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传播》杂志上每月写一篇智库议题的研究专栏，已坚持了一年半，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有位学者朋友建议，过往的文章都在讲智库的国际传播、软实力、理念等“外部”功能，为何不从激励机制等“内部”运营角度写一写呢？这个建议唤醒了我曾调研西方国家50多家智库的记忆。近些年，每到访欧美智库，结交朋友，熟络后都习惯“八卦”一下对方的待遇、激励以及业界行情。相较于欧美智库，笔者不得不说，中国智库规模偏小、预算偏低，智库学者待遇偏差，国家投入整体偏少。
近些年，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业内公认，目前国内约有2000家智库。相比国内多达20万家各类“研究机构”的数量，智库的“小众性”、“功能化”在业内取得了理念的共识，很明显是受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影响，即智库已被定义为“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然而，智库到底要有多少资金投入？国家财政承担怎样的责任？目前中国智库界并没有普遍的、共识性的认识。
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公布了堪称“商业机密级”的财务报表，但笔者的一个粗浅感受是，美国至少有超过10家的智库，年预算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且有独立的大楼或较宽敞的办公场所，像兰德公司这样的超大智库的年预算，更是高达3亿美元左右。
中国智库的年预算少了很多，有的甚至连常设办公室都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部门预算总体支出是23.3亿元，是唯一能与美国智库预算量上“抗衡”的中国智库，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支付4200余人的工资，员工数约是兰德公司的三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被视为是国内规模排在第二的智库，但2014年预算支出仅为1.3亿元，折合约2000万美元。其他国内领衔、国际知名智库，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都罕有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1000万美元）。换句话说，单单就预算规模上看，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内几乎没有一家智库能够在美国排进前十位。
当然，从经济学上看，论规模效应，是一个具有相当争议的变量，且规模不代表生产效率。但从广义上看，规模是质量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有时还起到决定作用。
对比目前中国银行业、国企、互联网企业、科研经费等生产投入规模，都已列世界前茅。以生产实用性的思想、专职服务国家政策为目标的智库，相比于美国社会对智库的大投入，却是一个相对清贫的行业，这不得不令人汗颜。
更令人吃惊的，则是智库人员的收入。一般而言，美国智库的高级研究员年均收入是15-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00万元，且还配备若干名研究助理，如果得到额外的捐款，美国智库研究人员还能得到相应的“提成”。美国智库负责人的收入更是能与企业界相媲美。美国智库业属于“中高收入行业”，这也是不少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愿意出任智库负责人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智库，除少数经济、金融研究以外，大多资深研究人员(正高职称)的年薪则在15-20万，是美国智库的1/6左右，年轻研究人员的工资就更低了。受国企限薪的影响，以及编制内的管理体系，中国官方智库负责人的年薪很少有超过30万元的。高额激励和“提成”更是无从说起。
可预见的将来，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智库机制改革，智库人员的收入不可能与美国媲美，尤其是官方智库的人员。与国企相比，同样是“生产”类的机构，智库在中国仍属于“收入中等偏低”的行业。
成熟的思想市场在中国尚未形成
美国智库的高投入，源于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也源于智库的高产出。以CSIS（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为例，2013年预算支出，资金来源于政府的仅占19%，来源于企业的占32%，基金会捐款占29%，个人捐款占9%，基金运营盈利占5%，其他占6%。CSIS每四年都会为联邦政府输送5-10位不等的内阁成员，召开超过200场的研讨会和报告发布会。
资金多元化与智库高产出，根植于美国相对成熟的思想市场。在美国，不只是政府部门，企业、基金会、个人都认识到智库的重要性，并把智库视为是一个国家运营、除了政府、国会、法院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智库既直接服务于政府，致力于政策的改善与修订；也服务于社会，致力于政策的解读与传播；还服务于对外大战略，致力于国家软实力的打造；同时还为国家形成具有深厚知识涵养、充分数量的人才储备，以备“旋转门”之需。
相比之下，中国智库的功能性定位还不够清楚。官方智库“千库一面”，更多听从自上而下的安排，运营几乎全部都源于财政拨款，独立性较低，效率较低，难以赢得社会与企业的深度认可，也很难获得大额的社会捐款。
中国民间智库的思想生产，则很难找到真正的消费者，加之内部运营能力参差不齐，融资运营机制尚未成熟，更不可能大范围地得到社会捐赠。不少咨询公司自称“智库”，借智库大发展，混水摸鱼，更是使得所谓“民间智库界”变得鱼龙混杂。脱颖而出的优秀民间智库并不多。
目前，中央“顶层设计”已充分认识到智库的重要性，但如何落实中央“重视”，将更多社会资金导入智库，则需要自下而上，构建成熟的思想市场机制，让思想的生产、组装、推广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相互交联，进而刺激更多的社会主体能为中国智库的发展“埋单”。
如何构建成熟的智库筹资机制
建立智库融资机制，激励投资智库研究的基金，建立中国式智库“金融蓄水池”，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完善智库研究的竞争机制，形成开放式的智库文化，是推进中国智库“大投入”、“大产出”绕不开的路径。
从政府的角度看，应该为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项目研究经费，以及健全与此相关的经费循环与激励、考核机制，否则，很难吸引到最优秀的研究者为国家献计献策，更难以打造出某种开放式的智库文化。所谓的“开放式智库文化”，就是鼓励智库不仅仅作为政府的咨询研究机构，同时还将其打造成一个政策开放讨论和决策制定社会化的网络，进而促进决策者、研究者、资助者和公众多方频繁而有效的互动，强化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层面的重要角色，进而为促进国家发展发挥关键的智力支持。
从智库的角度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只有拥有足够的社会资金来源，才能体现知识生产的市场价值，进而提升中国智库的投入与智库人员的待遇。全球的经验表明，仅靠行政拨款的方式不能全面推动和衡量智库知识生产的有效性与真实水准。研究任务和经费预算的市场化转型，将大大激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活力和公信力，以及塑造智库生产者的高效、务实与深刻。政策研究需要广泛调研、讨论、试点，这些都离不开雄厚的社会资金支持。
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资金的踊入，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大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专注于美国智库业发展的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的资金捐赠方都享有免税优惠，各类基金会设立的学术项目也会受到许多政策支持，肩负有国家发展与公共外交的使命。目前在中国，社会资金投入智库建设并没有得到法律层面的激励，这是智库远远未得到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筹款的机制看，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复合化融资能力。它们每年动辄数亿、数十亿美元的运作经费，均来自社会委托、政府资助、项目外包、财团支持等渠道，另外，还有研究人员的个人筹集。虽然智库是非营利组织，但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老牌智库，都拥有一个庞大的“金融蓄水池”，远比政府部门或公司更加灵活多样地进行金融运作与保值、增值，并有一整套由市场决定的经费分配与预算评价机制，保证智库成为“百年老店”。其融资能力是中国目前靠行政拨款的官办智库、经费捉襟见肘的民办智库所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