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迥然不同的国家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它相似，但国内秩序却迥然不同的国家长期互动过。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的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是会导致两国间的竞争，还是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对他在胜利之初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制度在中国的官僚倾向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
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江泽民从1989年开始，对外亲自执掌外交，对内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共和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贸易体系中的正式一员。胡锦涛巧妙地平抚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 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
紧张和怀疑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同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怀疑对手会在它羽翼未丰的时候试图扼制它的成长壮大。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10个导致了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考虑到本书写作期间美国并未进行任何重大的军事部署调整，这样的态度更值得注意。
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的周边地区实行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双方的疑虑均因彼此的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而进一步加深。即使当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双方也都会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双方都有责任小心行事，以免其单方面的部署和行为升级为军备竞赛。
双方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10年的教训，当时逐渐形成的猜疑气氛和潜在的冲突最后爆发为巨大的灾难。欧洲领导人沉溺于他们的备战计划，未能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分开来，结果作茧自缚。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说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均势带来平衡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他们不可能预料中国人民对他们确定的宏图伟业如何反应，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合作来加强。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习近平）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的步骤。
光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将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本书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明，如果均势中参与方很少，那么任何一方改换门庭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均势总是岌岌可危的。东亚的均势若是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由此产生的联盟可能会比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盟更加僵化。
在东亚，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这与俾斯麦的情况可有一比，他与奥匈帝国结盟，又和俄国签订条约。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维持了欧洲均势的灵活性。后来为了透明，不再采用这种模糊的手段，结果引起了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说，自从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充当日俄战争的调解人之后，防止亚洲出现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决定因素。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注：
《世界秩序》是美国前国务卿、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在92岁完成的著作，基辛格以宏大的视野缕清400年全球秩序脉络，并解析了现代中国之路的内在逻辑。《世界秩序》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节选自该书第六章，标题由文章来源处编辑所加。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澎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