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考东亚的发展趋势时，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会在未来十年里继续影响东亚地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单边主义。
中国的崛起
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可能会减缓，但经常访问中国的人都清楚其变化的速度，感受到一种让人吃惊的“事在人为”的进取心态。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技术和技巧的传播、培训质量的提高、随着消费者收入提高而带来的需求增长、以及在全球市场上销售的机会。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因素将会继续起作用。
你们在华盛顿工作的人都努力想搞清楚，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和商业利益意味着什么。然而，我要提请你们注意中国崛起的另一方面，即思想的变化。我们在大学里每天都能看到这种变化。请让我用我所在的大学哈佛大学的经历来说明这一点。也许你们会认为我在利用这个机会自吹自擂。如果是这样，我非常抱歉。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最了解哈佛的情况。其实在美国其他的有很多中国学生的大学里，情况也是这样。
在哈佛大学，来自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不但就读于理工科，而且也学习其他许多专业。两年前，哈佛医学院召开一个会议，预计会有300名中国医生来参加，结果却来了700人。我们大学有一个很大规模的合作项目，专门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到哈佛的各个部门。我们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与中国的同行合作，在艾滋病、“非典”和卫生保健经济学领域开展研究工作。我们的设计学院知道，中国现在的建设项目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师生们参加了许多中国的建设项目，包括建筑设计、历史性建筑的保护和都市规划。我们的肯尼迪学院一直在国际关系领域培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学员。就在我讲话的时候，哈佛正在举行一个结业典礼，有大约60位前途无量中国中级官员刚刚结束了他们为期六周的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培训项目，学习如何改进地方政府的工作。这是一个每年一次的年度项目。昨天我就给他们上了一课。他们的活力、激情、能力和开放的思想给我们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参加去年培训的不少学员现在已经被提拔到了更高的职位。有的中国学生在哈佛学习比较民主制，他们完成学业后要回国服务。有的中国学生学习美术史，不仅学习中国美术，而且学习油画等西方美术。有的中国学生学习哲学和宗教，不仅学习中国哲学，而且也学习其他哲学传统。每年都有来自中国的记者在哈佛学习一年，与西方记者广泛交流，学习了如何扩大报道范围和内容的方法。近年来他们都学成归国了。在费正清中心有来自中国的学员与西方的学者合作，交流对中国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看法。在外交史领域我们与中共中央党校有合作项目。哈佛商学院有中国学员学习市场营销、产品制造和国际金融。法学院有中国学员在学习各个领域的法律，包括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如何规范证券市场和如何制止腐败。这里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提出各种问题，象海绵一样吸收新的思想。在教育学院的中国学生问我们如何改造大学、小学和中学。几年前，哈佛研究生院的一位副院长发现，要说服一些系认可来自某些中国大学的申请人的高素质很困难，但现在这些系主动问她有没有来自象清华这样的大学的更多的申请人。
如果你与这些学员交谈并且到中国去继续回访他们，我相信你会同意，今天我们正经历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复兴。年轻的中国人提出各种好的而又是很基本的问题：他们文明中的什么部分值得保存？它们应如何被改造？西方最成功的是什么？它们中哪些可以用于中国？他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如何解决象环境恶化、艾滋病、“非典”这样的新问题，和腐败、迁徙、阶级差别、贫困和社会抗议这样新形势下的老问题？在我们的课堂和研究中心有这些学员是我们这些教授梦寐以求的。这些学生好学、开放、思维敏捷和聪明能干。他们看问题的新角度促使我们去思考。我希望你们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与他们相识。
在我们大学看到的反映了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变化。每当听到美国国会议员抱怨中国缺乏自由时，我觉得尽管他们的抱怨的核心常常有其道理的，但他们有必要去看看中国主要城市的五、六层高的书店。在那里，几千名顾客在浏览各类图书，包括从西方来的原著和译著。为了了解中国人的心态，我一直观看中国的家庭连续剧。作品的综合质量、各种人物唯妙唯肖表演，以及对待象官员腐败、怠惰和傲慢自大这些问题上的直率给我深刻的印象。在三十一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或二十五年前邓小平开放中国时，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电视和因特网能给一个社会带来了这么快的变化。中国的党校与美国的战争学院一样，是专门培养高级官员学校。在那里一年的课程中，作为训练计划的一部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出国学习一次。多年来，中国流行的一个词叫“接轨”，即与世界的车轨相接，与全球的行为方式相适应。就象把军阀统治下的窄轨与全国的宽轨连接起来一样。
当然，中国也确实存在问题：腐败猖獗，国有企业缺乏效率，以及许多其它经济难题；宣传部门仍然给出版物和电视节目设置过多的限制。但中国人思想的变化与上海摩天大楼的建设速度一样快。
中国的崛起对华盛顿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国防部负有评估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可能威胁并准备应付这种威胁的神圣职责。我们的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担负着保护我们的商业利益，维护知识产权和消除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责任。
然而，我们有与中国在各个领域开展大规模合作的巨大的机会。中国现在有几亿人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中国和世界的稳定符合他们的利益。有大量的中国人愿意而且能够参与维护国际秩序。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一些国会议员指责中国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改变中国，而不只是贴上一个让人满意的车尾标语，我相信向中国展示自由和尊重人权与多样性的好处的做法，要比在这些方面教训中国有效得多。他们知道了我们要传递的信息。
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意味着什么？日本的工业别无选择地会扩大在中国的生产。世界市场的竞争使之成为必要，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机会使之更有吸引力。以前日本的制造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和中级管理人员短缺，和任意课收“杂税”。现在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能解决了。日本的制造业者一定还担心，中国的雇员流动性太快。某一天可能会带着公司的技术诀窍和技能离开公司，成立自己的公司，然后在产品价格上与过去的雇主竞争。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常常是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其总量超过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而且这个差距的规模还可能扩大。按现在的速度，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量能够超过与美国的贸易量。
就个人而言，日本的商家已经找到与中国的雇员和地方政府共事的方法。现在大约有5万中国人在日本学习。有几千日本人在中国学习。两国间的旅游人数也在快速增长。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在东盟10+3的框架下和其他多国组织中合作工作。日中教育机构正在准备交流项目和联合召开会议。两国的军方也不声不响地开始了接触。
然而，二战的感情创作和对亚洲等级结构的不同构想使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我们美国人自1945年以来与日本有密切的接触，我们看到日本非常彻底地放弃了军国主义。老一辈中国人在日本军队蹂躏他们国家时与日本有接触，年轻的中国人通过媒体了解到日本在他们国家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所以很容易对日本持批评态度。60岁以下的日本人对于因他们出生前发生的事情而被严厉指责和向中国人道歉感到厌烦；对于日本给中国经济援助而中国又很少公布感到不满；对于一方面批评日本忽视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教科书中又很少提及1945年以来日本放弃军国主义的许多变化感到难以接受。有的中国人对于150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赶上日本而高兴，而有的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更现代化对世界贡献更多，因而对于来自中国的批评、中国日益提高的自信或者被视为的高傲感到不愉快。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日关系中美国的利益何在？真正的危险不是中日关系会变得太亲密以至于把美国排挤出亚洲。真正的危险在于中日关系太紧张，使得问题难以解决，最终走向军备竞赛。
中日关系的大幅度改善，要求日本主动采取更大胆的步伐全面和公开地检讨二战中发生的事情，也要求中国领导人采取大胆措施减少对日负面宣传，认可日本已经放弃了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事实。鼓励他们采取这些大胆的步骤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国的崛起对朝鲜半岛意味着什么？尽管中韩关系的大门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才打开，但他们的关系发展很快。中韩关系处于蜜月期。两国的贸易量正在超过韩美的贸易量。有4万多韩国人在美国学习，但也有差不多4万韩国人在中国就读。面对美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主导地位，中国已经为韩国另一种选择。
我不是东南亚问题的专家，但总的来说，那些担心中国吸引走外来直接投资的东南亚国家，在中国找到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中国能够制定一个范围广泛的经济和多边计划，对东南亚国家普遍具有吸引力。
美国的单边主义
洞悉国际格局的东亚国家充分认识到与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大国、最强大的经济大国和世界上科学、技术、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保持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认识到国际组织难以对国际危机做出及时的反应，美国的主动性对维护国际和地区的秩序就显得很必要了。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对朝鲜发出威胁后，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日本和中国政府与美国保持了好得多的关系。然而，美国为减少恐怖主义威胁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而入侵伊拉克的行动和美国官员对朝鲜的好战声明，使美国丧失了9.11事件后赢得的公众的同情，突显了他们怕卷入冲突的担心。我们与韩国的关系受到最严重的伤害。正是在我们急于要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地方，我们失去了大部分公众的人心，让我们最好的朋友难堪，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对美国忠心耿耿的盟国。
相比之下，在布什政府期间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保持得很好。这要归功于致力于维护盟国关系的副国务卿阿米塔基和其他官员。他们知道日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娴熟地处理好了这个关系。我们很幸运，日本汲取了海湾战争时的教训。在那场战争中，日本做得太少太晚。现在日本认识到他们有义务为维护世界秩序做贡献。我们很幸运，日本民众对朝鲜绑架人质异常气愤，对于华盛顿向朝鲜发出的威胁性声明没什么反感。但是，日本人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害怕好战的美国在朝鲜挑起战事把他们也拖入战争，并受到朝鲜的攻击。现在许多日本人都为他们还有宪法第九条而感到很幸运，这样美国就不能要求日本向伊拉克派出作战部队。二战以来日本人对任何军事行动都持强烈的反对立场，对联合国寄予厚望。我个人的估计是，日本要维护与美国的联盟，但即使朝鲜发展出核武器，日本人也不会支持日本成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大国。一个独立的军事力量会加剧与亚洲邻国的紧张关系，使一个停滞的日本经济的预算更紧张，并激起美国的反对。然而，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对朝鲜好战立场使更多的日本人要与美国保持更大的距离。他们要扩大独立的情报收集活动，拥有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驻日美国官员的恶梦是美国军人在冲绳制造的那些事端。如果这类事件再次发生，鉴于新出现的日本公众要求与美国保持距离的愿望，不难想象小泉首相的继任者将会更不愿意与美国在广泛的问题上包括军事基地的问题上合作。
就中国而言，很难判断中国公众的想法，因为民意调查非常有限，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与消息灵通的中国人广泛交谈并阅读中国思想库报告的学者来说，不需要太多的分析就能看出中国人态度的变化。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和海南撞机事件时中国人的情绪相比，中国人现在更愿意与美国合作。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领导人显然决定了继续沿着邓小平确立的目标前进，即发展国内经济。他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中国也不失时机地指出，美国由于入侵伊拉克正在失去世人的支持。中国一方面反对朝鲜成为核大国，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确要求美国修改对朝鲜的好战立场。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指出，美国似乎主要担心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有没有考虑朝鲜与邻国之间地区性冲突的风险和朝鲜崩溃的危险？有没有考虑南方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几年前中国战略家讨论过的联合世界二流强国抗衡超级大国的思路现在不怎么提及了。尽管如此，中国的许多战略家仍然认为中国应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一旦超级大国侵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就可以与其他国家合作抵抗超级大国。如果某一天中国感到这个超级大国在危害其国家利益，东亚地区民众的反美情绪确实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合作基础。
就韩国而言，我们恶化了与这个盟国的关系，这种损害是很难修复的。韩国人有长达一个世纪的对美国的不满。在二十世纪初韩国人向美国求援帮助制止日本入侵。但在1905年，美国却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塔夫脱—桂太郎协议”，日本同意不干涉我们刚获得的菲律宾殖民地，我们同意不干涉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为日本入侵和在朝鲜殖民铺平了道路。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对于不让苏联参与对日本的占领的立场是很坚定的，但美国允许苏联参与占领朝鲜，这个决定导致韩国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从1949年到1950年初，美国没有明确韩国也是属于美国的防卫范围，这使金日成希望美国可能不会对于朝鲜侵略韩国做出反应。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一道，为韩国而战、甚至做出牺牲。从这时候开始，在两国间才逐渐建立起信任和确立维护彼此安全的义务。尽管卡特总统威胁从韩国撤军，但最终美国的军队还留在那里，在非军事区设置了一道绊网以减少冲突的风险。从1950年以来，许多韩国的士兵和文职人员与美国建立并保持了一种信任关系。
在布什政府成立之初，我们拒绝与朝鲜谈判。韩国人认为，在2001年初金大中总统访问华盛顿时没有得到应有礼遇，美国敦促他进一步与朝鲜对抗，并且不支持他的阳光政策。一些政府官员向朝鲜发表好战的谈话，声称不排除军事攻击的可能。韩国的印象是美国官员对于朝鲜在非军事区附近的炮火能够摧毁汉城的事实漠不关心。这极大地强化了美国执行政策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印象。在民意调查中，30、40岁的人认为在朝鲜半岛上美国对和平的威胁比朝鲜还大。当看到美国入侵伊拉克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抵抗时，增加了一倍多的韩国人说他们对于伊拉克没有更多地抵抗美国的入侵感到非常失望。美国官员好战的谈话增加了反美的总统候选人的当选机会。尽管卢武铉总统在选举后多次发表声明，承认与美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但他长期持反美立场，这是一个在他任期内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位美军卡车司机压死两名韩国女孩和美国没有把这位军人交给当地政府的事件，给反美情绪火上加油，达到顶点。韩国对美军事人员的抱怨促使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美军将从非军事区撤离。许多韩国人怀疑这个举措是为了使美军远离朝鲜报复的危险，为美国攻击朝鲜做准备。我们韩国的朋友为美韩联盟忠实地工作，当这个决定没有预先与他们沟通就单方面宣布时，他们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美国与韩国协商寻求减少驻韩美军的规模是一回事，当人们觉得美国做出单边决定撤走军队会增加朝鲜进攻汉城的危险性时，就是另一回事了。人们可以理解美国国防部的增加快速反应部队减少驻扎在国外基地的美军的战略。但长远看，我们需要那些有我们军事基地的国家的通力合作。
许多韩国人从内心里希望维护与美国的联盟，但现在完成这个任务所面临难以估量的困难要比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大得多。而且现在韩国人有个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中国，放弃美国。
总之，9.11以来我们暂时与亚洲国家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但我们也丧失了许多公众对美国的同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强烈需要韩国、台湾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变得更民主。现在我们的希望实现了，我们必须调整政策以适应我们的成功。在东南亚菲律宾建立民主制已经很久了，印尼也变得越来越民主。在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些有大量穆斯林的国家，我们与当地的民众有更多的问题。从长远看，如果我们要与东亚国家的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就必须得到公众的支持。现在还很难说这些公众的反美情绪会持续多久，但我担心一旦信任被打破，象发生在韩国那样，就很难修复。所以我作为一个东亚问题专家要给你们政府圈里的人传递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为了我们国家长期的利益，美国需要更注意维护东亚民众对美国的友好态度。
我对中美关系谨慎乐观
我强调中美关系是这区域中最重要的关系。在接下来10年里，这区域的重大课题，将是具关键性的中美关系能否比目前欠佳的中日关系更良好，并较为妥善处理。
中国现在真的在重建起来。许多人认为继日本和亚洲四小虎的现代化进展后，没有地方的发展规模可比得上中国国内现在所发生的。在座那些曾到过浦东的就会了解它的速度、范围以及为何人们会那么兴奋，但另一方面会越来越担心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那是特别快速的发展，规模举世无双。
自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它已经同世界其他地方扩大接触，并相当轻易地解放出赚钱的欲望，熟练地做起生意来。中国人称自己的经济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但中国还须要长时间发展出市场地方法规以及法律治理。中国或许还没熟练，甚至也不是思想意识一致和团结。我想提三方面的课题：一是经济课题。与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从一个穷国到高经济增长国，这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其次，我相信是思想意识方面，就是民族主义的高涨。由于中国拥有丰富和悠久的文明，因此这是自然的发展。最后，我认为是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领导者的精英领导方式。他们须经过艰难考试关才会获选到统治层去，这未必比民主投票式来得强，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中国政府知道自己必须设法控制刚出现的朝向民族主义的趋势。
关于中国领导层，我认为在中国自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革命领袖后，目前就有新一代的管理式领袖。他们将会延续这个接班过程。这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过去几十年来，两国关系已经向更多团体扩展开去，如今我们有更复杂的程序去应付我们的关系。
对我们之间关系的展望我持谨慎乐观态度。让我告诉你们原因。首先，美国商业利益正越来越与中国有关系。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美国总商会是全球最大的总商会之一。尽管这个社群关注各种课题，当他们集中在一个课题时，他们拥有非常可观的影响力。许多国会议员要依靠地方商人的支持。这是一个组织庞大到可以动员设有公司办事处的美国各州所有支持，而且这种动员可以非常有效。像1994年人权应否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脱钩等大问题上就明显取得胜利。到了中国加入世贸课题，许多个人和美国团体都再度反对。当这个社群与反对者较量时，他们轻易地在课题上获胜，所以我觉得这个社群在美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认为学术团体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讨论会也有帮助。由于众多中国学生在美国或西方其他地方受训，我认为这不只多少促进个人关系的了解，也带来了共同目的。就因为这些因素，我们在美国都感到越来越乐观。在中国那方，由于领导人觉得他们需要美国市场和科技，因此也感到乐观。他们需要和平周围环境，并了解到本身的军事能力有限。我想我们现在正找办法来控制台湾关系，所以正如我所说，我谨慎乐观。可是我觉得风险还是有的，而我们所有学者正尽力设法协助加强中美关系。
注：
本文摘录自傅高义2001年8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