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23日，以“中国古典文学与东亚文明”为主题的第一届中国古典文学高端论坛在南京举行。来自海内外30多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中国古典文学及文化、域外汉籍与汉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东亚文明的关系等话题展开探讨。
古典文学蕴含深厚人文思想
中国古典文学中多有“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以明道”等说法。与会学者表示，“文以载道”的核心思想是把“文”作为手段，“道”作为目的，将文学视作思想的载体。
“文学作品必然蕴含着思想意识和价值判断。广泛意义上的‘道’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则是用来表达思想意识的手段。”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表示，如果没有“载道”这一目的，则“文”将没有存在意义。思想意识本是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灵魂，“文以载道”非但不会损害作品的文学价值，反而会使作品具备充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意义，会使作品具备感动人心的丰盈力量。
“这种‘道’，并非前人宇宙论图式下的‘自然之道’，而更多是伦理学意义上本体化的社会伦常与秩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广宏表示，在承载“道”的目的性层面上，以“文”或“辞”为代表的文学才更能明确位置、获得重视。
“中国古典诗歌在本质上都是个人抒情诗，凡是优秀的诗歌作品，都是直抒胸臆、毫无伪饰的。”莫砺锋以杜甫的诗为例表示，被称为“诗史”的杜诗是对历史的价值评判，诗中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蕴含着充沛的精神力量，是“文以载道”之说具有积极意义的有力证明。
中华文化为古代东亚文明主题
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广泛传播，使中华文化成为古代东亚文明的主题，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戏曲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特殊形式。“观察日本伎乐与汉魏乐府的关系，可以看出其中的中华文化因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认为，考辨伎乐的表演内容以及“吴公”一曲中的假面形象等要素可以看出，伎乐虽然根源于印度文化并融入了西域文化元素，但也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了适合表演形式的素材。
“朝鲜王朝独尊儒家，卫道文人保持传统的文学观，对小说一向保持批评的态度。但16世纪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崔溶澈表示，16世纪中期，朝廷大臣主动接受《三国志通俗演义》，并将其以金属活字印刷出版、广泛传播。至18世纪以后，中国小说的输入更加普遍，并被统治阶层接纳。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文学的发展，小说逐渐成为通俗文学的主流。大量进入朝鲜社会的明清小说，传播了外部广大世界的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意识的逐渐产生。
18世纪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开始西传法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钱林森表示，中国古典诗歌西传法国，得益于18世纪法国汉学的勃兴与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译介。从《诗经》法译文本的流布看，马若瑟、白晋、钱德明、韩国英等神父进行了大量的译述与诠释工作，并在当时即引起了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的积极参与和回应。
以现代视野推进研究创新
学者认为，以现代视野对中国古典文学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既是中国文学研究长期和基础的工作，也是系统梳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探讨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任务。
“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旧体诗歌的现代性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林宗正表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一直都是现代文学的研究重点，但多数研究集中在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且集中于小说研究。实际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一直是主要的文学形式。旧体诗人，不论是唐宋元明或是晚清，都熟悉古典诗歌的传统，也都讲究创新。
“唐宋‘古文运动’虽然看上去还是在‘文章’的框架内提出复古的诉求，但实际上绝不仅仅是一场文体革命，而是深刻反映出文学认识上的一种结构性变化。”陈广宏表示，其所强调的“学”的维度，令“文章”在价值观上向“文学”延伸，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大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