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空间的再度审视
科斯特的信息三部曲，开启了对于信息化社会到来的崭新思考。在其《网络社会的崛起》中，他定义了网络社会的基本内涵，即“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①网络社会以一类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开始着自我的发展与演变，它改变了以往对于传统社会空间的定义与理解。
在对于社会空间探讨的初始，社会空间被认为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空间性既不是社会生活本质也不生产社会生活，空间只是本身毫无作用的形式，是可以被某种社会形态加以填充的空虚和无价值的地域性空间环境。②在厄里看来，20世纪的社会学是“无空间和空间向度的社会学”③。而在随后的空间理论转向中，列斐伏尔则开始了对于社会空间存在形式与意义的强调，主要是从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表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三个维度来加以呈现，他认为社会空间可以被感知，其担负着社会构成物的生产与再生产职能，并涵盖社会构成物的特定空间位置(sets)与地点(locations)④，空间不再被认为是虚无且无价值的，它实际存在并发挥着自己的功能。
随着网络社会的出现，过往的社会空间开始了自身新的位移，原本的位置、地点要素在网络社会中变得更具流动性，整个网络社会空间形成了一个没有社会边界，没有阶级、身份、地点、时间限制的虚拟空间。吉登斯在其“时空延伸”中论述到，网络社会模糊了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的界限，为社会沟通和互动提供了新的途径，导致了地理空间与时空的分离、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延伸，导致了社会生活被不断重组而构建。⑤而鲍曼和哈维则运用“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概括了人类状态参数的多层面改变。⑥在网络社会空间中，时空延伸与时空压缩以并存的形式加以出现。在福柯看来，网络社会空间内的主体始终处于漂浮的状态，悬置于不同的位置与场景之中，呈现一种流动的状态。⑦科斯特也运用流动空间的概念来描绘网络社会的空间特质，他认为流动空间的表现为，以地方性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开始消退，特定的地域文化重要性在大大缩减，这与传统社会空间中的地理或地点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同，在新的网络社会空间中，核心因素是链接与节点，节点需要在网络空间的超链接中获得其符号意义。⑧
对于社会空间的观察，由初始作为社会存在的附属品，到特定文化、地点、地理位置、功能的限定，再到当前的跨越时空、地点、时间的虚拟存在，历经了一个不断被重视与关注、界定与修正的过程。当前社会空间的转向，源于网络社会的出现，这不仅提示了需要对社会空间进行再度审视，同时也对于新空间维度中的符号意义提出了新的观察要求。以往面对面的人际交互形式正在发生着改变，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符号形式正在被重新构建与设计，不断地充斥到网络社会空间，形成网际新的互动要素。本文旨在通过对网络社会空间的观察，探寻其内在符号的实践路径与逻辑。
二、网络社会驱使下的空间分化
(一)空间：“在场”与“缺场”的意义解读
福柯认为，一个新的空间时代正在到来，这是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共存的时代，人们在此所经历与感知的世界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相互联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⑨现代性预设了一个新时代、新空间的出现，在当前的网络社会来看，正朝着这一主旨不断地演变与发展。
对于“在场”与“缺场”的关注，源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对于空间的思考。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触发了人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强化来源于时空分离的可能以及脱域的存在。时空分离使得社会生活在无限时间、空间范围内无限延伸成为可能，为时空自由重组提供了条件，促使更为广阔的社会体系出现。⑩脱域机制则使得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抽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去重组新的社会关系。(11)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不必再秉承传统的“在场”模式，即受着地域、环境、时间等方面的束缚，而可以开始享有“不在场”所能带来的跨时空、地域的愉悦交互。
“在场”空间的人际互动，凭借的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真实场景布置，行为的发起、发生与解读依赖彼此之间的姿势对话。(12)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符号的诸多形式，如语言、表情、姿态等则成为意义表达与信息传递的主要工具。行动者之间对于其符号意义的诠释，源于对已有手头知识库存(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的调阅，在其不断索引过程中即完成了对于符号信息的主观定义与反馈。(13)“在场”环境下的人际互动需要借助符号来实现，但是这类符号有着自身的限定，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否则将会失去或削减符号的意义表述，进而对互动产生影响。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缺场”逐步开始替代“在场”，成为人际互动所依赖的主要空间形式。“在场”已不再是人际交互的唯一条件，信息化、图像化、文字化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世界中各类符号的替代，且在形式与内容上较现实生活世界的符号更加丰富与多样。“缺场”与“在场”在空间特征、互动形式、符号表达上有着诸多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构建了“缺场”空间独特的框架图景。
(二)“缺场”空间的深度诠释
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年7月21日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当前我国网民规模为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46.9％。互联网的发展由“广泛”向“深入”转换，网民社会开始全面步入网络化。(14)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催生了网络社会，同时也加速了“缺场”空间的构建，空间的边界随之不断延展。人际互动环境由“在场”转向“缺场”，在此条件下，人际互动也变得更为频繁，跨越时间、空间的交流为互动彼此提供了诸多可能。符号则作为人际互动中主要依赖工具，在“缺场”空间中逐步开始其自身意义与形式的演变与发展。这一系列的转向与变革，源于空间环境的变化，“缺场”不仅是特定的空间存在形式，同时也是行为构建的重要基础，“在场”空间中的各类社会行动被迁至这一新的空间来加以实现，原本空间中的符号要素被加以复制、修改、删除、替换、新增，以此来更好地适应这一新空间的存在与发展。
网络社会触发了社会空间的分化，“缺场”空间是一个面部表情、特定场所、具体环境都未呈现的空间，它是一个以信息流动、符号展示、语言交流与意义追求为内涵的虚拟空间。究其虚拟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虚拟，只是过往习惯了对于物质进行观察的人们转换了一个视角来再次认识这一熟悉的场景而已。在这一空间中，不能见到熙攘的人群、高耸的楼宇、生动的面容，但是却能通过信息符号来进行彼此感知与臆想。以往人们曾尝试在“在场”空间中，通过故事、神话、传说来虚构空间，努力勾画生动的形象与情节，但是一直未能找到更为接近的有效方法。由网络信息符号所构建的“缺场”空间则弥补了这一遗憾，使得亿万成员参与其中，实现了沟通互动、认同凝结、彼此联结与信息传递。因而对于“缺场”空间的理解还需借助于对信息技术、符号形式的掌握，这有利于对特定表象进行区分，以求实现对于网络空间真实性与时代性的全面认识。(15)
在理解了“缺场”空间的生成性属性之后，再观其内容与形式。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于社会空间的分析，他认为，人们生活的空间不应被分割为精神、物质与抽象，而都应被视为社会实践的结果，因而对于社会生活与实践的观察也应不拘泥于现实生活世界，即“在场”空间。列斐伏尔运用现象学、符号学与常人方法论等理论，从三个维度对空间内容进行了诠释。第一，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即从日常生活实践出发论述社会空间的展开过程。(16)第二，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 of space)，即社会空间展开的观念形式或精神状态，社会共有观念的集体表象或社会表象。(17)第三，表象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即感性意识活动支配下而展开的日常活动。这三个维度从思想与社会生活两个方面来展现空间的内容与形式，由此可见，只有从广大社会成员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立场来参与“缺场”空间活动，才能体现其现实内容与意义。
“缺场”空间作为社会空间分化中的一个方面，其中的主要活动内容是符号交流、观念沟通、意义追求与价值评价，这一切是广大社会成员表达现实生活世界中各类感性意识的方式与途径，这一空间是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空间或知觉表达空间，它突破了场所规定和边界限制，展开了较列斐伏尔所论述空间的表象更为丰富、范围更广的空间。在这一个流动的空间内，各类符号被组织起来成为空间的共同构成，成为网络化时代社会变迁的支配力量。(18)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具有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关系，存在着概括与形象两个头等重要特征。前者为所指(signifie)，后者是能指(signifiant)，两者之间的联结通过意指(signification)来完成。意指被认为是一个过程，它联结了两类不同指向从而创造出符号本原意义，使群体得以理解。(19)符号的生成有其重要的功能，即认知与交际，一方面它可以使我们超越感官的局限，表征抽象的事物，进行理性思考，掌握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在约定的前提下，其作为信息的载体，实现着群体之间的思想与情感交流。可以看到，符号有其独特的生成过程，同时也作为有效的工具被加以使用与延续。“缺场”空间的出现，逐步唤起网络群体对于符号的再度思考，以往“在场”空间中的符号形式在新的空间环境中慢慢地失去其光晕，空间中的符号开始展现出较以往所不同的特征。
首先，是实指性与虚指性的并存。康德的“自在之物”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指涉，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20)而符号则是“他在之物”与“非自在”，具有较大随意性。在符号的使用中，它可以是“实在约定论”上的实指(符号与现实对应)，也可以是指称可能对象与虚构对象(符号与现实分离)。在网络中，存在着较多实指，如虚拟网店，线上有，线下也有；同时也有虚指，如实时聊天中的昵称，可以是一串文字符号，也可能是一系列图形，通过对于符号的观察，无法简单地验证其身份是否对应，从而构成了虚指。符号的虚指性所呈现的是随意性、主观性特质，这为“缺场”空间提供了“在场”空间中所不能实现的条件，改变了以往群体对于自我的界定，也改变了人际互动的形式。(21)
其次，符号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在场”空间的可介入性，使得在此空间内卷入了更多的群体与行动，不同人群的思想汇聚提供了符号构建的丰富素材。网络语言作为“缺场”空间中的独特符号形式，成为彼此之间交流的重要工具。许多“在场”空间中的语言被编译成文字、图形、字符等多样化形式，搁置于新的空间之中被加以传递与解读。
最后，跨时空的共享性。“缺场”空间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其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使得原本隶属于特定区域、群体的符号被加以分享，这较之以往“在场”空间而言是一种突破。网络的发展“加速了物质与非物质的循环流动，时间的压缩使‘瞬间’成为惟一有意义的概念。”(22)“缺场”空间拥有庞大的符号积累，正是其在规模、范围、内容等方面的优势，为互动语境的形成提供了支持。
卡西尔曾经说过，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则是符号的形式，人类活动本质上是符号或象征活动，在此过程中，人建立起人为之人的主体性，并形成了一个充满符号的生活世界。(23)米德则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互动实则为符号的互动。符号在“缺场”空间中的实践，需要搁置于一定的条件之下，可以归结为身份的可塑、文本的构建、共通的社会语境。
首先，是其身份的可塑条件，这是符号实践的前提。“在场”空间中的身份，有着自致身份与先赋身份区分，但无论是何种身份都决定了其必然受到一定的范围约束，对于年龄、婚姻、工作、教育、民族等的考虑，是不可忽略的要素。但是“缺场”空间中的身份界定，跳出既定的框架，可以自由地拟定与遐想，身份标签变得更为灵活而多变。可塑化的身份界定，使得行动者可以在网络中实现不同的身份角色切换，从而实现多样化的符号运用与呈现。
其次，则是文本的构建。“缺场”空间中的群体会在彼此的交往中努力塑造完美自我，这依赖于有效的印象管理。(24)“在场”空间中的印象管理实现，需要前台与后台的有效配合，进而精心策划着自我的外表、行为、态度，但是在“缺场”空间中，彼此之间相距千里、万里，无需顾忌现实外表、情境、姿势等多方面限制，只需调动文本的力量则能实现对于自我完美形象的塑造。在这一过程中，文本的构建被视为符号传播、符号理解的重要媒介。
再者，则是共通的社会语境。“在场”空间中的人际互动，需要置身于相近的文化背景、语言体系、地域范围，彼此之间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语境的约束。而在跨越时间、空间的“缺场”空间中，这种群体分化现象会进一步扩大，因而建立起彼此都能理解的社会语境，显得尤为重要。运用语言学的理论，语言符号的理解与所处的情境有着密切联系。网络群体要理解符号的意义，就离不开对于共同社会语境的认知，只有对其加以掌握才能实现网际的彼此互通。
互联网的出现区隔化了“在场”与“缺场”两类不同的空间，原本的社会空间类型、特征正在悄然发生异化。同时，“缺场”空间中的符号实践，也有着较“在场”空间所不同的条件约束，这一切都促使符号自身进行演变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对于符号本身的全面认识，将更有助于对于人际互动的深入理解。
四、符号的诸类呈现
符号的传递与表达，有其丰富的形式与内涵，它承载着特定意义。“缺场”空间中的符号创造，基于特定的空间环境与信息技术支持，较现实世界中的符号有诸多不同。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符号，包括文字、姿势、语言等，这些符号通过人们面对面的交流被加以运用，但是将其放置于网络环境中，所有的符号都被数字“1”和“0”转换为各类不同的呈现形式。分析“缺场”空间中的符号，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书写符号与非书写符号。书写符号替代了面对面交流中的语言，以文字的形式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彼此互通。而非书写类符号，则包括图形、图片、字符等，它是现实世界中符号的替代与补充。网络提供了跨时空的互动机会，但也割裂了人们彼此之间的直面交流，人们相互之间无法对表情、姿势进行直接观察，只能通过猜测、假想来实现对于彼此的描绘，非书写符号则能很好弥补这一不足，通过图片、符号的传递，即可让彼此知晓对方的实时状态。
符号的功能在于对意义的表达，不同的符号呈现形式蕴含着不同的话语意境。依据互联网中符号的虚实性特征，可以将其分为具体意义表达与抽象意义表达。前者是对于符号意义的直接、明确表述，更为接近对现实的理解；而后者则是间接、模糊的表述，更为接近对理想的憧憬。
基于对符号呈现形式与意义表达的认知，将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可以将符号本身分为多类，其在“缺场”空间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见图1)
第一，由书写形式与抽象意义所构建的符号，在“缺场”空间中扮演着隐喻叙事的角色。例如一些特定的网络语言运用，如心塞(不顺心、心里不舒服)、怎么破(怎么解决)、手滑(故意做的，却说是失误所致)、上天台(跳楼的意思)、脑洞大开(补充新知识)、不造(你知不知道)、——〈-〈-〈@(送你一朵玫瑰花)、(°？°)～@(晕倒了)、？o？|||(听不懂)等。这类符号的特征在于，在书写形式上有着一致性，但是在不同空间环境下，其表述有着很大的差异，书写符号都隐喻了特定含义，较为抽象与模糊，只有在对于网络语境有所了解的情况下，这些符号才能被很好地掌握与解读。
第二，是非书写形式与抽象意义表达的组合。例如在网络中有许多角色扮演游戏，不同的网络用户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时他们也热衷于对于装备、武器、等级等方面的不断提升。不同的角色扮演与游戏中的各类道具都是以非书写的形式出现，它们在网络空间中有着地位、权利、能力的象征，这些符号赋予网络群体对于自我理想角色的构建冲动。
第三，非书写形式与具体意义表达的组合。“缺场”空间中的缺场性，使得人们彼此之间的沟通难以实现面对面互动，虽然现代技术可以传递实时的视频影像，但是由于受到技术条件限制，依然无法达到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感。在此环境下，带有表情、姿势的图片、符号被加以广泛应用，如微信实时拍摄的照片、各类Instant Messaging(实时通讯)中的表情，以及广为流传的图片与图像等，都成为表达心情、状态的有效工具。信息的接收者可以从有限的符号中，解读出丰富且真实的内涵。这些符号被组合起来，通过指代的形式，实现着自我真实意义的传递。
第四，则是书写形式与具体意义表达的组合。这是最为接近现实生活世界的符号显现与意义表达形式，只是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语言变为文字性叙述。但是相较于现实世界中的符号，网络中的这类符号表达，更具有丰富的内容、真实的情绪，因为“缺场”空间的匿名性为其提供了真实表达的可能。同时，网络内容的碎片化，也使得群体不必受到太多的体式和规范要求，自由地表达自身的态度与意见。
各类符号形式与意义表达的组合，形成不同符号的独有特征及功能体现，在“缺场”空间中展开各自的实践，使这一空间得以形成与延伸。
五、结语
“缺场”空间是社会空间分化的产物，而网络符号又是内嵌于“缺场”空间的独特创造，网络符号、缺场空间、社会空间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彼此互为影响与建构。符号在“缺场”空间中的各类存在，适用于不同的情境、行动，其尝试着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场景在新的空间环境中进行再现。场景的再现是不断创造符号、完善符号、删除符号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再现并不是对于传统的挤压与摒弃，而是对传统的补充与拓展。“缺场”空间中独特的符号表现形式与属性，弥补了“在场”空间中的符号匮乏，与此同时，“缺场”空间中的符号意义表达不足，也有待于“在场”空间中符号的补充。因而“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呈现于各自空间内的符号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相互补充、增进、替代的关系。
注释：
①(西班牙)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
②盖奥尔格·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
③(英)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
④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by Donald Nicholson-Smith[M].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1.p33.
⑤(美)A.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⑥D.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e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e Chang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0.p98.
⑦Foucault.Sex,Power,and the Politics Identity[M].New York:The New Press.1991, p231.
⑧黄少华、武玉鹏：《网络行为研究现状：一个文献综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⑨(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8页。
⑩(美)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2～26页。
(11)(美)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12)(美)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13)范会芳：《舒茨现象社会学理论构建的逻辑》，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3～125页。
(1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t20140721_47437.htm,2014-7-21。
(15)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空间分化与冲突》，《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
(16)(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节译，《建筑师》，2005年第2期。
(17)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48～51页。
(18)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19)(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2页。
(20)(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3页。
(21)黄华新、徐慈华：《符号学视野中的网络互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期。
(22)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
(23)(德)卡西尔：《人论》，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
(24)(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