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战略重心历经多次转变
战略重心是国与国处理关系的锁钥。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战略重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美关系从属于冷战，重心是一种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敌对关系。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因反对苏联走到一起，重心是应对苏联威胁，但并未摆脱意识形态对抗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支撑中美关系的冷战结构和苏联因素消失。美国战略重心尽管仍在欧洲，但中东和亚太在美国战略全局中地位上升。而中国尽管遭遇诸多挑战，但现代化建设仍是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此时的中美关系落入缺乏战略重心的不稳定状态，动荡不定。这段时期内，中美关系更多关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经贸问题、人权问题等具体功能性问题，中美关系既无战略上走向对抗的结构性难题，也没有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基础。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上都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思维，缺乏战略谋划和长远设计，时而在一些问题上对抗，时而又在另一些问题上合作。“9·11”事件后，中美在反恐问题上找到了共同战略基础，尽管美国在反恐上奉行“双重标准”，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等问题上基本采取了支持态度。美国战略界主流观点是对中国采取“接触+防范”的“两面下注”战略，想将中国拉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最终“驯化中国”和“改变中国”。
2008年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同时美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因反恐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受到极大损伤。为弥补战略过失，奥巴马政府2009年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中美关系呈现摩擦不断的特征。无论在美国战略界还是中国政策界，“修昔底德陷阱”“战略互疑”“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等论调甚嚣尘上，甚至一度传出“中美战争一触即发”等争论。无论是中美网络安全争端，还是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岛礁建设以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正面争吵，似乎都在印证中美关系越来越差的印象。中美关系真的要出事吗？
由具体问题之争转向国际秩序观之争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美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两国实力日益接近，双边关系的重心也从一些具体问题向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转移。近年来，中美关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源自同一根源，即中美对未来国际秩序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一方面，美国希望未来世界秩序在其主导下确立，奉行美国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所谓“普世价值”。时下，美国大力推进TPP、TTIP、民主输出、人道主义干预等众多外交日程，都是致力于锻造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谋求下一轮国际竞争游戏规则的主动权。表现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当然不希望看到中国挑战美国的“普世价值”，希望“招安中国”，甚至要求中国在国内政治经济秩序上也向美国版的“普世价值”看齐。
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且早已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在未来世界秩序上，中国更强调各国内部事情由各国人民解决，国际社会共同事情由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解决。中国不仅反对恐怖主义，也反对霸权主义。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也极力强调捍卫“核心利益”，不仅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南海岛屿主权争端等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毫不妥协，而且在海洋、太空、极地、网络以及世界经济、金融改革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秩序问题上积极有为。在中美关系上，中国领导人主动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要求美国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
两种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的国际秩序观，使得中美关系的摩擦和碰撞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呈现出来。如何妥善处理两种秩序观之间的对话和合作，越来越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的重心。
中美关系未来取决于能否实现“大交易”
其实，无论是走在最繁华的中国城市的大街上，还是流连在美国川流不息的奥特莱斯店，更多看到的决不是中美两国冲突，而是中美相互依存和互利共赢。两国战略界的争吵，可能反映了中美关系交往中一些深层问题，但绝非中美关系的全部。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前的中美关系，“中美复合体”（China-AmericaComplex）可能是最恰当的。在这个复合体里，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既有核心利益的冲突，也有共同利益的聚集。
中美关系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复杂交织的局面，最关键的原因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中美关系所处的环境。这一环境已经不再是美苏冷战对峙时期壁垒分明的冲突对抗格局，更不是历史上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那种“修昔底德陷阱”。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让中美两国社会各个领域交错在一起，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生态格局。这一基本生态让中美关系的重心发生历史性的调整，要求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确立与时俱进的新思维。
对美国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能否真正接受中国是一个令美国尊重的大国，要在中国关心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上作出必要的妥协，比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对中国来讲，最大的挑战在于能否真正克制与美国一较高下的欲望，在美国关心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上作出必要的妥协，比如网络安全、亚太秩序、国际秩序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中美之间在上述问题上能否实现“大交易”（Greatbargain），将不仅决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也决定着世界秩序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