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痛苦的今天对中国有些什么警示？只要是市场，就必然会有波动，而波动就意味着风险，而在波动较大的国际市场中，只有不断提升本国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一味的诉诸于再分配和高福利政策或者沉迷于短暂的财富杠杆效应，才是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过去的一个月，希腊债务危机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从公投的否决到左派总理的迅速转向，救援协议牵动全球神经。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希腊实际GDP下滑25%，失业率迅速攀升，财政紧缩，政治动荡。债务危机为何持续数年仍然找不到解决方案，缘于更深层次的希腊经济结构失衡，而只有经历艰难的结构调整，希腊才能真正走出困局。
贸易失衡：竞争力下降的逻辑
经常项目赤字反映的是一国进口大于出口导致的贸易失衡，2001到2008年，希腊经常项目赤字迅速上升，尤其是2008年，经常项目贸易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14.4%。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希腊持续的贸易失衡？貌似复杂的答案背后有着一个清晰的逻辑，那就是希腊在加入欧元区后不断下降的国际竞争力。
（数据来源：OECD）
经济学中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一国将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密集的商品，因为该国生产其要素禀赋相对密集的商品成本更低，从而更具国际竞争力，正如过去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性商品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一样。而一国生产要素成本包括其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和大多数自然资源都具有高度的跨境流动性，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常常受到各种限制，属于自然资源的土地当然是不可流动的，因此一国的不可贸易生产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也就成了衡量一国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OECD）
危机前，希腊劳动力工资成本迅速增长，从2001到2007年，希腊小时工资年均增长达到5.6%，大幅超过同时期德国年均0.9%的增长速度。工资水平上升本身并不会对经济造成负向影响，如果工资上涨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驱动，工资上升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自然结果。但希腊的状况却恰恰相反，工资成本的上涨要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希腊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例如，从反映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关系的指标单位产量劳动成本来看（单位产量劳动成本等于小时劳动工资除以小时产量，该指标上升意味着工资上升快于劳动生产率改善）。2001年，希腊单位产量劳动成本仅为德国单位产量劳动成本的五分之四，而到2007年，希腊单位产量劳动成本超越德国，意味着希腊相对德国的竞争力在这6年间大幅下降。而从衡量国际竞争力的另一指标实际汇率水平（通过单位产量劳动成本调整）来评价，希腊自2001年开始实际汇率（经单位产量劳动成本调整）迅速升值，意味着希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相对他国上升，也反映了该国竞争力的下降。
在加入欧元区后的同一时期，希腊房地产价格也经历了火箭式的上升过程，房地产市场的景气，给希腊这样一个小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的“荷兰病”式的后果。土地成本和劳动成本同时上涨抬高了希腊工商部门的成本，大幅降低了希腊实体经济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从希腊与德国的房价对比来看，为什么希腊房价（经CPI调整）经历了过山车似的波动而德国房价却（经CPI调整）保持着稳中有降的态势？这与德国法律与经济政策有关。德国宪法明文规定“德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德国住房建筑法将住房定义为福利和公益，因此历届德国政府都将保障居民用房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而炒作房地产价格更是被法律所禁止，法律规定如果地产商制定的价格高于房地产“合理价格”50%则将触犯刑法。严厉的管制使得德国房地产价格相对物价水平呈现稳重有降的态势，这有力地保证了德国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
（数据来源：CEIC，IFS，数据经作者整理）
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同时上升降低了希腊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而工资上涨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居民财富效应又推动了进口的增加，最终体现为希腊快速上升的贸易赤字。根据国际收支原理，一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往往伴随着资本项目的顺差，外国资本流入希腊，持有银行贷款、国债等资产，希腊整体负债率迅速上升。
财政失衡：加入欧元区的“福利”
2010年，当希腊新任政府总理帕潘德里欧赫然发现巨大的财政赤字黑洞时，危机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2007年，希腊中央政府债务占其GDP的比例达到了120%，巨大的财政赤字在经济上升期时仍然可以保持稳定，因为预期收入的上升可以让债权人足够安心。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希腊优势产业如航运业和旅游业也迅速跌入低谷，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希腊的财政失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于，当希腊财政失衡以及竞争力下滑带来财政赤字规模和贸易赤字不断上升的时候，反映在经济基本面上，应体现为融资成本的上升，而融资成本的上升又会反过来约束政府和家庭部门的借贷行为，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数据来源：OECD）
然而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扭转了应该到来的结构调整。强劲的欧元，吸引着国际投资者购买欧元资产。希腊也搭上了欧元的便车，融资成本迅速下降，投资者对于欧元的强劲信心超过了对于希腊经济基本面的关注，希腊国债收益率迅速向德国靠近。加入欧元区后，希腊融资成本下降了超过50%，低利率加上政府的高福利措施刺激了希腊的融资需求，2007年希腊中央政府债务总额较2001年提升了51%。
加入欧元带来的融资“福利”推迟了希腊本应到来的结构调整，也掩盖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正如巴菲特所说：“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随着世界性经济周期拐点的到来，希腊的贸易失衡和财政失衡问题就集中转变为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的解决之道：经济结构调整
一国的主权债务通常用本币计价，而应对债务危机，最高效的路径就是货币贬值，一方面可以增强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改善一国经常项目，另一方面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贬值到位的货币，会激起投资者的升值预期，从而使得该国资本项目也将保持稳定。身处欧元区的希腊，不具备货币贬值的条件，欧洲央行更不可能为希腊特立独行。摆在希腊面前的仅剩下艰难的结构调整之路。
下调工资福利，也就是对内贬值，将加强希腊服务与货物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改善希腊的经常项目，同时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但这个选项也是一剂苦药，在一个民主制国家中，削减福利津贴的措施总是会遇到巨大的政治挑战。当前希腊失业率高企，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达到惊人的61.4%，如何让国家接受削减福利津贴的法案，让年轻人回到工作岗位上，是希腊领导人的巨大挑战。
违约退出欧元区是最后的选择。但退出对希腊银行系统也将会造成致命打击。一战时，奥匈帝国的分裂导致统一货币联盟的分崩离析，各国纷纷推出本国货币以取代联盟货币。这一举措在联盟内部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各国居民都想选择预期更强势的货币进行转换，人们用火车将货币运出边界，即使政府迅速关闭国境线，也无法阻止存款的搬家，金融系统的崩溃。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同样，希腊的退出，以及希腊货币的大幅贬值预期，也可能导致希腊存款的大搬家和希腊资产的崩盘，而国家能不能浴火重生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面对退出欧元带来的巨大成本，希腊人民有没有做好承担后果的勇气。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和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削弱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高企的地方政府债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希腊债务危机提醒我们，只有深化改革，直面矛盾，及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能引领中国经济迈向中高速发展的新前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