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在现代化和民主化征程中国家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实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中国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层次重构，是在国家最高层面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顶层设计，是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的重大发展。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对执政党自身建设、对党的治国理政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现实的挑战，肩负着无可推卸的使命责任。
一、面临的机遇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和实现是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再塑造，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的基本要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使中国政治更加主动地融入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轨道，也将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国家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使中国政治更加主动地融入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轨道。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中国政治的发展自然需要融入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轨道之中。（1）从理论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现代国家建设、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相互契合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开篇中就讲道：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1]1治理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善治或善政。国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载体，善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基本目标。《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末尾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形式是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过程就是人的不断解放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国家向社会和市场分权的过程，它要求释放社会的活力，发展市场的力量，核心主旨是逐步实现人在现代国家共同体中的独立和自主，其实质是人的逐步解放的过程，最终走向善治。（2）从实践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方位的变革，无论是治理的价值、制度，还是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关系都朝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从治理的价值来看，现代国家治理更加强调民主、法治、科学、人本、高效。从治理方式来看，现代国家治理强调以制度来治理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愈加合理化、制度化的过程，它实现了国家治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的转变，从经济发展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是对中国国家形态的再塑造，它将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国家社会的发展模式。它将世界政治发展中文明的治理价值、治理制度和机制运用到中国的国家治理中来，使中国的国家建设、政治发展与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相互交融，这必将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为中国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3]333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形态来看，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结构，也是其基本形态。林尚立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随着国家治理主体由单一的政府主体发展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建构国家秩序时各种制度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系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是单一的权力和制度运行过程，而是一个复合的权力和制度体制运行过程。”[4]俞可平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5]在国家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思路下，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安排，即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一系列国家制度的集成和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运行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结构，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制度现代化，现代国家治理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现代制度治理。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它强调以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以制度规范权力的运行，强调按制度办事，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制度，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中国的制度现代化，从根本上讲是由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其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必将源源不断供给新的制度机制，也将对原有制度的功能进行开发和整合，为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开辟了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发展和国家转型的新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经验，深化了传统改革的认知，它从根本上开辟了实现全面发展和国家转型的新道路。中国历史上不乏轰轰烈烈的改良和改革，但成功的少、夭折的多，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获得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但中国当前的改革不但获取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历史上那些政治家为了获取政绩或为获取民意挽回民心的一时之举，而是把改革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长久之策，是为了创造中国的全面发展，推动国家转型和建立现代国家体系。从改革的历程看，中国的改革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从改革之初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将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探索国家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从结果来看，自1978年后30多年来的改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国际国内共同探讨的热门话题。但是，实践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众所周知，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之后，所面临的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既要破除利益藩篱的羁绊、也要回应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既要完成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也要应对现代和后现代带来的冲击，既面临着改革的巨大阻力、也要满足社会大众对改革发展的巨大期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是从国家层面对改革目标的描绘，更是从国家层面对于国家转型和现代国家建设所进行的全面规划。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涉及政党、政府、大众、社会组织等方方面面，它要求对政党建设、政府建设、社会建设等进行系统部署，即按照现代政治文明演进中国家建构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特殊规律、中国从传统帝国体系向现代国家体系转型的时代规律进行顶层设计。它立足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基本现实，是一项从整个国家治理角度着眼的系统工程，体现着建国、治国、强国的智慧和艺术。从根本上来看，它最终将开辟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转型和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并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二、遭遇的挑战
从管理到治理，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言辞微妙变化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党的执政现代化和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的建设科学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客观上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它要求治理理念的文明化、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治理形态的民主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体现在党的建设层面主要就是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的科学化。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于执政党的有效组织和领导。现代国家通常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会通过执政活动全面影响管控国家发展走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全面掌握着国家行政资源，拥有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过程将影响和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效果，直接关系到经济与社会发展长远走向。因此，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于党的有效组织和领导。第二，全球化中的国家建设要求党的建设科学化。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且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交往空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下，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几乎所有国家都被纳入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必定影响国家的存在方式和治理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这艘巨轮的舵手，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就必须要保证自身建设的科学化。第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党的建设科学化二者相互契合，并行不悖。从宗旨目标来看，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执政的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党的建设科学化二者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共同愿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属性规定上来看，在国家的内在规定性上，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民民主制度形态，也在推动着人民民主的实践发展，党执政就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民主的创新发展也在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时刻彰显人民性。党的基本属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契合在一起的。从内容结构上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制度的集成和执行能力的总和，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制度化与制度改革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主要形态和基本渠道。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执政的现代化。这是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本意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现代国家治理是一种多元治理，它要求改变传统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一主导的治理模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为主体的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向企业和市场放权，其实质是国家向社会放权。而在多元共治国家治理格局的背后，核心问题是党如何执政。在现代国家，政党通过执掌国家政权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组织目标，引导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水平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的执政的现代化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执政理念的现代化。实现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科学建构党的国家治理思路和价值取向。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到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理念不断深化和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实现执政理念现代化，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治理理念进行挖掘和创造性阐释，同时要吸收借鉴全球不同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良善的治理理念。二是执政方式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治理体系和能力与时俱进，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型升级，实现治理能力的大幅提升，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各种国家事务的效能。[6]治理方式的转型升级实质上就是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型，更多地依靠法治、民主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减少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要围绕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更好的处理党与政、党与群、党与法的关系。三是执政能力的现代化。执政能力是党的建设的主线，也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国家治理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国家治理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反映，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和保证。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根据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这种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要体现为：进行科学决策的能力，包容社会发展的能力，引领时代进步的能力，构筑治理网络的能力。（1）进行科学决策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种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必须有正确的作为。实际上，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决策，决策既是领导的过程，也是领导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者，需要不断进行决策活动，而决策的水平如何，能否切合实际、解决问题，也就关乎着外部群体对于执政党及其执政能力的认识。治理作为对管理的反思和超越，治理视野下的决策行为自然要告别传统的单线条的命令式的做法，变命令为协商，变封闭为开放，变自上而下命令为上下互动，使决策更加民主科学。所以说，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党的决策的科学化。（2）包容社会发展的能力。国家、社会和市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三大主体，中国的现实情况是，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与高度集权制的国家在结构上相互同构，在功能上相互耦合，党的领导高度依托于国家组织即国家政权，并使作为政权的国家高速成长。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相比而言，国家与市场成长的背后，社会组织的成长却相对缓慢。社会作为市场失灵的调节器与国家发展的稳定器，其功能无可替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有序组织和健康成长，执政党在调适国家、社会与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就需要为社会力量成长创造条件和提供便利，在更大程度上包容社会发展。（3）引领时代进步的能力。党员是普通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它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标志，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际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体现的就是时代发展进步的方向。在社会纷繁变动、价值多元化、国际局势风云诡谲、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执政党而言，就是要能够持续创造价值、引领思想，能够主导时代前行的潮流，能够引领社会全面进步，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4）构筑治理网络的能力。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的日益多样化，以及传统官僚制在应对各种“难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不适应，使网络化治理这一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成为一种潮流。这种潮流的兴起既源于社会大众、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也源于政府本身对于新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的需求。执政党亟须对此作出有力回应，构筑稳固而清晰的治理网络。
三、肩负的使命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质是重构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在国家体系中协商共治、有机互动的格局。国家层面的管理是一种单一的政府行为，政府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所有者，在其中发挥单一核心的作用。国家治理和国家管理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国家治理是一种多元共治，它不仅要发挥政府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更强调政府向企业、向市场放权，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建构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协商治理机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这就要求，首先，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要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减少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管控，实现发展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转型，构筑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其次，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要处理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要按照市场的逻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决定作用，而把政府努力局限于营造一个更有规则更有秩序因而也更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7]。再次，在处理市场与社会关系上，社会要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企业要肩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实现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有序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培育社会力量，形塑现代意义的社会治理格局。当然，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调整，发展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转型、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现代意义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都需要执政党核心作用的发挥，而其关键就在于系统推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经济领域现代市场体系的真正确立。自亚当·斯密提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肇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开始为世人所熟知，他的《国富论》更是被奉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基于市场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市场及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也得到了肯定。马克思曾经讲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77市场经济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工具，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重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更是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经济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活力。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但是，从现实来看，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政企不分、行政干预还大量存在，违背价值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新的艰巨使命。首先，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厘清政府权责边界，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制度，同时政府要全面履行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责。其次，要加快培育现代市场主体，深化国企改革、鼓励发展民企、壮大农村合作社经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再次，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载体是市场体系，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经济领域真正发挥应有的功效。
发展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逐步转型。马克思主义的政府理论是与其国家理论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政府是国家本质的体现，是国家职能实现的载体。在论述国家的产生时，恩格斯曾写道：“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8]193对于阶级社会中的政府，列宁也曾经论述：“一个政府不管它的管理形式如何，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9]250从实质上来看，政府是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和阶层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建设的本质规定，也是政府建设的基本方向。在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建设受国家建设的影响和制约，国家建设的战略决定着政府建设的形态。从全能主义国家、发展型国家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形态必然要随之发生革命性变迁，塑造一个治理型政府成为大势所趋。政府发展理论已经证明，政府职能范围并不是决定政府能力输出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全能型政府往往无法合理有效地避免政府自身对于其职能的消耗和破坏，有限政府则能够更好地实现其职能输出的合理性与能力输出的有效性。政府职能从全能到有限的转变过程并非意味着公共性和服务性的削弱，而是为公共性与服务性提供了更好的实现途径。
治理（governance）是由管理演化而来，管理是一种由上对下的层级控制，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它依靠统治阶级和国家法律授权，带有强制性，以政府的命令、规制作为主要管理方式。“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10]，它以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以公众认可和社会契约为主要的权力来源，以对话、协商和长期合作为主要机制手段。从政府建设层面来讲，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就是从管控型政府到经济发展型政府，再到治理型政府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推进治理型政府建设自然成为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新的使命。治理型政府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一个学习型服务型的有限政府。学习是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对政府发展建设的要求；服务是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服务是其基本的职能和责任。建设有限政府，强调政府立足服务的本质，严格遵守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尊重社会自我管理，尊重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府职权应重点放在公共事务的引导、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公共服务环境的优化等方面。政府的职能不是具体的分钱管物，而是运用制度和法律对市场进行规制以弥补市场不足，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以实现社会发展。
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全面形塑。“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11]。社会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核心，是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它的突出优势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短期内积聚力量推动社会高速发展，不足之处在于，稍有不慎，错误的决策就会对社会发展造成较大影响。中国的社会治理是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推进的，现代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分化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不仅给现代社会的成长过程带来了重新组织与整合的需要，在组织整合的基础上如何利用社会分化和利益多样化所带来的有效动力和创造力，也为转型社会的社会建设提出了更为重大的问题。“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做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某些社会因素径直被改变，另外一些因素则可能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因为新的、甚至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因素的引入，会改变历史因素在其中运作的环境”[12]4。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现代社会关系的重构，就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逻辑而言，这将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建设即再组织化和再秩序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有效地推动社会治理发展，在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和优势的同时，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充分发挥各类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就成为国家稳定和社会团结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执政党所肩负的使命。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型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本思路下，推动实现社会治理的动态化、网络化、联动化、有序化。一是社会治理的动态化。理性的社会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系统，社会治理体系理应是一个各类主体能进能出的开放体系，一个动态过程，通过实现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交流，保持自身活力。二是社会治理的网络化。社会治理的网络化，它所强调的是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培育社会力量，形成社会治理网络，以此来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三是社会治理的联动化。从治理主体来看，我国的社会治理包括两个层面，即以党政为主体的社会治理和以社会为主体的社会治理。所谓联动化，就是指处理好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实现二者间的有机合作互动，形成合力。四是社会治理的有序化。良序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种规范、有序、美好的社会生活，有序化使得社会大众能够“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尽其能”，它是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的需要。
执政党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对于党的领导水平、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党的自身的存续和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执政党进行自我调适和优化。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必须是一个有着较强适应性的现代政党。政党只有在变革和适应的过程中，才能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作为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结构和治理功能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成为中国政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13]。中国共产党这种自我调适和优化的最佳途径就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执政党有效回应外部变化和不断调适自身的结果。
党的建设最为关键的是制度建设改革。对于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治理方式的变迁，于建嵘有过清晰的概括，他认为清末的皇权止于县政，民国时期行政权力开始下沉到乡镇一级，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是“政社合一”体制，改革开放后则实行“乡政村治”体制。[14]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党国同构”的国家体制取代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宗法制度。政党具备了直接联系社会底层民众的途径、机制和土壤，同时也形成了“以党领政”的治理模式，政党全面地接管和影响了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特殊的中国实践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就成为现代国家治理最为关键的问题。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应首先从改革和完善党自身的制度体系开始，关键是立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主要包括深化党的组织制度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按照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大会上提出的从严治党八点要求，即从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等方面，实现从严管党治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两大原则：一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不变色，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制度建设；二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能够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政党，成为能够促进世界和平进步的政党。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它的出发点是更好地执政，更好地领导和治理国家，因而必须适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现代国家的大格局、大结构、大体系中，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适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其核心内涵是党的制度建设要遵循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基本规范，让党的制度建设有机地融入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之中，在党的制度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机的统一中创造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的范畴下，国家不再凌驾于全社会和公共行为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是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公民与政府互动，社会与市场互动过程中，各权力主体在国家的层面上对公共权力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使得公共权力在实践运行中真正由全体人民掌握，并实现人民的利益。所以，从政治主体的权力结构配置来看，国家治理也是权力配置的民主化。它要求国家作为保障人民、维护社会的力量，其权力应该是有限的，不但不能为所欲为，而且要受到人民与社会的监督；要求为防止国家权力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威胁，国家权力各部分之间必须依法运行、相互制约，从而避免因权力垄断而带来的对权利的威胁。因此，民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涵，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国家治理必须要体现国家权力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基本的实现路径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结构，必须不断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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