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目前存在着很多“城市病”，尤其以人口高度聚集和交通拥堵问题最为突出。
北京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医疗等方面的优势资源，优势资源的过度集中必然吸引人口的集聚，每年的人口总量不断攀升。2014年3月发布的北京市人口普查公告表明，全市常住人口211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5.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占常住人口的38%；常住人口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89人，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316.3万。
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力争控制在2300万，加上京津冀实行协同发展，必将导致京津冀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区域吸引力更大，北京控制人口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人口的不断增加，势必带来各方面的城市病问题，如在公共资源的共享上出现不均等化，城市运转效率降低；公共交通和其他交通工具在高峰时难以满足出行要求，道路交通拥堵成为常态；空气污染严重等。京津冀要协同发展，首先应当解决的就是北京这些大城市病问题。
建立外迁的户籍制度
建立利于首都特别是核心区人口外迁的户籍制度。目前，北京的城市病问题与户籍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北京户口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拥有很大的优势。要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问题，必须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在竞争激烈的时代，谁都不想放弃北京户口，导致产业和产业人口疏解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户口问题的变通解决也至关重要。
有的专家认为，随着京津冀地区优势资源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生活质量的无差别化，户口问题或许迎刃而解。如目前京津冀地区取消了长话漫游，实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是促进人口在京津冀地区自由流动的一个实招。
但是目前，大部分资源尚未实现全面的均等化，所以非首都功能和基于非首都功能的人口疏解有困难。也有的专家提出在买房、买车、就医、入学、就业、养老等方面实行双户口待遇制来解决目前的困境。双户口待遇制这一设想的目的在于解决外流人口所担心的户口问题，提高人口外流的积极性和自愿性。
北京户口是表，优势资源是本，有的专家认为双户口制度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平精神，体现北京户口的特权性和特殊优越性，不可取。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对于外移人口，可以采取保留北京户口，同时享受疏解地居民的待遇的办法，是一种可取的权宜之计。
此外，在北京市内部，也可以采取新的户籍制度，促进核心区人口外迁。对于户籍在核心区的人口，如果在核心区无产权房或者无公租房的，户口一律迁移至首都功能拓展区及以外。
建立机关和学校的外迁政策
采取利于首都政府机关和学校外迁的政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须充分发挥京津冀的整体优势，整合资源，优化社会和产业结构。北京的优势资源过度集中，必然带来整体竞争优势特别突出。各大企业集团把总部设在北京，主要原因在于北京的权力部门和金融部门比较集中。
对于行政机构，有的专家提出，应将北京的行政办公地点迁出中心城区，从而有利于缓解北京核心城区的压力。对于迁出地址，目前确定的是通州，它可以辐射河北和天津。但是有的专家提出，从地理位置看，现在的核心城区辐射所有区县的结构最为合理。而把北京的行政副中心设在通州，辐射北京本地区县的能力差，会加速北京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的交通拥堵，西部和南部区县的人员进市政府办事将更加艰难。
有的专家则认为迁入怀柔较为合适，因为怀柔具有现成的APEC会议建筑，能很好地得到利用，而且怀柔可以辐射顺义、平谷、密云、海淀和昌平区。也有的专家认为，应当将部分科研性质的中央单位，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人口众多的单位外迁到其他省市，既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也促进其他地方的发展。
北京具有众多的大中小学，流动学生人口占据了北京很大一部分，加重了首都的环境、资源和交通负担。有的专家建议一些学校进行外迁，缓解北京人口压力，也能为学生提供更为宽敞舒适的环境。但是，外迁的前提是各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要完善。
学校外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北京范围内，将二环以内的一些中小学迁至三环以外，将四环以内的现有部分高校迁入北京的郊区。相对而言，这种外迁因为不改变户籍身份和大的就业地域，阻力小。二是将户籍居民非必需的学校整体迁往北京以外的京津冀地区甚至其他水资源丰富和生态环境好的行政区域。如果将学校迁至河北生态良好的地区，既分散北京市的优势教育资源，也促进京津冀范围内教育资源的均等化。
有的专家认为，四环以内的中小学可以在郊区设立分校，北京市的名牌大学可以在北京以外特别是京津冀地区设立分校，从而分散学校人口。这一建议可行，前提是必须保证分校的教学质量。目前，很多中小学和大学分校的教学质量与本校相比，差距不小，原因是本校的老师不愿意去偏远的分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对于郊区校区或者河北校区的工作人员应付给予更多的激励措施，保障其福利和出行便利。综合现有的案例，有的专家提出，学校可以实行非分校制的一校多区制，对学生按照年级或者专业予以分流，即把部分专业或者一定的年级段的学生集中安置在北京郊区或者河北的校区。
建立企业外迁政策
制定促进北京企业外迁的政策。随着近年来地产投资重心向郊区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口向郊区迁移.尽管工业企业向郊区转移，但是服务业就业集中在重心城区的局面并没有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口的集聚和交通的拥堵。
有的专家认为，要进一步疏解中心城区人口，就要严格抑制中心城区的开发冲动，控制中心城区的开发改造。还有的专家认为，企业由核心区在北京市内外迁，要保证迁入区功能的完善，在迁入区实现公共资源与中心城区的均等化，公共资源的均等化意味着不同区县、城乡之间的公民平等地享受公共资源，加大了产业和人口向北京外围地带迁徙的积极性，中心城区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自然能够解决。
税收作为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税收政策对城市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税收调整对于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的专家认为，对于不同的产业、商业等实行不同的税收，适当提高中心城区的税收，对迁出中心城区的企业予以不同程度税收减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企业的转移，从而引导不同产业在在城市空间上的布局。
对于政府而言，有必要实行分税制，提高不同区域之间合作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采取调控措施提高中心城区办公楼的租金、停车费和交通通行费等，通过提高商务与办公成本，促使一些公司、企业外迁。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非污染企业的外迁要实现产城融合，不然将会出现新的“空城”的现象。实现产城融合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构建稳定的城市产业体系，增强产业的更新能力，实现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的政策。北京交通存在严重的拥堵问题。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有的专家认为，可沿现有城铁、地铁，修建快速轨线，只在重要站点停靠，可以提升运输速度。有的专家提出，应实行交通微循环，譬如多设单行道；在两小时交通圈内慎重设立新的京津冀重点和支点城市，防止产生交通潮汐等新的拥堵现象；落实好上下班错峰制度和弹性工作制，减少瞬间人流量。
有的专家提出，除了行政强制性措施以外，政府可以通过收费等经济措施控制中心城区的人口膨胀，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如对造成道路拥堵的写字楼商业中心以及一定规模以上的大型建筑可以收取一定的道路拥堵费；开放车牌，在区域方面，在二环内、三环内、四环内按照不同的标准征收交通拥堵费；在时间方面，取消目前针对限行的处罚措施，把违反“一周限行一天”政策的罚款改为征收交通拥堵费，按照驶入累积时间征收费用。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北京市政府机关的市内搬迁，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市内外搬迁和跨省域外迁，其目的都在于降低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促进整个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和优化。解决北京市中心城区乃至整个北京城市问题的重要途径在于加强空间管控，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建议在尽快在北京市开展一些空间格局调整的交通、环境、社会等方面的评估。
今后，在配置重大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时，建议向周边区域进行倾斜，加强完善配套生活设施。当迁入区的公共资源和原疏散地的公共资源均等时，人口的流动和分化必然达到合理的状态，北京市主要城区的人口过于聚集和验证交通拥堵问题也将得到解决，北京的城市病必将得到很大的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