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是我过去30多年研究的主题。我在1984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后来与盛斌合作写成《企业家》一书，到现在，我始终没有离开那篇文章和那本书所设定的主题。
下面我谈六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
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技术进步，都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应用。但非常遗憾，如果你学过经济学的话，你从经济学教科书当中得到的结论是，市场就是价格，就是通过价格不断的调整，供求达到均衡。为什么主流的经济学里面没有企业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主流经济学假设这个世界是确定的，信息是完全的，偏好和技术是给定的，并且还假定所有人都是同样聪明的。如果世界是确定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未来的样子；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做决策的知识和信息；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比谁更聪明，谁也不比谁更笨，那么，每个人都是无所不能的“企业家”。自然也就不需要企业家。实际上，世界是不确定的，判断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收益，好多信息都没有，没有办法按计算机程序做决策，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想象力。而且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想象力和判断力。市场是不是有效依赖于市场当中最具有智慧、最具判断力和想象力的人，要看他们怎么去做决策，这类人就是企业家。
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均衡和稳定，而不是发展和变化。但市场经济真正的本质不是均衡，不是稳定，而是发展和变化。过去200年，西方世界最早实现了市场经济，不断有新的产品出现，不断有新的技术出现，产业结构在不断变化，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今天使用的产品和200年前不一样，和30年前也不一样。30年前我们没有手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10年前没有微信，现在我们都使用微信。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经济。
这种变化和发展来自创新。谁是创新的真正主体呢？企业家。但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以及它关注的重点，使得我们的教课书当中没有了企业家；甚至一些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真正关注企业家。
举个例子，增长理论中最著名的所谓新古典增长模型，关注的是资本积累如何带来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如何依赖于资本积累，但它并没有关注资本积累是如何进行的，资本积累如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它只关心资本的数量，不关心谁在积累资本，谁在进行投资。最新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关注的是知识、R&D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它没有关注知识和R&D如何通过一种特定的人群，也就是企业家，来变成经济发展的源泉的。
29年前，也就是1986年，我有一篇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商品经济=价格+企业家。那时候讲的商品经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市场经济。只可惜主流经济学只关注价格，不关注企业家。
可以说，今天中国很多有关政策的争论，如经济发展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其实都依赖于我们怎么去理解企业家和市场的关系。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市场当中企业家在怎么发挥作用，市场的有效运行和人类的技术进步如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只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不理解企业家的重要性，以为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其实，资本只是企业家调动资源、实现创新的工具，离开了企业家精神，靠政府进行的积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
第二个观点，资本家的职责是选择企业家
我在1984年写了企业家的文章及其后的《企业家》一书之后，应该说，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共识，也就是说，企业家是重要的；中国改革要成功，需要企业家。
但是什么样的所有制下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重要，但是所有制不重要，我们需要企业家，但不需要资本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1986年，我写了另一篇文章，就是“企业家与所有制”。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家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在牛津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我发展了一个理论，即“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试图解释资本雇佣劳动，也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当中，资本所有者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它与企业家精神有什么关系。我的理论有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企业家是最容易偷懒的一批人。他们做决策时，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确定的硬性指标来监督和约束他们，如果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承担风险，也就是让他们拿剩下的，不能拿固定的合同收入。普通工人拿的是合同收入，无论企业的收入是多少，只要按时上下班，也没有明显的过失，他们就有权利领取事前约定的工资。企业家不能领工资，只能在所有人该拿的拿走之后，剩下的才能归他所有，所以他的收入叫剩余收入（利润）。为什么呢？只有这样，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做正确的决策。
第二，在任何社会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具有足够高的企业家才能。但是谁具有企业家才能，我们也没有硬的指标进行衡量，诸如通过考试，或者通过资格认证，来确定谁有企业家才能。为了确保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企业，就需要有一种机制，使得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敢说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敢去创业，才敢去创新。我证明，这个机制就是资本雇佣劳动。
如果任何人可以不受约束地拿别人的钱去办企业，赚了，利润是自己的；亏了，损失的是别人的；那么，将会有太多的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会来冒充企业家混进企业家的队伍。
如果一个人必须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的话，那他就会掂量一下：我究竟是自己去做企业呢，还是交给别人做更合适？如果他的企业家能力不够高的话，他就不会假装自己能力高。
当然，我们知道，现实当中，有很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本。这就使得资本所有者取得了一种选择企业家的权力。
一个企业家有一个想法，想办企业，最后能不能成功，依赖于有没有人给你提供资金，给你提供资本，因为只有通过资本，企业家才能调动资源。给定世界的不确定和企业家才能的难以观察性，提供资本的人是要冒险的，如果选错了人，把资本交给了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搞砸了，资本家就亏了。反过来说，正因为资本家必须承担风险，他们才有积极性选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企业。所以资本家获得了这样一种所有者的职能。这个职能进一步延伸到我们现在的股份制企业。
所谓的风险投资，就是如何判断和选择企业家。自然，拿到投资的企业家必须受到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
我的理论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它消灭了私人资本家的时候，其实也就消灭了选择企业家的机制，消灭了企业家产生的环境。所以你看到，凡是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谁来经营企业就没有了章法，管企业的人并不可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
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在做计划时，靠的是政府或者说政府官员，企业的每个决策，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全是由政府官员或者说由计划机关决定的；所有生产资料全部收回国有，由政府决定如何分配。政府既替代了企业家，又替代了资本家。简单的说，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试图由政府来替代企业家，替代资本家。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计划经济实验都失败了。凡是用政府替代企业家，替代资本家的国家，都失败了。这就是苏东垮台的原因，也是中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也是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实行改革的原因。这里，我要顺便指出一点，好多人以为印度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其实不是。印度独立之后，政府效仿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只是计划程度不像苏东和中国高，还留有一部分的私人企业，但是主体仍然是国家计划。到上世纪90年代，印度已经完成了八个五年计划，从9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经济改革。
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没有办法代替资本家。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第一点，政府官员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人云亦云，政府需要的是执行命令的人。企业家是不害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误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则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政府官员注重的是程序，而不是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
这一点，观察一下政府官员的实际表现就会清楚。任何人，如果到了政府，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去做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不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
第二点，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甚至要跳楼。政府官员只要遵守程序，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不承担成本。政府官员也不像资本家那样为选错人承担责任。资本家选人选错了，他要自己承担风险，你有再多的钱，如果你这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给你管理、去给你投资，最后你可能血本无归。政府官员将国家的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的时候，这个企业亏了，他承担任何责任吗？不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选任国有企业经理人时出现严重的任人唯亲，而不可能任人唯贤。我们现在仍然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用政府来模仿市场，用政府机构持股的方式来模仿资本所有者。这个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使得政府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
所有创新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最好的技术和新产品，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在往回推一点，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料到蒸汽机会很重要，所以瓦特要找钱是很难的，只有罗巴克和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愿意冒着破产的风险资助他。200年前，当乔治。斯蒂芬森制造出蒸汽火车的时候，也没人认为火车了有什么不起，所以英国政府规定，火车的速度不可以超过马车的速度。130年前，卡尔·本茨这个人发明汽车的时候，也没有人认为汽车有什么了不起，德国地方政府规定，汽车的速度不可以超过人步行的速度。如此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创新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市场中的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市场中的投资者自己去判断，也就是投资者必须是多元化的。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角色的时候，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的标准，但是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世界上著名的思科公司，创立公司的夫妇俩，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思科公司以后，他们需要钱，却找不到钱，找了72个投资者，都不看好，没人愿意给他们投资，最后找到第73个投资者，才愿意给他们投资。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国内的马化腾，马化腾创办腾讯公司时找投资也挺难。我曾经遇到一个很有名的风险投资人，他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个耳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马化腾当时就跟他要50万美元，他愣是没有给，因为他根本不看好这个技术。马化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叫Naspers的南非的风险投资公司。所以，现在腾讯公司最大的股东不是马化腾本人，而是这家南非的投资人。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创新不可预测，一定得靠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机制。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我找你，你不给我钱，我找他，他也不给，也许我转一圈就找到了，我就能做起来，我就能做成改变人类命运的事情。
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管投资的话，比如，要给一个投资项目打分，合格的才投资。但是，谁来打分？由政府官员打分？除非他比企业家还有企业家精神，他不可能有能力评价企业家提出的方案。由专家打分？专家也不是企业家，只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并不具备判断市场前景的能力。大量实例证明，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行的想法是可行的，而许多专家认为可行的想法最后恰恰失败了。专家打分还有专业偏见，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好多专家写的技术前景报告，目的是给自己搞研究经费。
那么，能不能由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代表政府来做决策，决定将这钱投资给谁呢？也不行。因为你找企业家只能找到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不等于未来成功的企业家。而创新呢，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是创造性的毁灭，就是新的产品替代旧的产品，新的企业家替代老的企业家。火车出现，不是生产邮政马车的人搞出来的，而是跟邮政马车毫无关系的人搞的，最后把马车替代了，再把运河也替代了。现在的数码相机，不是传统相机厂商研发成的。互联网也不是由电信公司开放出来的。可见，重大的创新，全是由新的企业家做成的。
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思路很容易以自己的成功本身为出发点。设想一下，1990年，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决定政府的投资方向，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据我所知，1990年的时候，比尔·盖茨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如果让他主导这个产业政策委员会，会有什么结果呢？一定是大量投资PC而不会投资互联网。
要是15年前中国成立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产业投资委员会，由当时最有名的、最受人尊重的企业领袖（如柳传志、张瑞敏）来主导，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最可能的结果是，国家的投资将主要投向电视机、显像管和计算机产业。所以说，无论政府多么重视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都不可能克服产业政策的困境。
中国企业创新不多，与政府试图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关。时至今日，大部分投资资金仍然是政府和国有银行控制的。但那么几家有名的互联网公司，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中国政府投资的？没有。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储蓄总量最大的国家，但是那寥寥无几的新技术公司没有一个是中国自己的资本投资出来的，而是外国资本投资出来的。百度不是，阿里巴巴不是，腾讯不是，在座的郭凡生先生的慧聪网，也不是中国人投资出来的，是IDG投资起来的。政府和国有银行不可能真正为创新提供资金，充其量只能在维持一种循环经济。
第四个观点，国有企业制度不可能产生企业家
在1986年的那篇文章里，我提出一个“国家有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当时好多人幻想，只要把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公司，成立好多控股公司，进行交叉持股，我们就实行了跟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经济，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我们就有了企业家。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我列了五个理由。
第一个是政企分开的不可能。只要是国有企业，你就不要想有真正的政企分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政企分开，可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做不到政企分开，不仅做不到政企分开，甚至做不到党企分开。党企分开应该说相对而言还容易一点，但是仍然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使得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真正按照市场的方式去选择。
第二个不可能，是所有权约束的不可能。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之所以要努力做好企业，之所以要创新，是因为背后有着所有权的约束。国家或者政府官员作为所有权的代表，是不可能真正像资本家那样约束企业经营者的。
第三是解决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有国有企业都存在行为短期化问题。国有企业领导人考虑的都是短期的问题，不可能考虑三年以上的事情，但我们知道，做一个企业，没有长远的考虑，你不可能把它真正做成优秀的企业，一个创新的企业。为什么？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新产品从创意到被市场接受，一项重要技术的突破，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如果一个企业家不考虑长远，他做的实际上不可能是真正市场经济当中的创新型企业。
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可能考虑长远？因为他的位置是政府官员任命的，任命的标准不可能是企业家精神的高低，也不可能是经营者长期绩效的好坏。有权任命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做得好，就让你继续做下去；也不会因为你做得不好，就必须把你拿掉。你的位置是否稳固，更多地依赖于政治因素和人事关系。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对调就是这样。
我讲过这样的话，国有企业领导人，要想位置稳定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做得不死不活。为什么呢？搞得太好了就是一块肥肉，有关系的人就要来占这个位置。当然搞得太差，连年亏损，也是一个问题。我知道一个很大的国有集团公司，下面有五个分公司，有一个很能干的领导人，把排名第五的分公司做成第一名，非常有成就。后来，集团公司的老总就让自己的秘书来接替他，这个秘书又将公司从第一名做到了第五名。这样的例子应该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说，国有企业下，不可能使得经营者真正有长远的考虑。
第四个不可能是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有一个制度性的毛病，就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定义的“预算约束软化”。私有制下，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你的收益持续不能弥补成本，你就破产了。预算约束软化是什么意思呢？即使你的收益小于成本，你仍然可以活下去，因为有政府财政资金不断的支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政府就试图不断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但是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国有企业一旦出问题之后，政府一定要去救它。当然，企业越大，政府花的力气越大。现在，我们财政预算仍有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这一块。甚至一些很赚钱的国有企业，仍然每年拿到数百亿的所谓“政策性补贴”。
第五个是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经营者和职工合起伙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工资和奖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瓜分国有资产。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凡是靠垄断赚钱的国有企业，职工拿的工资都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实际上工资当中的一部分应该是资本收益，或者是消费者剩余，而不是劳动收益。
除了以上五点之外，我现在要补充一点，就是国有企业不可能变成创新型企业，更不可能变成创新的主体。之所以不可能，除了前面讲的国有企业领导人行为的短期化外，也与国有资产需要的监管有关。
前面讲过，创新是不可预见的，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可能。设想一下，一个国有企业，假如领导人搞创新，失败了，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失败了，政府可以原谅你，因为创新总是有可能失败么。可是如果这样，许多国有企业领导人就会做大量毫无意义的创新（包括从个人手里购买专利），依此来侵吞国有资产。
另一方面，如果创新失败了，就要追究个人责任的话，真正有创新精神的人会去创新吗？他也不会创新。因为就算是100个成功，只要一个失败，他面临的可能不仅是一个纪律处分，甚至可能是牢狱之灾。现在就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话，真正有创新精神的国企领导人也不会真正去创新。维持现状，而不是创新，才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理性选择！
第五个观点，公司治理应该以企业家为中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司治理成为一个热门的词，在我们中国也是耳熟能详。国家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出台了大量的文件和政策，都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文件也好，背后的理论也好，都有问题。当然，背后的理论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仍然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管理者中心的模型，这个模型把公司治理理解为如何激励和约束经理人的行为问题，也就是怎么让他不偷懒，怎么让他不贪污。这个问题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回到我前面讲的，企业家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型。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定要使得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掌控公司，并且有积极性去创新，去创造，而不是仅仅选一些不会腐败的人就可以。目前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的缺陷，导致了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法律、政策放在怎么去约束企业家精神，使得公司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而不是越来越充满活力。按照现在的公司治理模型做下去，我想，未来我们公司的腐败可能会少一点，但同时也意味着公司的企业家精神会更少，这时候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持续发展。
第六个观点，企业家队伍的转型依赖于制度改革
我前面讲的五个观点，也可以说是“企业理论四书”重要观点的一个概述。今天，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时候，我要特别说一下企业家队伍本身的转型。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市场当中有不平衡，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低买高卖，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个人赚钱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小。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不可能太高，即使要有5%的增长，我觉得仍然要靠创新，靠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和套利型企业家不一样。套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在座的很多都是套利型企业家，但创新型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为什么？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听过一首陕北民歌，叫《赶牲灵》，原作者是张天恩，和我是同一个县的。赶牲灵的人，也就是传统社会的企业家，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赚钱，所以是套利型企业家。张天恩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投机倒把，坐了四年牢。那个时候管得那么严，仍然有人要套利，因为有些套利活动可以偷偷摸摸去做。但创新不一样，创新需要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不可能像套利一样，今天晚上天黑了，偷偷摸摸买进来，明天晚上天黑了再偷偷卖掉。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果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的制度，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因为中国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积极性去创新。
因此，要使我们国家真正从过去的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我们必须进行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我们国家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如此，这个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
注：本文为张维迎2015年9月19日在“创业时代：资本与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未经作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