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老师您好！先请您谈谈自己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 走上社会科学研究这条路，应该与一些自己遇到的偶然事件有关。1974年冬季，我高中毕业。按当时的情势，我不得不在第二年春季去县里的一个村庄“插队”。差不多在半年后，县里搞了一个与政治学习有关的什么大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大概引起官员的注意。大会散了不久，我就被调往县里的“工农兵讲师团”，做了团员。这个工作差不多在“四人帮”倒台后几个月才结束，历时超过两年。这样，我在农村实际上劳动了约半年。这个经历，对我理解人民公社制度，多少有些帮助。
因为那一段的经历，便喜欢上了那时提的所谓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两年下来，脑子里就装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怀疑的种子也在心里开始萌发了。这于我有某种必然性。
人的智慧，大略有三个类别。第一类的智慧，大略能报告直观性事实，例如，能看见一股水从高处流向低处。第二类智慧，会懂得归纳，懂得对他看到的事情做出整理，即发现所谓整理性事实，例如，能看到所有的水都会从高处往低处流。生活中多数人的智慧，大略属于这两个类别，已足以应付一般生活难题。还有第三类智慧，它能够对观察对象做出多重认知，并建立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一般逻辑关联，即所谓能发现标准性事实，例如，它会分析所谓“高”与“低”本质属性，思考包括水在内的所有物体由高向低的运动的普遍性，并不断发现、学习这种认识框架里的认知盲点，知道自己的无知所在；在可能的情况下，它会不断丰富自己的认知框架。所以，第三类是可学习的智慧。这类智慧的承载主体，应该常常会感到自己的无知，应该常常有探索的欲望。从实际功用来说，很难说这三类智慧有高下之分，虽然第三类智慧会兼有前两类智慧的基本特性。每一类智慧都可以很强大，例如，有人就表现了非常强大的直觉记忆。但是，通常第三类智慧有利于从事科学研究。我自己大概属于第三类。
○ 第一次听您说这样划分智慧类型。即使按您的说法，您走上学者之路，还是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吧？
● 是的。不是说拥有第三类智慧必然可以有很好的科学成就。因为这种智慧往往需要工具才能透过表面去认识复杂的世界，这决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会相当耗时费力。很多研究工作要从头开始做，终其一生也不能完成，所以，必须学习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科学认识越深入，需要的工具越复杂。所以，要掌握一定的工具才能胜任科学研究工作。社会科学研究也大体如此。毋庸讳言，在我参加家乡县委“讲师团”时，我能接触到的“社会科学”状况，可谓一地鸡毛。当时能读到的文献，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当时的政论刊物，如《红旗》《学习与批判》。因为偶然的原因，也会弄到几样“不合时宜”的书籍。不过，那时引我产生阅读快感的仍主要是毛泽东著作，例如，读《论持久战》，我曾如痴如醉。那时也读过一些历史著作，如臧克家的中国史著作。
尽管当时的阅读还不足以使我形成批判性思维，但已经萌发了一些对流行文本的怀疑。最早的怀疑竟出现在关于中苏关系的官方说法上，这给我带来了麻烦。因为当时仍在批判“苏修”，就接触到一些未公开出版的东西，其中有涉及苏联霸占中国领土的信息。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陕西的“史地”考试科目中有道题目，问沙皇侵占中国领土的事情。我在回答完题目后，兴之所至，竟把斯大林政府对华的一些不良行为也写到了试卷上。考试成绩出来，我是全县的文科状元，但我的史地科目成绩最差，而我本以为这个科目我回答最好。想必那阅卷老师不仅不欣赏我的答卷，还倒扣了我的考试分数。我被陕西师大政教系录取。母校在恢复高考后获得第一批录取考生的资格。
四年的大学生活，真正让我形成批判性思维的知识资源，来自课外阅读。那时，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伤痕”文学揭幕，跟随有一些思想家批判我在“讲师团”里常常读到的东西，加上时局的变化，就感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世界。在一个学生论坛上，我发表了一个“建国以后党内始终有一条极左路线”的观点。后来知道，一个讲政治的大我许多岁的同学因此去学校里告我一状，并引得学校开了一个会议加以应对。老校长李绵先生是仁厚之人，并没有让滋事者如愿。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内容证明我的看法并非出格，只是讲得早了点。
后来在甘肃庆阳师范专科学校（后改名为陇东师院）教过哲学课，自己阅读爱因斯坦的著作，给学生讲他的相对论。这是超出教学大纲的行为，但自己觉得很受用。再后来到了兰州大学经济系任教，承担了“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任务。这些讲课任务都对读书思考有很大帮助。1994年经过考试，我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博士生，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工作。多种因素集成，使我能在社科院完成学业，又能在社科院落脚，心下真的很感谢许多人和事。
我在社科院的导师是王贵宸先生。王先生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后来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任职，再后来到由经济研究所分出的农村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所长。王先生不大熟悉西方经济思想，但十分了解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演变历程，是20世纪80年代初批判人民公社制度的先驱人物。他和魏道南先生撰写的《论包产到户》曾对农村改革产生较大影响。王先生不善看风使舵，为人正派，对实际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提出过系统的批判人民公社“归大堆”的观点。这种务实的政策研究态度，自然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在他身边，我感到的是无所羁绊的宅心仁厚，这对我的读书思考多有好处。我在社科院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农村事务的观察、报告，坚守“不说则已，说则求真”的态度，应该与王先生的支持鼓励有关。
○ 如果对自己的治学历程做一个自我评价，您会有什么说法？
●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经济学者，如果不是赶上留学欧美、并做扎实训练的机遇，多要靠自学掌握一定的当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这不免有局限性。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有过留洋背景的大学教授，只分布在少数几个大学，且很多正在退出教学岗位。我自己在大学期间曾苦读《资本论》，后来还试图探索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西方价格理论做融合处理，并发表过论文，但感到并不成功。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手段；数学的最新进步，常常首先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我自己对数学的自修，实际上只限于对多元微积分的了解，这妨碍了我处理很多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尽管如此，当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均衡（最大化）分析”方法，仍对我思考很多经济问题提供了帮助。
我至今认为，当代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不仅建立了最好的对现实经济分析方法，也对经济学以外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解剖工具。当然，工具只是一种手段，运用手段去分析问题还需要强大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与其说来自学习，毋宁说来自天赋。而天赋的形成则可能与遗传与幼时的营养水平有关。西方谚语讲，A man is what he eats, 是极有道理的。对智力发育最重要的食材，可能是鸡蛋与黄豆。在我幼时的陕北小镇，一般人家难免以多含黄曲霉素的玉米粉、高粱粉为主食，但我却因较好的家境以及格外疼我的外婆，能多年享有鸡蛋与黄豆。如今看到80后的年轻人多有很高的智商与独立性，就常常感到他们得益于当今中国的丰富食品。
○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看来黄豆与您讲的第三种智慧有密切关系。我想知道这种这种智慧究竟给您带来什么帮助？
●多年来，不敢说自己对经济学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有什么贡献，但对将当代经济学应用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分析保持浓厚兴趣，并对各类老生常谈保持警觉，这却是自己的治学、思考的特点。
对重大的、目前还没有形成标准知识的人类事物保持探索兴趣，搭建几个网状的知识架构，在阅读中不断丰富或强化网络的节点，抑或更新网络机构，便会有稳定的知识积累，提高自己的心性生活品质。也许对那些问题终生没有自己满意的答案，但这种知识积累对自己必须做的关于农村现实问题的观察有很多好处，有助于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把握一个方向，建立一种信念。
我所长期关注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学术研究进展。一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意义；二是关于社会冲突的性质及其根源；三是关于民主政治的性质及生成条件的研究。这些关注对我做好农村问题研究的本职工作有极大帮助。
○ 您先来谈谈人类理性的意义。学术界对理性的意义多有消极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 我以为，国内奥派学者对哈耶克有误解。哈耶克所批评的理性主义其实是浪漫主义。哈耶克并非不相信理性，他在《自由宪章》中写道：“理性无疑是人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论证仅仅在于揭示，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理性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发展，则恰恰可能毁灭理性。”他曾赞扬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说他们的政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哈耶克自己也在构建社会。他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说“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应该干什么及维持生计的决策，交给个人自己决定。……下面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深入的具体分析”。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哈耶克也是要“建构”的，而且如果他来做议会议长，他会感到终身都不能完成自己的建构任务。
批判“理性主义”，哈耶克不是第一个，但在经济学界，哈耶克的批判似乎影响最大。但理性这个范畴是不应该被一指头掐死的，因为它在人类思想与蒙昧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斗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并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到现在，我还担心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能适当对待理性这个范畴，把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搅和在一起，结果把理性主义丢了，而把浪漫主义当作自由主义供奉起来。
在当今中国，既缺乏保守的自由主义，又缺乏谦卑的理性主义。不要忘记，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时代背景与中国当今现实很不相同。英国从启蒙运动开始，用理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慢慢地理性主义占了上风。如果说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极端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变成了所谓“建构理性主义”，那么，中国的理性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辉煌。中国的计划经济与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哈耶克所反对的那种理性的产物，而是强制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的产物。
理性主义应该承认演化的序贯性质。制度变迁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连缀，但连缀的逻辑却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这种逻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规律。可是历史规律总不会把不存在的那些偶然性连缀在一起。一些事情发生了，成了气候；另一些事情虽然也发生了，却终湮灭于无形之中。演化的随机性应该是指历史事变的外观的多样性，而不是历史趋势的任意性。物的演化的本质，是不断为自己确立最佳的存在形态，其所载荷的能量决定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天体演化如此，人类社会也大抵如此。
如果不承认理性的价值，不承认演化的序贯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岂不是要大打折扣？如果说我自己还算有思考研究的兴趣，其定力便来自这种认识。也许这是一种信仰。
○ 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见仁见智，只能先谈到这里。您再接着谈关于社会冲突与民主政治发展的认识。
● 这是一个大话题。我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农村社会稳定》，基本上没有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的案例，几乎满篇是抽象的逻辑演绎。论文假设，一个人实施抗争行为，其成本与他所在组织的规模呈负相关，其收益与他所在组织的规模呈正相关，把其他影响成本与收益的因素看作外生变量，这就有了关于个人抗争行为的一个均衡分析的模式。再假设，抗争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与抗争组织的规模呈正相关，而抗争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与抗争组织的规模呈负相关。这就又建立了关于有组织抗争的一个均衡分析模式。所有这些假设在我看来，当然是有经验观察支撑的。这种均衡分析，可以演绎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来，这里就不细说了。这个论文早在1996年发表在一个农村研究的专业杂志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直到现在，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用经济学分析工具讨论政治学问题，而政治学家更不习惯讨论“政治市场”的均衡问题。因为这个工作使我有了一种潜意识，尽可能地将政治问题看成是一个关于公共品的市场供求问题。
关于社会冲突还有一个研究视角也很有学术趣味。我提出一个观点，社会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越稳定。我把社会稳定或冲突定义为社会交易成本的某种状态。剧烈冲突实际上是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形。社会组织程度高低，决定群体领袖的行为。一个群体的组织程度越高，领袖在群体里政治活动中的风险越小，越容易与对手达成妥协；反之，领袖丧失地位的风险就越大，越不得不以激进立场维护自己的地位，结果就越不容易与对手达成妥协。这种认识也被用在分析农村社会冲突领域，对提高解释实际问题的力度很有好处。
对民主政治的研究起因于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一个讨论。1988年后，中国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引起国际政治家与学者的关注。当时有一种亢奋，以为民主政治发展就此会从农村起步，逐步就要推进到全社会，中国就又要创造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奇迹。我自然不大赞成这种意见。1998年，某大学组织讨论村民自治，我提交了一篇论文，第二年这篇论文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大概是1999年，据南京大学的系统检索，此文被引用的频度在国内政治学领域排在第二位。由此开始，我便算开始关注政治学。2014年，我与胡冰川博士共同撰写的论文《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逻辑》获得了农村发展研究奖（杜润生奖）。我在这篇论文中谈到，传统乡村社会其实不会产生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乡村社会越发达，越容易蜕变为城市社会；其农业变成城市化分工体系的一个分支，专业农户也卷入城市经济系统，变成“城外市民”。所以，当人们说发达的乡村社会才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时，其实是指城市社会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换句话说，“发展乡村民主政治”这个表述其实是一个虚假的表述，应该表述为“发展城市民主政治”。一个区域，一旦它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就意味着它已经是城市化的社会。也许人们仍然按习惯把一个地区称为“乡村社会”，但它在本质上其实已经是一个城市化的社会结构了。这个文章还谈到，这样一个分析视角在理论与政策批评上有一定颠覆性。当要求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实现民主自治时，其实它并不需要民主政治；当发现它需要民主政治时，它已经是一个市场化的城市社会了。可以认为，“乡村民主治理”是一个很吊诡的表述。
○ 您这个观点的确比较特别，会不会容易被误解？
● 这里的确有被误解的可能性。解除误解要严格区分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农村社会。关于后者，本期《学术月刊》发表我的《城乡界定及其政策含义》一文已经有所讨论。实际上，现代农村社会已经是城市社会的一个延伸，当我说城市社会需要民主政治时，其实是指已经包括了现代农村的工业化社会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 您对如何做一个好学者有什么看法？希望您能谈谈做一个学者最需要坚守的东西是什么？
● 我觉得恐怕没有一个关于“好学者”的标准能成为人们的共识。学者的资源人人有所不同，每个人的功利性目标也会不同，而功利性目标是无可厚非的。我以为，一个学者还是需要坚守某种信念。若没有信念，至少会使自己的知识系统的建立可能会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
信念来自学者对生活的体验，也来自读书所获得的知识积累。积大半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领受，我以为，我们需要具有对有序竞争的信念，对人类文化普遍意义的信念，对简约化思考方法的信念，对人类理性的信念以及对社会公正的信念。我相信，这几种信念对于一个从事知识传播和知识创造的学人是很有益的。
我情愿把有没有信念与有没有高尚情操分开来看。有信念可以增加思考的效率，可以快速地判断某种说法的真伪。当然，我说的是正确的或真正的信念。例如，如果我们不相信理性，而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与个人道德无关，虽然这与一个社会的道德的整合有关。但是，对上帝的信念意味着一个人的一种思考逻辑，这种逻辑便是一个人可以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这便给这个人判断一系列事物的真伪带来麻烦。这样说来，信念本质上是一个逻辑或知识积累问题。把最有价值的生活逻辑或知识固定为不去怀疑的东西，让它们守卫在大脑的门槛，帮我们过滤一切将进入我们心灵世界的信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可以变得简单和自信，这对我们的生活无疑是有利的。我所说的信念就是指的有这种功能的逻辑或知识。
○ 请您对刚才提到的几种信念做个扼要的解释。
● 第一，是对自由竞争及其后果的信念。如果不是陶醉于文化经典的说教而不能自拔，人们大抵还是不会忘记人类固有的弱肉强食这个基因片段。触目皆是的无规矩的利益竞争不用说了，就是那些专门供应“文明”的圣贤和组织也不免暴露出雌雄相决的丛林霸气，这使人们想到他们也只是一种职业人士或职业组织。孤立的圣贤是纤尘不染、清流风范，但你会发现圣贤之间常常在激烈竞争，其手段甚是老辣。孔子就杀过少正卯。圣贤的高超智慧令我辈高山仰止，把他们幻化为英雄，全然忘记了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那个丛林基因。至于宗教，它们彼此竞争中演绎的种种历史惨案，想必是谁也掩藏不住的。因此，我们没有忘记慈善家以及慈善业中的专业人士，他们好像生来就是利他主义者。但有研究者发现，不同团体的慈善从业人员之间也心存嫉妒，地盘意识甚为强烈。因此，没有谁能摆脱那基因。竞争是普遍的，而竞争的有序性才体现文明的意义。社会需要竞争，而且，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一个社会总会形成竞争的规则。这个判断成为我们的信念，不仅因为它与人类历史的经验知识相吻合，还因为它对现实也有积极的功利意义。
第二，是对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信念。在许多学者中间，似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不重要的，而某些所谓“文化特色”则异常重要。学者讲“特色”要十分慎重，不小心就狐假虎威，获得了绝对的政治话语优势，而把自己的论敌推到了“民族叛徒”“国家罪人”的帽子下面。这种推理常常基于一种文化特殊性的论点。其实问题很简单。国内政治冲突与国际政治冲突之间有共性。关于国内的政治冲突，“文化论者”不拿文化说事，因为他们无法讲特色。国际间的冲突，政治家容易找到“认同符号”来扩大自己的力量，理论家们上当受骗，把认同符号的性质忽略了，塞进来一堆“文化”。当然，我们要爱国，但要明白，爱国就是爱自己；你不爱也不行。不是别的国家的人民不爱你，而是别的国家在政治家的控制之下，他们无法爱你。他们的政治家为了政治利益或政治策略，可能不会爱你。特色是存在的，但如果这种特色是指所谓“民族性”，那么，这种特性一点也不重要。如果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那么，这种特色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的。
第三，相信简单的是美好的。从某种角度，我想区分“科学家”和“思想家”这两种学者。前者是把复杂的东西搞简单，后者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这两个极端的人，都可能会是大师，是令人尊敬的人。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终究会告别思想家。大部分学者恐怕在这两者之间挣扎，也许我是一个；但我对这种挣扎的性质是清楚的。学者们都知道主张删烦就简的“奥卡姆剃刀”的意义，但使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有学者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把有点复杂的事情搞得更复杂。究其原因，我怀疑除了学者自己的智慧欠缺这个因素之外，恐怕更多的原因是态度问题：有的学者刻意去迎合某种大众迷信——对朦胧的不可理解的东西的迷信。我以为这是一种低智商的欣赏趣味。大众普遍对人的理性有不信任的状态，反过来对那些鄙夷简单原则、崇尚玄奥的所谓思想却顶礼膜拜。徐友渔先生在一则讨论中也批评了中国的大众智慧，他的议论颇为精到：中国人从来都有这种倾向，把难懂当成高深，把易懂当成浅薄。毋庸讳言，维特根斯坦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原因之一恰恰是不少人因为他的思想难懂，难懂就显得高深，有些人偏爱的就是神神怪怪的东西，这提供了任意言说和发挥的余地，说错了也难以发现和判断。中国人喜欢把维特根斯坦文学化、诗意化、神秘化，把他的论述当成禅宗偈语，引证他的话就像打哑谜、斗机锋。祛除事物一切枝枝蔓蔓，把事物的躯干刻画出来，是科学家的任务。科学家不是艺术家。爱因斯坦一生坚持这个信念，成就了他的科学事业。他从自己的理念出发，一生探求“统一场论”，要把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引力和磁力统一成为一种可解释的东西。他的相对论与经典力学看起来有很大不同，其实两者在理论基础上是完全一致的。爱因斯坦逝世后，后来的科学家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正在证明爱因斯坦的正确性。
第四，坚守公正的信念。纵观人类社会历史，真正的无政府状态是比较罕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倾向于合作，倾向于建立某种秩序。更进一步看，人类社会的秩序在不断发展，在不断接近人们心中的某种文明、公正的目标。为什么会存在这两个基本事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然而，秩序并不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公正的。什么是公正？为什么会产生公正的秩序？这也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能为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的关于公正问题的理论。研究社会稳定，离不开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与既定秩序进行抗争的大型社会集团的领袖，不论他想的和实际做的怎么样，他总是以建立公正社会为目标，来号召自己的追随者。政府官员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也不得不在自己的利益允许的范围里去考虑社会的公正问题。更进一步看，把公正问题抛开，秩序问题实际上也得不到回答；因为如果一个秩序不被多数人看作是公正的秩序，那么这个秩序是很难持久的。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在这里无法回避社会公正这个难题。对公正的认识，我得益于何怀宏等学者翻译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公正问题曾经长期主要和福利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功利主义的公正或公平理论。这一理论的学术地位至今仍没有被真正动摇到可以否定的地步。这一理论认为，公正可以被看作大范围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社会福利是不同个人的效用（或福利指标）的总和。毫无疑问，这个关于公正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罗尔斯的理论当然是一个“思想实验”，但他认为，作为思想实验结果的公正宪法一旦起草，就可与实际的宪法加以对比，找出实际宪法的不合理之处，并重新起草宪法使之符合公正宪法的要求。对公正的认识还要借助社会心理学的成果。我赞同D.弗利（Foley）从人的基本心理感受出发对公正内涵的分析。在弗利的方法中，一个人的相对利益是用下列标准判断的：他是否乐意拥有另一个人所拥有的一组商品。这被看作“不妒嫉”的标准；如果他没有妒嫉，事物的状态就被看作是平等的。如果一种状态是平等的，且又符合帕累托效率要求，那么这种状态就被看作是公正的。这个标准具有简单性，因而也具有普遍性。理论的分析足以使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念：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秩序与公正将逐步趋向于人们的理想状态，虽然这只是一个趋势。无疑，我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公正与秩序的统一也不难理解。按照上述分析，公正不仅是分配结果的公正，而且也是过程的公正；权威结构的内部关系趋向公正，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趋向公正。社会的秩序化与公正趋向有共同的决定因素，那就是社会走向现代化，走向繁荣。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社会成员进行创造性的努力，特别需要在制度建设中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 您讲的这些方面似乎是某种价值准则，不是信念。当然，究竟是什么不重要，只要有意义就好。最后请您再谈谈今后治学的打算。
● 是的，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方面，对别人可能算不上是什么信念之类，但这些东西对我很重要。我愿意将它看作自己应该坚守的东西。
今后做什么，很难有自由的选择；当然最希望做自己认为有意思的探索与思考。心里装了很多问题，就想有个答案。人生短促，很是遗憾。我大抵是一个率性而为之人，并不常反省自己的人生轨迹。有时候，我还怀疑这种反省的意义。读到一篇关于鲁迅的故事，说鲁迅有了孩子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生活观念成熟了，以为一个人应该过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我相信他一定勤于反省自己，但也不过到晚年才得以成熟。看来不停地反省自己，想找到一个最佳的人生道路，实属徒劳无益。若要每日三省自身，那更是苦不堪言的事情。与人为善，率性而为，大概是最可取的生活态度，仅此而已。人一生的世俗成就大抵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环境，包括投胎到谁家，也包括降生到什么社会环境；教育也是环境的因素。再一是先天禀赋，包括先天的聪明才智。常被人们看重的性格，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结果。我对诸如“三分机遇、七分汗水”这样的成功诀窍不以为然。一个人是不是努力工作学习，不是决定于他后天形成的所谓意志；他能否努力本身也主要取决于环境和先天因素。一个人如果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肯努力，大抵与先天禀赋的缺陷有关。多数情况下人努力工作与生活压力有关。一个人若找到他心之所仪的发展机会，并能有条件接受相关教育，他的努力才是自觉的，他的工作便会显示出创造性来。一个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大抵出自这样的人群。这个人群的规模有多大，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基于这种人生感悟，我不赞成什么“理想教育”，也不赞成现在的教育制度的许多方面。一个社会如果能尽可能地给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让人们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排除人为造成的不确定性对人们选择的干扰，这个社会就算是一个好社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