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国家”一直是核心主题。①国家，自有其兴衰两可的命运。只不过，在解析这一核心主题的时候，“国家如何强盛”从来就是热门话题。这是因为，哪个国家也不愿首先面对国家衰变这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其实，这是一个简单化地处理比较政治学的国家主题的进路。因为，即便一个人对比较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不太了解，他也会知道，除非一个国家首先兜住避免衰败的底线，才有追求强盛的可能性。否则，一个衰败的国家，哪有可能去追求强盛？不仅不可能追求强盛，而且根本不知强盛为何物。即使这个衰朽国家一门心思想变成强盛国家，那也不过是一个笑话。由于没有兜住避免国家衰败的底线，这样的国家常常处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以便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在封闭环境中，这个国家已经无法想象强盛国家是一个什么状态。故而只能以井底之蛙的方式遐想强盛国家的情景，并且自认自己的国家就是世界最强盛的国家。这完全是一种落人笑柄的做派。在当代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不在少数。
国家的衰败，体现为一个国家法规不彰、权力涣散、纲纪不振、有规不循、社会败坏。整个社会掌权者追求权钱交易，无权者寻求权力庇护、或者施压权力恩赐好处，在腐朽的私密化生活中，任由社会正义感脆化，国家规则感丧失，让国家在精神、制度和日常生活世界中悉数堕落，以至于国不成国、家不成家、人不像人，终至灭亡。这当然是一个一般的描述。在国家衰败还不至于导致国家灭亡的极端时，从衰败到灭亡之间，存在着国家衰败的不同状态，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衰败令人触目惊心，也可能是某些方面的衰败同时发生但不至于太过严重，还可能是衰败迹象明显但不为人们察觉。从国家衰败到最后灭亡，一定存在一个从渐变到骤变的过程。过程可长可短。但不会是瞬间而至，绝无迹象可寻。国家的衰败，在起点上不一定是国家的强盛即盛极而衰。因此，国家的衰败，并不一定呈现为由强到弱的变迁。也可能一个国家一开始就建立在衰败的基础上，由衰而衰。世界历史上那些从来未曾呈现过强盛便归于消亡的国家，大都属于这类国家。但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强盛与衰败之间确定其国家发展态势的。
国家追求强盛与国家避免衰变，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过，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成功避免衰败，就一定走向强盛。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虽然避免了衰败，但它仅仅想生存下来，不被其他国家消灭，如此而已。那么，这个国家就无法走向强盛。因为它自己缺乏走向强盛的国家雄心。一个国家，没有促使国家强盛的动机，哪来国家强盛的结果？不过，即使一个国家心怀极其强烈的追求强盛的动机，也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就一定能实现强国的目的。
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强盛，既需要这个国家心存壮志凌云的雄心，也需要这个国家建构和治理得法，还需要举世的公认甚至是全力的追随。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1500年以来，世界迈出自己的现代步伐，任何一个国家不再可能将自己囿限在封闭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国家间“面对面”的竞争机制，由此成型。在这样的处境中，一个国家很难故步自封，按照自己的惯有习性不紧不慢地延续下去。相异理念、不同政体、各种制度、迥异资源，搭配上各种举措、机遇与绩效，造成国家间统治与治理效果的巨大落差。国家的兴衰所演绎成的震撼人心的故事，甚至让人来不及停下来兴叹一番，便不得不对之进行刷新。仅举其大者，20世纪初期英国的衰落与美国的崛起，足以拨动任何关注国家兴衰问题人士的心弦。如果说英美霸权交替尚算平稳，没有引发世界震惊的话，20世纪中后期美国与苏联的热战与冷战的激烈抗衡，更是上演了一出国家兴衰的竞争性大戏。结果，以苏联的轰然倒下告终。尽管，这样的竞争结果迄今还让一些中国人完全无法接受，但那已是无法改写的历史事实了。至于日本、德国这两个国家，试图以军国主义掀动国家崛起的幕布，在迅速落幕前，演绎的是一出国家灭亡的巨大悲剧。这就更让人唏嘘不已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苏联的倒台，让一些眷恋某种特定牌号意识形态和高压性社会政治制度的人们，无限惆怅和失落。但苏联已经是肉体、魂魄俱不在。面对苏联、东欧等国的崩溃，与其哀叹、惋惜，不如总结其深刻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说起苏联崩溃的教训，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没有兜住国家衰败的底线之前，狂想登达世界发展的巅峰。高不成、低不就，国家就此注定了衰败和崩溃的命运。苏联的国家意图，本来是想实现人类晋入理想社会的千年梦想。试想，按需分配与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多么激越人心的国家目标。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国家发展目标，苏联便走向了就高不就低的国家发展轨道：国家完全忘记了公民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现实，也忘记了芸芸众生埋首当下生活的机械重复和索然无味。一个国家，首先需要提供给公民们有序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精神观念和超越动力，他们才会具备寻求集群生活更高目标的垫脚石。如果将国家极为高尚的追求与公民的寻常生活打为两截，那么，就会陷入国家的权力自闭与自负和公民埋首蝇营狗苟的私隐生活的双重危机之中。久而久之，国家的实质结构已然瓦解，只不过国家权力当局与散乱的公民们不想揭破或故意无视而已。在国家权力与公民相互欺骗以维持国家存续的情况下，国家对公民只需要其服从即可。不管这种服从是真是假，国家权力已经无心追究，也无从追究了；至于公民一方，不是全无公共关怀，但因为这样的关怀被国家权力高度提防，甚至直接镇压，因此不约而同地将公共关怀转换为私下物议，大多以私利、笑话、段子对付国家严肃的治理问题，借此发泄自己对权力当局和领袖人物的不满或反感。②国家的内伤由此注定：权力一直在高呼登顶世界的口号，公民只当是右耳进左耳出的噪音。苏联的迅疾崩溃，如此说来并无什么令人惊异的地方。只不过苏联国内的人们不愿和不敢揭破，而国外的人们长期雾里看花，无力揭破而已。苏联倒台前，早就因为兜不住国家衰败的底线，“朽木不可雕也”。由此可以说，外强中干，是对一个衰败但未倒台的国家最准确的描画。
通观现代国家的兴衰史，岂止苏联的衰败令人浩叹。二战前曾经一派欣欣向荣的德国与日本，由于不懂得国家兴盛的根本所寄，因此，一时的兴盛竟然将国家引向彻底灭亡、被他国彻底重造的悲壮境地。德国与日本，都是现代国家中试图依靠军国主义促使国家迅速崛起的典型。不能说这样的国家崛起战略完全没有效果。想当年德国和日本依靠军国主义战略，发达的军事工业所呈现的工业化奇迹，一时让人不知道有多么兴奋。但这两个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漠视，对国家权力一马当先引领发展的模式无比崇尚，让国家完全兜不住有效整合国家认同的底线。因此，为一时奇迹的兴奋所激动，国家权力当局以为寻求或扩大国家的生存空间对国家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悍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结果，本来就缺乏稳定秩序供给的国内政治，加上对外的疯狂侵略造成的国际反击，让两个国家在二战后都陷入国家倾覆的泥淖。德国自然是长期陷入分裂。日本一直成为不能正常发展的依附性国家。这让那些羡慕德日崛起模式的人们，应当清醒起来才对。
即便是英国这样的国家，自13世纪以来，经过500年的持续努力，终于在18世纪稳居世界发展的领先地位。但也不是说就彻底解决了国家发展的兜底问题。本来，英国借助个人主义的长期支撑，依靠逐渐成熟的政治机制，大致解决了国家与公民间的合作问题，也相应解决了公私领域的互动机制问题。即便英国在狂热的殖民运动中，也因为大致将国内政治原则转移到殖民国家，因此建立起不同于其他殖民国家那样的温和的殖民统治体系。这些举措，一时让英帝国成就了举世无双的治国业绩。但英国在19世纪末期开始陷入福利泥淖，到20世纪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交相纠缠，结果国内政治生气不足。加之殖民体系的瓦解，促使英国的国际地位迅速衰落。美国的崛起，对没落的英帝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日不落帝国”终于成为二等强国。这样的国家兴衰，多少让季羡林所谓的东西文化、国家命运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断言，有了成立的理由。③
可见，国家得先兜住成功避免衰败的底线，才能想象如何强盛的问题。这样的国家兴衰变幻，是所有处在竞争性发展局面中的国家所不能不思考的大问题。因为国无常盛，亦无常衰。国无常盛，比较好理解。一旦国家治理不好，再强盛的国家也会走向衰败。国无长衰，需要解释。国家之所以没有常衰的道理，简单地讲，就是那些衰败的国家，会在国家间竞争中，自己走向灭亡，抑或被其他国家征服而消亡。绝对没有一个长期衰败的国家，竟然还可以长此以往地存在下去的理由。现代政治学的创始人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发表的看法，便是在一般意义上探讨国家怎样才能强盛的政治学原理，他晚年撰著的《佛罗伦萨史》，其实就是针对自己的祖国佛罗伦萨衰败而言的。而他撰写的《李维史论》，则是针对国家如何可以强盛的思考，面对古罗马发出的“思古之幽情”④。这种关乎国家兴衰的连贯性思考，正是马基雅维里揭开的、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思考路径。这种思考的底线，自然是国家如何避免衰败的问题。
循马基雅维里的视野，拉长历史眼光，人们可以发现，岂止现代国家必须慎重对待国家兴衰难题。即便是古代国家，也不得不审慎其事。古罗马为人类书写了大型国家治理的兴衰之道。曾经与古罗马并在的希腊各城邦，尽管在治国的理性哲学上取得了远胜于罗马的成就，但是，不论是就国家规模而言，还是就国家治理的公法与私法体系的建构而言，它都远远逊于同时存在、而后取而代之的罗马。古罗马以其公法建构而开创的大国制度，即元老院、执政官与保民官等构成的制衡性机制，凸显了大国治理的有效制度架构；同时，以其开创性搭建的民商法体系，有效划分出了国家建制中的公私领域。这是一项为所有其他古典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极高的政治成就。即便是现代大国，也有努力模仿古罗马这一统治架构的嫌疑。
然而，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家超越时空条件的限制，成为长盛不衰的国度。开创大国治理奇迹的古罗马，也不例外。古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演进，已经呈现出国家内部不稳定的状态。古罗马仍然逃不掉衰败的命运，最后断送在自己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上。晚期罗马，国家权力极度放纵公众的欲望，让公众陷入斗兽场、角斗场的狂欢，整个社会赌博之风盛行，国家公共事务无人关心，正义精神几乎完全流逝。掌握国家权力的集团，自以为这样就使国家权力高枕无忧，放心地行使其愈来愈专断的权力。而只关心私人情欲并纵情声色的社会公众，心中根本没有国家关怀，一心只想将国家权力用来庇护个人意欲。在这种社会政治氛围中，国家焉能兜住避免衰败的底线。晚期罗马的衰朽和灭亡，已经是命中注定之事了。
现代国家更是跳跃性地展示了兴盛与衰亡的态势：从法国肇始，中经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而落定英国模式，终于有了一个现代国家的粗坯。随后法国效仿英国而不得，历经曲折，才走上现代民主建国轨道；德国、日本竭力模仿英国而不能，终于走上军国主义歧路，导致国家灭亡。嗣后，俄罗斯试图一步登天，将国家锻造成苏联这个怪胎。中国等落后国家曾经悉心跟随苏联的国家步履，以为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了一条飞跃性发展的便捷道路。但以苏联的崩溃为标志，这样的国家发展模式，实在不足为训了。
从一般政治学理论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只要试图维持其基本政治秩序，就是一个力图避免衰败的国家。但并不是所有想避免衰败的国家，都可以实现它的初衷。原因在于，避免国家衰败，是一门复杂的政治艺术。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审视：从时间的维度看，一个国家总是会经历创生、发育、发展、兴盛、衰变、灭亡的过程。前半段属于国家走向兴盛的政治过程和政治艺术，后半段属于国家陷入衰败困境并走向无法挽救的灭亡过程。国家之所以总会经历这样的演变过程，总的原因是国家属于人造物。人造物就难以实现永垂不朽的目标。国家在走向兴盛的过程中，总是激荡人心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与普通成员，总是心怀壮志，敢作敢为，富于创新，成功不断。不过，盛极而衰的哲学规则这时便会发挥作用。盛极而衰，不是从万事万物的命运上凸显的宿命论，而是从人造物被创造者轻忽所注定的走势上做出的断言。在国家强盛的时候，当权者与民众很容易将国家的强盛视为当然，因此丧失建国的兢兢业业精神、努力上进劲头，于是在不经意中，国家就失去了发展动力，陷入难以挽回的衰败颓势。就此而言，国家随时随地都需要兜住衰败的底线，稍有闪失，就会陷入衰变的悲壮境地。时间，不仅对一个个体是一把严酷的生命刻刀，对一个国家，更是一把锋利的肢解其肢体的利刃。
从空间的维度讲，一个国家总是会出现空间狭小、空间扩展、重归狭小地盘、最终消失的不同状态。一个上进的国家，开疆拓土乃是不得不为之的头等大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周朝初期，从方圆不过数十里的小国，发展为后来一开中国大气派的朝代国家，堪为证明。古罗马从蕞尔小国，拓展为横跨三洲的帝国，堪称典型。莫斯科公国疾速成长为地跨欧亚大陆的巨型国家，实在是令人惊叹。这是因为，国家的空间拓展，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气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试想，一个安于地盘狭小的国家，怎么可能生发出领导世界的雄心壮志。但“天下大势”弄人。开疆拓土的大国建设，一旦停顿下来，复加国家无法处理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治国难题，结果，地盘被蚕食，空间被收窄。大国曾经的气象万千，不复再现。兜不住国家衰败的底线，多少大国，灰飞烟灭。
可见，国家试图避免衰败，十分不易。但是不是说国家绝对无法避免衰败，国家就发现不了可以避免衰败的方式、方法与途径呢？当然不是。如果一个国家只能坐等衰败，那么国家的命运，似乎就完全无法掌握在国人的手中，而受制于一种宿命。由于国家都是“人造物”，因此，当一国之人力图以自己的雄心和能力打造一个强盛国家的时候，国家不仅可以逃脱迅速衰败的厄运，而且可以寻找到强盛的方略。关键就在于，一国之人，在避免国家衰败时发挥的作用是迥然不同的，需要的是各尽其责：在当权者那里，是不是可以循规蹈矩、妥善用权，给社会公众以服从法纪的示范，决定着国家是不是可以成功兜住衰败的底线。在社会公众那里，是不是可以遵纪守法、谨行德性，并且以对国家的认同来维护国家的利益，对国家是不是可以兜住政治溃散的底线，起着关键的作用。循上下双行线索来看，向上，一个国家是不是具备提挈人们精神状态的观念与制度，对这个国家可不可能兜住衰败底线有着巨大的牵引功能；向下，一个国家从当权者到普通成员，是不是可以避免堕入不计一切追名逐利、将权力与权利都用来“变现”的诱惑，也对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成功兜住衰败底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上行线连接的是国家从衰变走向强盛，下行线连接的是国家从衰败走向消亡，因此，对一个国家兜住衰败底线来说，下行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兜不住衰败底线的危机，最简单的一条，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出现了腐败竞赛。在这里，腐败是一个宽泛的说法。它既指国家权力无所作为，甚至无所事事；也指社会公众悉数期待天降恩惠，堕入一个放纵欲望的腐朽状态；当然，还是指国家权力纵容社会公众，一味地将各种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投向满足公众穷奢极欲的种种物事上面。缺乏公共关怀和进取精神的公众，就此与缺乏治国能力与发展导向的国家权力不经意地合谋，一起将国家推向一个衰败境地。
前述古罗马的衰败大致是如此。而现代国家的衰败，也总是在权力自我放纵的同时，纵容社会的衰败风气所致。苏联当权者，一方面鼓吹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想社会说辞，另一方面以自我麻痹的方式忽略现实问题，再一方面寻求满足私利的特权。遍及全国的特供商店，成为权力腐败的日常生活之最佳写照。至于普通公民，则在物质绝对短缺的窘迫生活境遇中，寻求酒精刺激、自我麻醉。权力的自我麻痹与公众的自我麻醉，一旦叠加起来，国家的内在力量早就消耗殆尽了。国家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和机缘的问题了。即使苏联以军国主义的方式制造出令世人迷惑的强大国家的意识形态幻想，也同样无济于事，它在瞬间令人惊诧的倒台，实在是早就在使人见惯不惊的自我堕落中注定了。当苏联的国家公权杜绝所有公民以公平正义之善良心胸关注国家事务，让国家的公共事务成为少数损公肥私的当权者手中的玩物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灵魂就已经丧失了。只是国家这架失魂落魄的机器，何时被人摧毁的问题，其答案尚未烘托而出罢了。由此可以断言，当国家公共事务与公民全无干系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私密化生活方式，促成一种当权者致力吸干国家躯体，普通成员仅仅想从国家躯干上汲取自己所需的干瘪养分，公私领域截然打为两截，其内蕴的衰败迹象，就可以被人们明确地辨认出来。这与古罗马的衰败，在结构上，何其相似乃尔。
国家试图避免衰败的种种相关事务，有些是可为的，有些是不可为的。可为的，总是与国家具有健全肌体联系在一起。对一个健全的国家建制来讲，尽管都会因为时空条件的限制，国家这一人造物的运作者先天的缺陷，处在兴衰交替的过程之中。但在国家衰败以至于灭亡以前，它避免衰败和寻求强盛的作为空间，还是相对较大的。即便这样的国家走向衰败，一般也会呈现出一条渐变的曲线，慢慢退出国家舞台，走向消亡。国家的衰败，不会是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灾变性事件。不可为，是指那些一旦建国，就将国家塑造成了内源耗竭型的国家，⑤国家甫一诞生，就处于一种耗费内在动力，而无法为国家补充资源和动力的情状。在这种处境中，国家为避免衰败的作为余地，就明显狭小。不管人们以怎样的雄心壮志去拯救国家，国家也会沿着衰败的轨迹滑行，并且陡然刻画出一条令人惊诧的国家衰亡的垂直线条。可见，兜住国家衰败的底线，不是什么类型的国家都可以实现的目标。这就提示那些建国者们，必须避免将国家建构成内源耗竭型的机制，以便为国家供给可以作为的开阔空间，从而经过各种努力，有效避免国家的衰败。
一个健全的国家，要想避免衰败，需要完成的社会政治零星工程相当之多。加上所需要的各种背景条件，诸如政治文化定势、传统价值观念、群体生活方式、公众政治介入等等，就更形复杂了。仅就社会政治零星工程讲，扼其要点，下述几方面至关重要：
首先，在国家建构上，需要有效区分公私领域的不同事务，并相应采取适宜的制度安排，让两个领域既有效分割，又相互制衡和积极互动。⑥这样的划分，对现代国家而言，是一个涉及国家兴盛与衰败的决定性问题。这是因为，现代国家一般在规模上相对较大，在构成状态上远较古典社会为复杂。因此，现代国家不再能够维持古代国家那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无须严格分界的基本结构。以个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为分界线，一方面，公民个人拒斥国家权力对自己建立在这三种基本权利基础上的私人生活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公民以自己交付国家的公共权力，来有效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妄为，保证国家公权有效服务于公民的公共利益。在这样的国家结构中，公私领域分化的界限，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公私两个领域绝无干系。公私两个领域的有效互动机制，是维持公私两个领域各自效能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私人领域不能侵夺公共领域的公权与公益，而国家公共权力更不能侵害私人领域的个体权利。两者间的巧妙平衡，构成国家顺畅运转的先决条件。
假如一个国家在两个领域走火入魔，陷入要么极端私密化、要么极端公共化的两极对峙处境，这个国家就陷入了危险的地步。古罗马在私密化上没有兜住避免国家衰败的底线，私人生活的穷奢极欲完全挤占了公共政治空间，让国家公权完全屈从于私人的欲望膨胀。而苏联在公共化上则陷入了狂热的状态，隐私完全不被国家权力尊重，人人都被国家抛入一个光天化日的艳阳世界，终至国家自己抽空了公民的政治忠诚之心。结果，两个国家都走向覆灭。有效区分公私领域，是极为精巧的治国艺术。这需要那些试图兜住国家衰败底线的行为主体高度警醒，方才能够既划出公私界限，又保证公私有效互动，不至于让国家丧失存续的基本活力。
其次，在国家运作过程中，需要建构一个有规可循的治理状态。有规可循，首先是让国家权力运行富有规则。国家权力总是将国家推向无序状态，让国家兜不住衰败底线最重要的导因。国家权力循规蹈矩，社会公众才会遵纪守法。一个铤而走险的社会，背后总有一个肆意妄为的国家权力。紊乱的社会与无法的国家两相作用，国家必然兜不住衰败的底线。让国家权力循规蹈矩，需要将国家权力置于宪政、法治之下。权力的暴戾特性，才有望被控制和驾驭。控制国家权力，不让其胡作非为，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分权制衡。各种受限的权力形式，不管是立法、行政还是司法，才会臣服于人民意志和愿望。与此同时，国家权力的各种形态，必须被置于一个相互制衡的有效平衡机制中。不能让主要权力形式中的任何一种权力独大，也不能让其中两种甚或多种权力有私下结盟的机会。否则，权力就会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或被扼制，成为私利集团手中的工具，造成政治制度的衰败。⑦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功能的法治化，是兜住国家衰败底线必须重视的头等大事。
对现代国家来讲，由于国家权力总是与社会团体互动并分享国家利益的。因此，从谋求利益的集团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角度看，它对国家是否能够兜住衰败底线，也有着重大影响。奥尔森曾经以分利集团理论探析国家兴衰的根源。他指出，一个稳定且不受侵犯的国家，分利集团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让其成为自己获利的工具。这样的集体行动逻辑，根本不像一些学者相信的那样，具有共同利益的公民会组织起来并依靠反映自己利益的组织机构来维护其共同的利益。不假，争取利益的集体行动，确实可能获得相关的利益，但相对于集体的每一个成员来讲，他们的实际获利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诸如工会、行业集团、农会、卡特尔、国会的院外活动集团为了分利，明显阻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以集体行动谋求收入增加的分利集团，是不关心社会总收益或公共损失，结果当然伤害了国家的肌体。⑧可见，对国家兜住衰败底线和寻求持续发展来讲，规范分利集团的行动与限制国家权力的制度，具有同等重要性。
再次，在制约国家状态的社会机制上，需要整个社会提住向上的精神，不至于陷入谋求好处、拒斥责任的腐败状态。在探究国家兴衰根源的主题时，人们一般更为关注国家权力的腐败问题，并将之视为兜住国家衰败底线，谋求国家强盛的关键问题。就总体上讲，这样的断论是不错的。但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现代国家整体结构上看，无视社会状态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偏失进路。一个社会的总体氛围，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会发生极大的影响：社会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与国家形成积极互动的结构，对声色犬马有一种自我抑制的能力，能够做到自主、自治与自律，对国家的健康发展就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力量；如果整个社会陷于萎靡状态，不仅缺乏积极有为的愿望与行动，也缺乏提挈国家精神状态与改善国家行动结构的能力，一味陷溺在不可遏制的私欲中不能自拔，完全丧失自主、自治与自律的愿望，那么国家也就被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足以称霸世界的古罗马、英国与美国，基本上能做到国家与社会的积极互动。而古罗马晚期的危机频现、苏联以国家权力将民众限制在私域之中，造成公权以满足私欲为取向、私欲以绑架公权为目的的畸形状态，国家终于丧失了健康运转的可能，最后走向灭亡。
一个社会的向上状态，并不是指这个社会处在一种精神上十分亢奋、无法自我调整的疯癫状态。这是混乱的革命时期或紊乱的社会情景中才会出现的现象。一个令人期待的向上社会，足以让社会成员安心于日常生活，谨守内心秩序和法治秩序，但不失追求高尚的内心冲动和心存追求卓越的韧劲，并且愿意以组织化的方式积极介入公共事务，从而凸显一种公私生活兼得的良性局面，由此形成最有利于国家兜住衰败底线的同时，集聚国家发展的社会资源。对此，英美两国提供了积极经验，而苏联则提供了反面教训。苏联尤其是斯大林统治时期，国家完全击溃了社会，社会无从介入公共事务，于是反而寻求私欲的满足，结果公共权力的运作丧失了社会支持力量，变成了政治精英内部的恶性互斗，权力不仅私人化了，而且最终将国家运作所需要的起码资源消耗殆尽。
复次，在国家间竞争的状态中，需要保持国家的学习能力，保证国家在国际社会纵横捭阖的行动能力。对任何一个试图兜住国家衰败底线的国度来讲，井底观天是不足以让国家处在健康发展的状态的。原因很简单。自我封闭，让一个国家完全不足以知晓国家运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只有在理性把握国家运转的既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才知道应当尽量规避的运作路径，也才知道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巧妙平衡和妥协道路的凸显之道。保持国家的开放与学习精神，是国家能够寻找到避免衰败、追求强盛之方的重要条件。假如一个国家总是行走在不知总结教训、不断重蹈覆辙的危险道路上，这个国家完全没有能力避免衰败，寻求强盛就更是无从谈起。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希腊罗马的崛起，并且为此后两千年西方文明领先世界奠定坚实基础，就是因为他们在东西方长期且严酷的竞争中，善于综合东西方国家发展的优势，因此获得了竞争对手的政治与文化优势，兼与自身文明的优势相结合，因此开创了自身长期发展的优化道路。反而是竞争对手的故步自封，缺乏文明综合能力，失去了数千年的国家间竞争优势，从此陷入千年不复的衰颓状态。
在世界现代史上，国家间的关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打破了古代历史时期那种相对封闭的地域化发展局面，进入一种面对面式的白热化竞争状态。这就意味着，国家不再能够在一个宁静和自闭的世界中怡然自得地延续下去。国家间在理念、制度与生活方式上的优劣之比，不是一个好坏之比，也不是一个值得还是不值得的划分，更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善恶之别。但是，国家间在这三个方面的差异性，以及由这些差异所注定的竞争优劣，却对国家的兴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不是僵化地捍卫某些建国教条，而是灵活地汲取其他国家的建国长处，并适时调适自己国家的发展方略，它才能避免衰败，在竞争性的世界体系中站稳国家脚跟。开放的美国与封闭的苏联，恰好提供了两个极端的典型。对此，需要强调一点，这不是一种明快的世界历史叙述，而是对国家兴衰的比较政治学总结。
最后，在国家的日常运转过程中，需要国家具备捕捉发展机缘的能力。国家兜住衰败底线，进而抓住国家发展的机遇，推动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力拔头筹，一方面固然与国家的成员们和领袖集团的主观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与国家发展的机遇和运气有关。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其成员和领袖集团的顽强努力，就登顶世界，让人艳羡的。除开主观努力的因素，机缘巧合的国家运气，也十分重要。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处境中，都会遇到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机运。但国家在遇到千载难逢的发展机缘时，究竟能不能抓住这些机缘，则与这个国家的主观图谋又联系在一起。这就与个人遇到宝贵机会，有的擦肩而过，有的敏锐把握，关键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对自己总会获得发展机会早有心理准备。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国家如何才能抓住发展机缘，道理与此相同。那些一再对国家发展机缘缺乏觉悟，又没有任何自觉意识试图去加以把握的国家，绝对兜不住国家衰败的底线。
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与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白热竞争中，一再遇到国家喘息机会，有不少调整自身国家结构，取得国家竞争真正优势的契机。可惜，苏联不是趁西方国家调整其国家结构时进行自我调整，而是一再陷于一种无视自身国家缺陷，孤芳自赏，嘲笑西方国家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结果，苏联丧失了避免国家衰败、实现国家固本强基的大好机会，其后的崩溃，似乎已经蛰伏在它无视国家发展机运的迟钝反应机制中了。
国家避免衰败的努力，自然不全是国家中人主观努力的结果。得承认在国家衰败上存在很多客观原因。譬如，山崩地裂的自然条件突变，就可以在瞬间毁灭一个国家的长期努力。而国家对发展机运的失于把握，某些时候也是导致国家衰变的客观因素。因为国家是人造物，这就意味着国家同人一样，在寻求兜住衰败底线与发现强盛良方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盲点。但是，国家是不是能够兜住衰败底线、发现强盛之方，主要还是受制于国家中人将各种客观条件与自己的主观努力巧妙结合起来的能力，这是国家间竞争划分出衰败与强盛界限的决定性因素。
注释：
①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19页。
②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引言第1-13页。
③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④昆廷·斯金纳：《马基雅维里》，王锐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4章。
⑤玛利亚·乔纳蒂：《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李陈华、许敏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326-338页。
⑥任剑涛：《公共的政治哲学》，第2章“公共、公共性与私人、私密性”，第4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均势”，将由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
⑦弗兰西斯·福山：《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宋阳旨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9期。
⑧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第3章“推论”，吕应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