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思维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
文化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生新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生生不息，就不但需要考虑文化“现在如何”，更要考虑文化“将来如何”。所以，有效摈弃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定式，培育一种有利于文化健康成长的中性智慧，以包容的心态促成不同文化相互借鉴、互养相成，就变得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是全球化时代后发展国家的主流话语。不容否认，作为对于普遍主义的矫正，文化相对主义突破了西方中心的话语模式，尊重差别，肯定了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重现。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中也潜藏着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文化系统都囿于自身的价值标准，认定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最优秀的文化并固守自己的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则必然造成文化孤立，甚至会导致文化的涣散，不利于人类的文明积累。这样我们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走到极端，客观结果与文化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一样，都不可能使人类的文明获得健康的发展和积累。
无论是文化相对主义还是文化普遍主义，都不应在极端的意义上推广实践其价值。全球化的合理性呈现应该是文化和谐共生。这就需要世界各民族摒弃两极对立的极限思维，代之以和谐共生的中性智慧。人类的智慧源于生活实践中的思考，不同思维方式往往导致不同的智慧形状，中性智慧的体用源于中性智慧方式对生活世界的实践审视。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智慧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毫无疑问，中性智慧重在对于对象世界的整体性、动态性把握，它是一种生成性思维而不是现成的实体性思维。
中性智慧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中性智慧是最为丰厚的资源，亦可说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都把“中”与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以至将其升华为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中庸”“中道”“中和”，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其突出的思想特征便是“中”。统揽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中性智慧贯穿于各个层面：“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天人合一”的哲学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等等，孔子的中庸哲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是反对“过”与“不及”，要在“过”与“不及”的两极之间把握一个适中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孔子反对过分的拘泥，“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说，孔子坚决拒绝过分的臆断与固执己见的极端行为；而且孔子还认为对“中”的把握，可以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将此称之为“君子而时中”。可见，孔子的儒家思想很好地贯彻了中性智慧模式。
中性智慧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质精神的应有之意。第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是一种动态的、生成性思维。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只有从人的现实生活情势出发，我们才不至于陷入既定的、僵化不变的思维定式，我们的理论才有可能真正全面地表达时代与生活。第二，唯物辩证法决不是让人们的思维简单化、对立化，相反，它是让人们在看待事物时更加理性、更加全面、更加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要求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去观察事物，把握其发展态势。所以，以中性的思维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历程。
今天，人类的文明走到了十字路口，尤其是在人类的技术工具理性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人类必须认真反省自己当下的这种思维定势。值得注意的是，在2500前的人类文化“轴心时代”，东西方思想家都曾经阐发过这种中性智慧。中国的孔子中庸思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中和智慧可谓是其突出代表。在孔子的思想中，“中庸”兼容了“体”（本体论）与“用”（方法论）的双重意蕴，是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融会贯通，将“中”理解为“性”或“道”，将“庸”理解为日常的实用理念，而“道”与“器”是缺一不可，不可分离的。从本体论上看，它是人生探求的终点，具有深不可测的权威意义；从方法论上看，它与我们一起生长在日常生活中，平常到成为随时可以使用的处事方式，兼有高远之极与常见之极的特质。
遗憾的是，先哲的这种中性智慧基因并没有在人类现实社会生活层面得到培育并发扬光大。所以，今天我们倡导中性智慧，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基于人类未来关怀的价值重建。如此，既可以使古老的东西方智慧在消弭极端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对话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又可以人类文化在新的创生平台上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应自觉将中性智慧向现实文化生活领域拓展和推广，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确立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新思维。全球化发展时代的到来，要求人们从两级对立思维定式向中性智慧转变。也许正是在文化封闭的状态被打破之后，在全球文化的关照下，各种文化形态都重新发现了自己文化的根，人们才真正地认识到，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可能比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重要，因为文化多元化发展是世界文化丰富多彩的基本前提。只有坚持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思维，才能在实践中有效地抵制文化霸权，保持世界文化发展的平衡性与生动性。
第二，培育“和而不同”的文化交往原则。我们这里讲的“和而不同”原则是文化多元化思维的现实实践要求。“和而不同”原则是中国儒家代表孔子的重要思想主张，“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于：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所以在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应以我为主，倡导平等交往和对话，在沟通中取得共识。显然，这种“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坚持“和而不同”原则，就能有效实现“促进全球文明，光大民族文化”的目的。
第三，着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然而却是一个常忆常新的问题，这一问题也许将伴随中国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文化个性化培育的视角要求，就是如何将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转化成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价值资源，进而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在当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需要在与外部环境、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中才能得到锤炼和发展。保护传统文化，并不是像对待古文物那样把它与周围世界隔绝开来，相反，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代相适应，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既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又不失却自身传统的特色，这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种根深叶茂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