邦政府首席信息官委员会（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s Council，CIOC）的首席信息官。之后，昆德拉就积极推动美国联邦政府采用云计算，启动了“联邦云计算倡议”（Federal Cloud Computing Initiative，FCCI），确定了联邦政府云计算发展目标，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组织，其中包括下设于首席信息官委员会的决策机构“执行促进委员会”（Executive Steering Committee，ESC）和顾问机构“FCCI云计算顾问委员会”（Cloud Computing Advisory Council，CCAC），以及下设于总务管理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GSA）的FCCI日常办公机构“云计算项目管理办公室”（Cloud Computing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CCPMO）。2010年12月，首席信息官委员会发布了《改革联邦信息技术管理的25点实施计划》，要求联邦政府实施“云优先政策”（Cloud First Policy），并将其下属的数据中心进行整合等。2011年2月8日，首席信息官委员会发布了《联邦云计算战略》，确定了联邦政府云迁移（Cloud Migration）的“三步走”决策框架：一是将服务移向云端；二是有效提供云服务；三是以服务为导向而不是以资产为导向进行管理。在这份报告中，首席信息官委员会还提出了政府促进云计算发展的六个方面措施：1.利用云计算“加速器”评估云方案；2.创造一个安全的云计算应用环境；3.推动云计算的政府采购，并简化云服务供应者的审批程序；4.建立云计算标准，并要求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研究院将在其中承担核心角色；5.推动云计算的全球化；6.为云计算奠定一个坚实的治理基础。首席信息官委员会预计将美国联邦政府每年信息技术花费总额（800亿美元）的1/4用于云计算的相关解决办法。
美国云计算战略有两层内涵：一是为云计算产业提供战略规划；二是推动联邦政府采取云计算和云服务。201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计划将在四年内关闭其2000个数据中心中的800个，并逐渐转向云服务。昆德拉表示，采用云服务至少每年可以节省5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开支。
在军事和国防领域，美国也开始推广和应用云计算技术。2012年7月，美国国防部对外发布了《国防部云计算战略》（The DoD Cloud Computing Strategy）。该战略要求，将把国防部目前的网络应用程序转变为一个企业云环境，并通过创建一些部门核心数据中心及对商业服务加以利用，从而使国防部现有的网络应用从重复、繁琐、成本高昂的状态转变到一种更为灵活、更加安全且更为高效的服务环境，以对不断变化的任务需求进行快速反应。该战略还确定了实现国防部企业云环境（DoD Enterprise Cloud Environment）分阶段实施的4个步骤：1.鼓励采用云计算，并通过建立联合管理体系以推动向国防部企业云环境的转型；2.优化数据中心整合，对目前存在的应用程序和数据进行整合并虚拟化；3.建立国防部企业云基础设施，并创建国防部核心数据中心；4.国防部提供云服务，并同时利用外部提供的云服务（如商业服务）来拓展国防部之外的云服务。国防部企业云环境包括非保护性因特网协议路由器网络（Non-secure Internet Protocol Router Network，NIPRNet）、保护性因特网协议路由器网络（Secure Internet Protocol Router Network，SIPRNet））、最高秘密敏感性分类信息（Top Secret Sensitive Compartmentalized Information，TSSCI）等不同安全级别的信息系统。国防部企业云环境还将与情报机构领导的计划紧密结合，并支持与国防部的合作伙伴在联合全球情报通信系统（Joint Worldwide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s System，JWICS）上进行信息共享。国防信息系统局（Defense Information Systems Agency，DISA）被确定作为国防部企业云服务的核心部门，被要求在全新的云计算战略指导下，帮助确保信息的互操作性以及任务的顺利完成。
云计算在美国国防相关部门的应用实际上在联邦云计算战略发布之前就已经陆续开始。在2008年，美国国防部便与惠普公司合作建立了一个云计算基础设施。2010年2月，美国空军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签约并委托其设计一个用于支持防务和情报网络的云计算设施。美国空军首席信息官威廉·劳德（William Lord）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充分展示云计算如何能够有效地实现空军管理、监视和保护信息的流动”。在其定制的云计算服务中，先进的“流动计算”（stream computing）分析是一个核心内容。这项技术使得空军可以迅速高效地分析从传感设备、监视设备和其他侦查设备中获得的海量数据，同时也能使得空军在应对网络攻击或网络异常现象时获得高效的服务。2011年8月，海军与惠普签订了30亿美元的订单，为海军打造新一代的云计算系统。报道称，这项云计算服务可将海军的信息技术花费减少25%。2012年1月，美国陆军投资2.5亿美元构建一个私有云，并将其下属的200个数据中心削减为少于20个。陆军采用云计算服务主要有两组目的：一是通过使用私有云削减军队相关开支；二是当军队紧急时或暂时需要时，云计算服务商可以提供“移动的、集装箱式的数据中心”以满足计算需求。第一组服务的提供商包括通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惠普、诺思罗普·格鲁曼（Northrup Grumman）、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第二组服务的提供商包括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微科（Microtech）和惠普等公司。2013年4月，美国海军部发布了“海军走向云计算”的备忘录。根据这一备忘录，美国海军将使用云计算技术作为其信息技术战略的核心部分。
一些新兴的、规模较小的云计算公司还联合起来为国防应用提供服务。据美国的《防务科技国际》的报道，美国加州的三家公司在合作开发一个用于战术军事用途的云网络平台。该平台被称为“安全、企业、跨领域、联合与弹性平台”（Secure，Enterprise，Cross-domain，Unified，Resilient，S.E.C.U.R.E.）。整体来看，云计算在国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深入和广泛。2013年4月，美国国防信息系统局宣布说，已经初步具备了为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行动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基本能力。国防信息系统局致力于协助国防部获得安全可靠的云计算能力，以提高任务的有效性，并实现“联合信息环境”（Join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的一系列目标。“联合信息环境”被定义为“一项强大而有弹性的项目，其通过安全、无缝隙地访问信息（而不用考虑计算设备及其位置）来提供更快的、更有效的协作和决策”。国防信息系统局表示，作为国防部云计算计划的关键执行者之一，它的核心作用是“通过制定示范性的合同语言来实现云安全模型和云服务的适当使用，从而方便承包和采购”。
美国启动云计算战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计算能力的剩余是云计算技术产生的经济性因素。计算能力剩余的重要案例是亚马逊和谷歌。亚马逊和谷歌分别是全球电子商务领域和搜索服务领域最大的服务提供商。这两个公司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并赢得商业竞争中的垄断地位，因而发展了强大的计算能力，即建设了数以百万计的计算机农场（computer farm）。然而，这些百万计的计算机的使用存在一个波峰和波谷的明显差别，即在某几个固定的时段人们使用计算服务会比较多，而在其他时段这些计算能力就被闲置了。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亚马逊于2006年3月推出了亚马逊网络服务，其主要考虑就是将这些计算能力出租给其他公司，并获得一定的租金。2006年8月9日，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2006年搜索引擎战略大会上首次提出“云计算”的概念。整体来看，云计算概念产生的基本背景是，当亚马逊和谷歌的计算能力出现剩余时，它们便试图通过租用来寻找新的获利空间。当云计算概念被推出后，拥有强大计算能力的公司发现，可以通过大规模地提供计算服务来获利，所以，这些公司便转而游说美国联邦政府，希望通过政府的战略推动和行政采购来保证计算利润的进一步获得。
其次，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推动云计算技术与奥巴马团队的偏好有一定关系。在2008年竞选中，奥巴马团队就已经使用了亚马逊的公共云为其选举服务，尽管当时云计算的市场和技术水平都还比较低。观察家丹·伍兹（Dan Woods）认为，2008年是美国第一次使用大数据运算的选举年。奥巴马团队将脸谱、优美客（YouTube）和推特（Twitter）等网络社交平台与云计算结合起来为选举服务。在脸谱上，奥巴马有260万的支持者，而对手麦凯恩只有60万的支持者。同时，奥巴马在脸谱上的官方应用中有16万的积极用户，这些用户使用各种应用程序分享新闻、博客和视频。在推特上，奥巴马有12万的支持者，当时成为推特上最流行的账户。奥巴马团队将这些社交网络上的数据在亚马逊云计算服务上进行汇总和分析。奥巴马竞选团队还成功地通过网站进行募捐，大约320万人通过网络向奥巴马捐款。所以，一些媒体将奥巴马称为第一位“互联网总统”。在奥巴马上任之前，奥巴马还使用了云计算公司销售力量（Salesforce.com）所提供的未来100天执政重点意见综合服务。由于云计算（与社交媒体一道）在奥巴马竞选中已经发挥出一些作用，所以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一篇评论就预测，奥巴马在当选后会推广云计算技术。就任后，奥巴马快速推动云计算在国家层面的展开和应用。正如赛门铁克（Symantec）的云安全臭氧（Ozone）项目负责人罗伯特·科滕（Robert Koten）所言，云计算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策问题。奥巴马执政后不久，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就开始研究实施云计算的可能性和方案。奥巴马政府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任命昆德拉为联邦政府首席信息官并要求其推广云计算。
最后，美国将云计算技术作为国家战略推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希望保持其在信息产业中的领先地位，从而服务于其霸权维系。美国一直通过国家级的战略规划来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1993年，克林顿政府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置于美国政府技术与产业政策的核心地位，将之命名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并于9月正式发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议程》（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Agenda for Action）。这一国家战略计划的推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并保障了美国在互联网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为了进一步维系其在网络空间中的领先地位，美国白宫在2011年5月出台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美国国防部则在该年7月出台了《国防部网络空间操作战略》（DoD Strategy for Operating in Cyberspace）。从这个角度来讲，云计算战略是美国整体信息技术战略规划的一部分。美国在整个信息技术领域本身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譬如，美国商务部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负责管理全球的互联网根服务器。支撑全球互联网的根服务器共有13个，其中主根服务器设在美国，12根副根服务器的9台也设在美国（另外3台分别设在英国、瑞典和日本）。再如，一项数据称，全球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是由美国提供的。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流量中，超过2/3的信息来自美国，位居第二、三名的日本和德国分别占7和5%。然而，由于信息技术在未来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的极端重要性，美国还是会不断地通过国家战略规划进一步保障并扩大其领先地位。
四、云计算对军事领域的影响
云计算将推动新军事变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在海湾战争之后启动了关于新军事变革的研究和实践。新军事变革的核心是信息技术。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院长何友教授指出，信息技术是新军事变革的原动力。新军事变革与以往军事变革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其驱动力不是个别传统领域的单一技术进步，而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批高技术群（包括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微型制造技术等）的技术进步，这一点使得这场新军事变革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军事变革。熊光楷将军将美国的新军事变革总结为武器装备智能化、编制体制精干化、指挥控制自动化、作战空间多维化、作战样式体系化等五点内容。这五点内容都与信息技术相关联。美国的新军事变革已经对美国的战争模式产生深刻影响：科索沃战争反映了美国以空中打击为主的“非对称、非接触”作战理论；阿富汗战争反映了美国全频谱支援的特种作战的联合作战理论；伊拉克战争则反映了美国以直击要害为主的空地一体联合作战理论。无论是“非对称、非接触”还是联合作战理论，都极其强调军队对信息技术的充分使用。而云计算无疑会将这种信息技术的使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云计算是新军事变革在大数据时代的新发展和必然要求。在未来，决定和影响军事行动的关键是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在当前的美军信息系统中，运行的数据中心超过772个，服务器超过7万台，以及约 700 万个计算机终端。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官罗伯特·科勒（Robert Kehler）上将指出，目前美军每年处理的数据量是五年前的15倍，而美军在处理这些数据上的能力比五年前只增加了30%。换言之，不断增长的数据搜集能力和有限的数据处理能力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因此，采用云计算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成为当前美国新军事变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具体而言，美国军方在采用云计算时主要围绕如下思路展开；第一，将其可能涉及到的数据信息进行整体规划，并按照保密等级进行分类；第二，对已有的数据中心进行整合，并在国防部、陆军、海军、空军等较高层面上建设规模较大的私有云基础设施。然后，把保密等级较高的信息整体搬迁到军队的私有云上进行信息操作；第三，把一些保密等级较低的信息操作外包给商业云计算公司，并委托商业云计算公司通过对民用大数据的处理获取军用信息（特别是与民用信息交织在一起的军用信息）。
军队私有云的建设将进一步提高军队信息处理的能力，从而使得一些高数据处理需求的战斗单元或军事作战平台成为可能。譬如，无人战斗系统高度依赖大数据，以及对数据的处理，而云计算则可以使得这种无人系统逐步做到自主决策和自主行动。以无人机为例，未来无人机有可能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平台上完成自主行动。美军在2013年试飞的X-47B就是这类战斗单元的代表。2013年5月，X-47B已经可以在完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在布什号航母上完成起降并执行作战任务。当然，X-47B还处于试验阶段，而这类飞行单元进入实战以及大规模协调必须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平台。同时，一体化的军事作战平台一直是美国新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而军队私有云的建设则使得一体化协同作战更为可行。之前，每个军种下面都有数百个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协调都需要大量的信息成本，并且协调效果也不是特别好，而军队私有云的建设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将保密等级较低的信息操作外包给商业云计算公司，则可以极大地提高军队的行政效率，并有效地降低军队的行政成本。同时，委托外包公司从民用大数据中挖掘军用信息可能是未来军事侦察的新发展领域。脸谱在2012年拥有大约10亿用户。如果考虑到有人可能拥有两个以上的账户的话，这个社交网络覆盖了大约10%的全球总人口。谷歌一直在纪录着人们的搜索习惯，而亚马逊则纪录着人们的电子交易内容。如果对这些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和搜索纪录的信息进行充分挖掘，一定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军事价值的信息。实际上，美国政府和军方也一直在心照不宣地推动这种基于民用信息的军用开发。“棱镜事件”可以说是这类情况的绝好注脚。这一趋势意味着，在军事侦察领域，传统的军事与民事信息的划分会越来越模糊。这种模糊将会给别国的国家安全和信息保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云计算的发展还会使得未来战争的决定要素发生变化。在热兵器时代和核战争时代，影响战争胜负最重要的要素是武器系统的破坏力。进入信息时代后，战场信息对战争胜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进入云计算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对战场信息的处理和计算。伴随着战场传感设备和卫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战场信息的获得越来越容易，但如何高效地处理和计算这些海量信息便变得更为重要。因此，未来战争的核心是“计算中心战”。这里的“计算中心”并不是说，战争完全是在计算机上进行，而是说战斗单元高度依赖于计算以及计算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云计算在大数据时代军事作战中的价值和意义。
五、云计算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
首先，云计算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际体系的发展趋势上。对于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一直存在单极论、多极论、多极化论等观点。单极论认为，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单极体系。多极论认为，虽然冷战后一度美国的实力上升，但是整体来看，国际秩序仍然表现为一种多极格局。美国次贷危机后国际体系的发展似乎更多地印证了这一观点，而二十国机制（G20）更为明显地反映为一种多极体系。多极化论则认为，单极和多极都是一种静态的描述，而目前则处于一种变动的状态，即从单极向多极的转变过程之中，这其中既有单极的特征，也有多极的特征，但基本的趋势是向多极变化。应该说，目前的多数观点都认为，世界正在向多极化的趋势演进。
云计算的发展给多极化趋势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美国主导并领先性地发展了云计算技术，因而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在进一步扩大。2013年4月，知名数字媒体《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列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云计算提供商：亚马逊、威睿（Vmware）、微软、销售力量、谷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思杰系统公司（Citrix System）等。这些公司都是美国公司。欧盟和俄罗斯同美国在云计算技术上的差距也明显扩大。尽管在2012年9月欧洲委员会发布了名为《释放欧洲云计算潜力》（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Cloud Computing
in Europe）的战略报告。这一战略力图到2020年时，云计算可以为欧洲净增加250万个工作岗位，每年增加1600亿欧元的GDP（大约1%）。然而，欧盟在提供云计算基础设施的规模和成熟度等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在欧洲市场上，云服务的主要提供商都是美国公司。欧洲的云服务企业都是小公司，几乎不能与美国公司展开竞争，同时，欧盟在采用新技术方面也相对保守。俄罗斯在云计算方面也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欧洲小国如爱沙尼亚在云计算上有积极动作并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然而爱沙尼亚的总体技术实力却远远逊于美国。
“棱镜事件”对美国在云计算产业上的主导地位形成一定冲击，然而这一冲击的效果和影响还不明显。“棱镜事件”发生后，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Infromation Technology&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发布报告称，美国安全局利用外国情报监控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FISA）和美国爱国者法案（Pariot Act）从第三方获取电子信息的行为，将对美国的云计算产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一损失在未来三年内将可能达到220-3，50亿美元。根据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的预测，在未来三年，美国的云计算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将逐年下降（每年下降5-8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美国云计算公司的海外市场份额到2016年时仍然能够占到55-65%。在“棱镜事件”发生后，欧洲进一步加大了对云计算战略的推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尼莉•克罗斯（Neelie Krose）发表了《“棱镜事件”后我们如何增加云端中的信任》的讲话。在讲话中，克罗斯特别指出，“云计算的收益是巨大的。……‘棱镜事件’表明，我们应该致力于欧洲云的构建。”然而，欧盟在云计算的整体推动上效果不太明显。欧盟的云计算战略更多是协调，而不是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欧盟云计算战略的三大关键行动分别为：1.规范和简化云计算标准；2.云计算安全和公平的合同条款及条件；3.建设欧盟云计算伙伴关系，驱动创新和增长。整体来看，欧盟仍然是一个协调机构，同时欧盟的云计算战略仍然被其碎片化的市场所困扰，并且欧盟近年也面临欧债危机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使得欧盟在云计算的整体推进方面的效果仍然不明显。
与欧洲相比，美国在云计算发展上则已经形成了一种成熟的模式，即“军政民三方合作”的战略。这一战略首先鼓励民用企业进行自主性的创新和发展，之后政府通过战略规划和采购等行为扶持民用企业的发展，然后军事单位与民用企业再展开深入合作。这种发展战略的好处是，在和平时期民用企业可以保持创新能力并扩大市场份额，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和军事单位可以征用民用企业的一些资源。因此，在未来以云计算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世界中，美国很有可能会形成新的霸权性地位。一方面，美国的亚马逊、谷歌等云计算民用企业会通过海外扩张逐渐占领世界云计算市场，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和军方可以美国国家安全为名对民用企业掌握的云计算资源进行征用。这样，美国在未来的信息计算竞争中将形成某种垄断或霸权性地位。云计算技术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技术，而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种创新的潜能和未来的综合国力趋势。美国希望通过对这种云计算技术的开发和使用重新赢得对世界的霸权地位，从而逆转多极化的趋势。
其次，云计算的发展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力量对比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云计算技术之前，信息技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多元化的力量，即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充分地利用网络来传播其观念并实现其目的。信息世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云计算则代表了一种数据整合的力量。云计算的目的就是把信息孤岛连接起来，从而发挥出更大的处理信息的力量。所以，云计算代表的是一种在信息世界建立政府的努力。在美国的云计算发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逻辑：云计算的发展最初是由商业公司推动的，但之后其发展的关键是政府的支持。政府与云计算的结合是由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云计算代表了一种发展的未来，政府因而支持云计算的发展。此外，云计算所代表的数据整合也可以服务于国家整合功能。简言之，在信息时代的前期，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很容易地跨越边界去实现其目的，而在云计算时代，政府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对信息整合的力量。公民在云端上的任何行为（上网或存储）都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为政府的管理提供了便利。信息时代前期的痕迹都存储在个人的电脑上，而云计算时代的痕迹则存储在云端，个人是无法完全擦除的。
政府在获得了信息整合的强大力量后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国际信息机制的建立。信息时代给国家之间的冲突和争端带来了新的内容。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战便是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实际上，网络冲突中对人类可能产生最大危害的并不是国家间的网络战，而是国家间因为网络误判而产生并升级的实体战争。例如，一个国际恐怖主义集团利用某个僵尸网络（以A国之名）对B国发动物理损害极大的攻击，那B国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可能会对A国进行高烈度的报复行动。因此，这一情形实际上让国家形成了一种信息的复合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将促使民族国家之间进行信息合作。云计算的发展则会对国家间的信息合作提供支持。因为犯罪行为或恐怖主义行为的网络痕迹可能会存储在不同国家的云计算平台上，所以只有通过国家间的信息交流才可以确证这些不法行为。这种信息交流的长期化和制度化的发展就可能会导致国际信息机制的建立。
结语
从商业或技术的角度来理解，云计算主要是一种更为经济地使用计算能力的新方式。同时，云计算背后有着非常强的国际政治意涵。大数据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美国则希望通过云计算战略再次赢得大数据时代的信息霸权。美国的霸权日益体现为一种软实力，即先制造标准，然后推动世界范围内对其标准的遵从和学习。云计算就是一种新的标准。美国先制定这一标准，然后再以非常柔性的方式借助大型企业来推动这一标准的生效。这一标准在生效时人们已经感受不到美国的霸权力量，但实际上美国的信息霸权却在起作用。云计算制造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即人们把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都放在云端，而政府运用国家权力及其与大型企业的合作则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挖掘和处理。正因为如此，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批评说，现在的互联网是“这个世界迄今最伟大的间谍设备”。同时，云计算也在促使美国的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发生转型。在建国之初，美国的国家治理更多是建立在强社会的基础上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美国公民社会的赞叹便是重要例证。然而，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却在向强国家模式转型。云计算的发展又一次加强了国家的力量。目前越来越多的私人信息都放在云端或者被云计算服务商所采集，国家以紧急状态或反恐为名往往可以随时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简言之，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挖掘的武装下，美国日益增加的强国家能力正在消蚀作为其立国基础的自由主义理念。
美国在云计算领域的推动对于中国也有重要的启示。美国已经在领跑云计算领域的革命，而中国则很难游离于这一革命之外。云计算革命对于中国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中国目前与美国在云计算技术和提供服务方面还有一定的的差距。同时，也需要看到，中国有着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活跃性较高的经济增长空间，这意味着只要充分开拓和发展国内市场，中国的云计算服务就可以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并且，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目前已经在启动一些云计算项目.关键的是，中国在标准创新能力上还远远不够，而在未来的大数据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标准创新能力。未来中国在经济总量和制造业方面会越来越具有优势，然而真正意义的强国在于确立标准，并吸引其他国家遵从和学习这些标准，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要重点着力突破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