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回顾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异常活跃。他们意识到“大多数民众未受教育，对于国家内政外交是无从知道的”，只有人民觉悟了，救国才有希望。这一时期，由于民主思想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美国大教育家杜威的访华，共同促成了平民教育运动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理论学说传入中国后，更是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改革教育的热情。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呼吁人人平等、自由，倡导所有人都是劳动者，都是平民；他们在西方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在城市乡村、学校工厂推广平民教育运动和教育实验，探寻改造社会的道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1919年至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教育家杜威受邀来华讲学。杜威在教育上主张平民主义，他在中国的演讲中指出，“世界各国，无论其为专制、为共和，必以普及教育为要图”，“因为共和国者，则必须实行平民之政治；欲实行平民之政治，非有平民主义之教育不可”。在他看来，平民教育就是“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为组织社会各个的分子着想，使得它成为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者有特殊事例的人的教育”。他不仅提倡普及教育，还强调平民教育的一大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个性智能，养成健全的人格，把个人所有的特征各自发展出来。这样造就出来的国民，才是“真正共和国的国民，是真正平民主义国家的国民”。访华期间，杜威全力探讨教育与民主的关系，明确平民教育的目的乃是培养民主社会之公民，使每一分子立于平等、自由的地位，以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发展。
在当时，杜威的平民教育思想受到了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北京《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纷纷报道杜威行踪，尤其是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堡垒的《晨报副刊》不仅全程报道了杜威访华的行踪，而且将杜威在北京和南京的系列讲座以及其他重要演说全部予以刊载，并且发表了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国内知名学者的评论，平民教育思潮开始弥漫全国。
中国知识分子的倡导
平民教育在中国渊源有自，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知识分子就已开始思考普及教育以启发国民的主人翁意识。蔡元培曾大力呼吁要激发国人民主意识的觉醒。陈独秀也主张教育应当启迪人民觉醒，发展人民身心。在杜威离华后，他的中国学生陶行知开始在国内将平民教育思想付诸实践。1924年3月13日，陶行知在《晨报副刊》发表《平民读书处之经验》一文，着重阐述了他对于在中国进行教育普及的一些想法。陶行知指出，中国现在读书的人，实在太少，“依人曾经调查，全国能识字的，只有八千万人”，而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国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国民素质，使百姓成为真正的国民的一大关键就是普及平民教育，使不能读写的人成为能读能写、智力完全的人，使每个同胞完全具有主人翁的知识能力，如此，建设创造性国家就有了稳固的基础。这种希望通过教育普及来提高国民素质，以达到变革中国的目的正是当时平民教育实践者的共同追求，也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殷切反映。
在平民教育于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之际，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平民教育特刊”专栏，大量刊载国内知识分子关于平民教育的文章，进一步对平民教育的普及进行宣传。平民教育家汤茂如一再声言普及平民教育对国家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呼吁北洋政府予以重视。他在《平民教育运动的使命》一文中写道：“我国人民中最大多数是睁眼瞎子，是不顾社会，不顾政治，未受教育的，不明学术的分子；以这种民众，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组织国家，国家紊乱，是应有的结果。”在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中国作为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民众的知识程度理应比其他国家高才合乎进化的原理，但不幸如汤茂如所言，“不料实际上，中国不识字的男女老幼，竟有三万万二千万之多！不但不如欧美，而且不如日本”。因此，对于平民教育的目的，汤茂如认为不仅仅只是教没有机会求学的老幼男女识字，更重要的是完成“除文盲、作新民”两大使命。
晏阳初的千字课
1920年初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的晏阳初回国推广平民教育，他说：“中国如不能消除极大多数的文盲国民，即不能进入民主时代。”从1920年冬至1922年春，晏阳初跑了十九个省调查各地的平民教育现状，并在湖南长沙筹建了200所平民学校推广平民教育。1923年，在陶行知、朱其慧等人的支持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晏阳初被推为总干事。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萌发于一战期间作为华工应募到法国战场服务，帮助许多不识字的海外劳工写了大量家信。在他看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民有“四大病”，即贫、愚、弱、私。至于救治的药方，晏阳初主张知识分子眼光向下，办平民学校先教会国人识字，再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国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此造就“新民”。他把平民教育的对象首先设定为农民，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国是以农立国，农民占绝大多数，“要中国有希望，须乡下佬有希望，要乡下佬有希望，须乡下佬识字受教育”。在推行平民教育的过程中，晏阳初深刻地体会到了国民赤贫、汉字难学、资金窘迫的三大难处，只靠知识分子的吆喝，平民教育显然难以推行。为此，晏阳初设计了一种“千字课”的教育方法，依据科学的原则，从汉字中选择1000多个最常用的字，编成四册《平民千字课》，每册24课，每天只需一小时，学习一课，使学生于四个月之内就能得到基本的教育，可以读书看报。考虑到农民为生活奔波，经济情况低下，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晏阳初在编写“千字课”教材时特别注意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让平民尽可能地掌握最多的汉字词汇。当以白话文编成的“千字课”教材推广后，由于其“既不多贵金钱，又不高深难学，更不耽误谋生时间”，一般未上过学的平民在学习完四册教材后就基本掌握了识字的方法，因而受到广大农村平民的欢迎。此后晏阳初又根据实际情况编成《市民千字课》和《士兵千字课》，在城市和军队中推行平民教育。1926年，晏阳初举家迁至河北定县，从此开始长达11年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
随着社会各阶层对教育的推广，平民教育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汤茂如在《晨报副刊》撰文称，平民教育已经普及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省分会成立了二十二处，城市分会成立了二十二处。全国平民学校与毕业生数虽尚无统计，但是根据各书局售出千字课的套数统计推算，读千字课的人当有三百余万之多。其中直隶南部高邑县平民教育推广显著，十五个平民学校中有两个女生班。国外亦有檀香山设置了平教促进会和平民学校，其他如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华侨皆竭力提倡平民教育。陶行知进一步建议可以“在自家内，在店内，在机关内”开办更多的平民读书处，与平民学校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教育的普及。
与此同时，晏阳初在定县翟城村的平民教育实验则吸引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名教授、作家、戏剧家、农艺师和社会学家，先后有近百位知识分子举家搬到定县。他们自愿放弃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把现代文明的火种播种到农村。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晏阳初如此写道：“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同事都与他们的家属居住在定县，形成了一个将近200人的平民教育社会，我们所做的工作，给‘回到人民中去’这句话注入了新的生命。我们要把定县做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革命的年代，越是激情的口号越能赢得喝彩，“而一帮知识分子却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信念，脑子里装着民众的疾苦，带着《平民千字课》，一头扎到了中国的最底层——乡村，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上世纪40年代满怀激情的宣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