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苏联解体后，老布什政府提出建立全球化的国际新秩序。当时全球化秩序的主要体现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两大潮流。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力提倡全球化，中国曾反对全球化并将其称为“美国化”。20多年后的今天，中美两国政府在全球化问题上调换了立场，中国提倡推动全球化，而特朗普政府则采取了反对全球化的政策。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的态度反映出了西方国家内部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浪潮。面对这个历史新现象，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分别于2016年11月和2017年1月组织了“国际思潮发展趋势研讨会”和“反建制主义与未来国际秩序研讨会”。受与会专家发言的启发，笔者在此谈一下对反建制主义思潮的管窥之见。
自2015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后，学界普遍认为一种新的国际思潮正在兴起，但对于这种思潮的本质是什么却难以形成共识。学者们为这种思潮起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如民粹主义、大众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重商主义、排外主义、右倾、极左、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等。在上述众多名称中，“民粹主义”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人们为何喜欢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不得而知，但人们对“民粹主义”有三点共识：第一，这是一个贬义词，可用于描述一种不好的思想观念。第二，该名称没有明确的定义，内涵所指是不明确的。第三，这个概念的优点是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可以被概括成为同一思想。
民粹主义 ”被理解为既是思想，也是运动，还是政策。然而，思想、运动、政策三位一体并非民粹主义的特殊性，而是许多思想观念的共性。任何一种思想被大众接受都能发展成为运动，被政府接受则会转化为政策。近代史上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具有这种三位一体的共性。民粹主义被认为具有反现代化和反全球化特点，表现为反精英、反官僚体制和反对现行政策。然而，这三点也不是民粹主义的特殊性，而是所有反政府的政治思潮的共性，甚至中国封建时期的很多农民起义也具有这三个特点。由于“民粹主义”是含义不明的概念，因此这个概念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这股政治思潮的本质。
众多不同名称描述同一种思潮和“民粹主义”一词缺乏明确定义，都反映出人们还缺乏对当前西方社会兴起的这股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的认识。经过两次研讨会的讨论，笔者认为，这股新思潮的本质是反对极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平等。这三个核心价值是近代历史上指导人类进步的政治理念。西方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于是自由主义成为国际主导价值观。自由主义的胜利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终结”，即再也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能与自由主义争夺道义上的正确性了。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主导地位逐渐地培养出极端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政治正确”原则使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失去了包容性，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而在西方社会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对立。
“政治正确”使自由主义不容忍非自由主义的言行，人们在任何场合的言行如果不符合自由主义，就要受到舆论的批判或公众的蔑视。这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自由主义信仰人权高于主权，于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言行被谴责为落后的“威斯特伐利亚”观念。“政治正确”使自由主义不再接受通过民主程序得出的违反自由主义观念的结果。例如，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高举“不是我的总统”标语拒绝接受特朗普赢得大选的结果。“政治正确”使自由主义不允许给非自由主义行为体以平等地位。在国际上，自由主义在反恐和反分裂的问题上都采取双重标准，反恐和反分裂的政策只用于反对西方国家内部的反政府力量，而将非西方国家内反政府的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作为“自由战士”来予以支持。
其实，“政治正确”这个原则并非只把自由主义推向极端，使之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这个原则可以将任何一种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推向极端，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进入21世纪后，宗教激进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使恐怖主义泛滥。当“政治正确”将言论自由推向极端时，同样会导致暴力冲突。批评本群体领导人的言论具有自我批评的性质，因此批评的自由度较大，然而，批评他群体领导人的言论自由如毫无限制就有导致暴力冲突的危险。例如，2011年和2012年，法国《沙尔利周刊》发表嘲讽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该杂志社也遭到暴力攻击。
虽然当前这股政治思潮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反对极端自由主义这一点上有着共性，因此笔者认为，“反建制主义”这个名称能较为准确地反映这股政治思潮的性质。反建制主义是全球化时代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其反对全球化的特征是全球化时代之前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潮所不具备的。其反对全球化的具体内容是针对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客观现象。反建制主义和人们常说的民粹主义的特点有所不同。
首先，反建制主义并不是反对精英主义，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精英。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占有主导地位，而在多数非西方国家不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反建制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比在非西方国家要强烈。反建制主义提倡的是以观念相对保守的精英取代自由主义的精英。
其次，反建制主义只反对自由主义的某些观念和政策，并不是反对现行的政府官僚机构和体制。反建制主义推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仍是在原有政府机构框架下治理国家，而并不是打破原有的政府机构，建立新的机构。这既不同于苏联取代沙俄的政权更迭，也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改朝换代。反建制主义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的移民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政治正确”原则，但它并不反对政治民主体制、市场经济制度和言论自由原则。
第三，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强人特点表现为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他们从思想上反对自由主义，但取代自由主义政策的新政却效果不佳，于是在自由主义政策和反自由主义政策之间来回摇摆。反建制主义领导人与独裁者有所不同，独裁者的政策取向是确定的，而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取向则是不确定的。特朗普执政的几个月里，其对俄政策、对朝政策、对华政策、对盟友的政策都是摇摆不定的，有时甚至是180度的转变。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行为具有敢于冒险且不怕失败的特点，有点像在赌场里玩游戏。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与反建制主义本质是反对自由主义但缺乏系统性的思想主张有关。
反建制主义思潮在较多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出现，这意味着导致这种思潮形成的原因并非国别性的而可能是全球性的。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两极分化问题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同时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都十分严重。此外，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不断扩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的伤害大于收益。例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疾病、走私、贩毒、电信诈骗也具有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负面作用给反建制主义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反全球化、反外来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对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等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些思想都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反建制主义主张强化主权边界的控制、限制移民数量与权利、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收回让渡给国际机构的主权，等等。
由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之上的，因此反建制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就不可避免地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冲击。2016年以来，国际秩序所面临的新挑战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内部，这不同于非西方国家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国际主流价值观的变化角度来理解当前国际秩序的变化趋势。反建制主义思潮并非一日间发展起来的，这种思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有了快速蔓延之势。只是当这种思潮导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才凸显出来。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西方国家的领导，是自由主义的领头羊，也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支柱。如今，美国政府突然要改变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不再遵守现行国际规范了，这意味着现行国际秩序的支柱动摇了。
英国政府在“脱欧”问题上的务实政策和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政策不断失败，这意味着，虽然自由主义面临着反建制主义的挑战，但它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对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具有牵制作用。反建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并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