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长期发展趋势与现实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使现实矛盾变得异常复杂，解决难度也明显增大。具体如：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压缩了投资需求，加剧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局面，使产能过剩发展成为“绝对过剩”。产能绝对过剩意味着即便下一轮经济周期繁荣阶段来临、即便不开展任何新增产能的投资，既有的产能过剩问题也不可能彻底消失。这就使既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失去效力。具体如：“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等。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着力推动存量产能调整，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淘汰落后产能。同样，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改变，使房地产市场从长波周期中的上升阶段转入下降阶段，从而为化解房地产泡沫、稳定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变数。归纳起来，新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将凸显如下特征：
（一）经济增长中枢进一步下降
在工业化进程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增长速度出现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以日韩两国为例，上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来临，日本经济增速显著下降，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5％，尚不及高速增长时期的一半。韩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于1991年达到历史高点（39．2％），此后10年，其平均经济增速只有6．1％，较起飞时期的平均增速下降了1／3左右。当然，日本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深受“石油危机”的困扰，其经济增长表现可能低于潜在水平；而韩国则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会并进行了深刻的经济改革，其增长表现可能高于潜在水平。对上述两个数字进行简单平均，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在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峰值后的10年，经济的平均增速约为前期高速增长阶段增速的60％左右。把上述结论套用到我国，则意味着2011—202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大体为6％。
应当看到，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转换是和增长模式的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和推广，加快了工业化发展进程，推高了本世纪前十年经济的增长速度；反过来，发展模式的转型又会使发展阶段转换所带来的调整更加剧烈，进一步拉低经济增长速度。2011—2014年，我国经济连续在个位数运行，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平均增速为8．1％，明显高于上述潜在增长率水平。但上述成绩的取得，是以各地“千方百计”挖掘土地财政潜力和地方政府举债潜力的基础上实现的。考虑到“中国模式”转型的基本事实，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再下一个台阶在所难免。
（二）金融风险是最主要的结构性矛盾
无论是产业升级伴随的“创造性破坏”，还是化解过剩产能所必须淘汰的落后产能以及戳破房地产泡沫，都会在微观层面上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损失（如企业资产大幅缩水等）。反映到金融体系上，就是银行贷款质量下降乃至金融风险快速积累。所不同的是，破产的企业、淘汰出局的企业分布在全国各地、散布在各行各业，再加上企业所有权甚至也是分散的，项目失败的损失最终会分散到全社会投资者的头上。而金融风险却是趋于集中的，最终要由少数金融机构来承担和化解。并且，存量调整的压力越大、调整幅度越深，化解金融资产风险的任务就越艰巨。因此，伴随着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的金融风险也处于高发阶段。有效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系统稳定运行，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转型最终能否取得成功。
由于文化的相似性，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在处理金融坏账时所存在的瞒报、拖延等现象毫无疑问在中国也是普遍存在的。法治观念的淡漠、对个人利益的考量以及借助技术手段调节结果的可能性，推动着当事人尽量掩盖金融风险。还有许多人寄希望于经济形势的好转，希冀在金融资产量的扩张中化解不良资产。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当前我国许多部门存在的产能过剩属于绝对产能过剩。即便盼来经济形势的好转，这些产业产能过剩的局面也不可能真正改变。因此，拖延战略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仅如此，痛苦的存量调整、部分企业被淘汰出局，也使掩盖不良贷款的做法难以奏效。
（三）经济结构趋于成熟，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
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动。自2010年到2014年，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39．2％上升到48．1％，已超过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从44．2％上升到48．1％。与此相对应，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从46．2％下降为42．7％，下降了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57．2％下降到47．1％。第三产业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上述的快速变化，既有工业化发展阶段变化的原因，也有发展模式转变的原因，更有基本比价关系失调（如房价偏高、借贷利率偏高等）的原因。上述力量继续存在，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仍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快速变动的基本力量。从制度层面上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政府加快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也随着法治社会建设走向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的过渡性特征也将进一步淡化，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将趋于稳定。与此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使社会思潮趋于保守。
从微观层面看，如果说大规模投资和实现规模经济是本世纪前十年我国企业发展的突出特点，那么今后一段时期的突出特点将是研发和管理。市场环境的变化，将驱动企业更加重视研发和新技术应用，以提升产品竞争力；更加重视全球化经营布局，以优化资源配置；更加重视加强内部管理，以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反映到企业竞争能力上，则表现为产品（和服务）技术含量更高、对市场需求反应更加敏捷，成本控制更加合理有效，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认同度进一步提升。
（四）国际规则红利消失，大国经济博弈加剧
“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形象概括了我国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人民币快速贬值所引发的国际市场动荡，则揭示了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我国在2010年就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跃居世界首位，对外投资正在持续快速增长。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成员，中国的角色定位已不能仅仅局限在国际规则的接受者上。当前，美国强力推动TPP、TTIP和PSA谈判，其目的就是以开放本国市场为诱饵推动其他国家开放本国市场，为美国充分发挥其在研发、科技、教育、金融、信息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创造良好外部条件。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使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更加衔接，使国际规则更好地体现中国的利益。
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推动着跨国资本流动日益频繁。频繁的资本跨国流动也给决策者带来了“不可能三角”难题，也就是说，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如果要保持货币独立性，就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反过来，如果实行固定（或实质固定）汇率制度，则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国际经验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选择了前者。这是国家利益优先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的表现。“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日本、欧洲先后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极低利率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其外部政策效应就是廉价货币充斥国际金融市场、引发一些国家出现资产泡沫并最终发生经济动荡。在这一过程中，实行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且保持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中国，则成为吸纳其政策负面冲击的重要对手。我们需要逐步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以释放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同时，需要加强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以避免出现恶性货币政策竞争的局面。
现阶段的政策选择
（一）实施更加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稳定运行
近年来，宏观经济管理领域存在一种把宏观调控等同于改善供给面的思想倾向，认为只要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鼓励创新创业，就可以实现稳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事实上，中长期层面的供给分析和短期的总需求管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在经济下行的关键时刻，要避免出现“硬着陆”现象、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重视加强需求管理。
首先应当在顺应经济增速下行趋势的基础上，考虑社会对经济增速下行的承受能力，考虑财政、货币政策的潜力和政策可持续性，确定合意经济增长率。然后才是确定财政、货币政策的取向、力度和相互配合方式。
应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进一步增加中央财政支出，以补偿地方财政支出增长乏力的不足。在项目选择上，应考虑纳入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既是改变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条件的需要，也是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平稳开展产业调整的需要；应充分发挥PPP基金的作用，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以放大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应进一步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支出结构，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为消费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应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国内游客在国外大规模“扫货”，根本原因是人民币汇率高估导致国内外商品价格出现严重倒挂。应当推动人民币有序贬值，引导国人把高端消费需求留在国内，为国内产业升级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同时，执行更加灵活的利率政策，使其充分反映物价变动的趋势和政府稳定增长的意图，适当减轻企业借贷成本。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推动结构性金融失衡问题的解决。执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灵活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加强大国间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避免恶性政策竞争。
（二）采取切实措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工业大国。当前我国钢铁、水泥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走发达国家“输出过剩产能”的老路。要解决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只能立足于挖掘国内市场。
农村道路、低等级乡镇公路虽然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但由于缺乏养护，已经破旧不堪，需要翻新与提升等级；乡镇地区的垃圾和污水处理，也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在劳动力人口迅速减少之前尽快完成此项任务。
进一步发掘城市化的潜在需求。我国尚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巨大的发展潜力为化解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拟议中的房产税改革，为地方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也为我国借鉴国外通行做法放开居民住房土地供应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而由城市近郊农民分散提供廉价小产权房的做法，又为激活城市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城市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奠定了基础。应当开放“小产权房”以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应当从避免“自相残杀式”价格竞争的高度，加快推动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兼并和资产重组。钢铁、造船、有色金属、能源等产业，都是国有资本占主导的行业。应加快推进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以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为依托，推动企业间的横向兼并重组，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成本的内部化。应扭住“存量调整”这个关键不动摇，防止因发展“混合所有制”而走上盲目扩张产能的歧途。应提高重点行业的设备折旧率，引导企业加速淘汰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应提高银行坏账准备金提取比例，加大对重点行业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
（三）妥善处理房地产泡沫问题
毫无疑问，我国正经历着资本外流的巨大压力。曾经火暴的房地产市场是吸收当年热钱流入的重要领域。现在热钱流动方向逆转，更增加了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压力。需要对人民币进行显著贬值，以扭转资本大量外流的被动局面。
同时，要积极扩大内需，推动工资水平快速提升。不经意间，我国已越过劳动力供给峰值。劳动力已成为最紧缺的生产要素，试图充分利用实物生产要素的努力必然会遭遇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瓶颈，并带来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这也意味着如下事实：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CPI衡量），既可以为经济结构调整赢得缓冲时间，也可以引导工资水平上涨，推动房地产相对价格向正常水平回归。
再次，要支持房地产业优化结构，积极化解经营风险。支持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推动房地产行业兼并重组，提高房地产行业应对房地产价格下行的能力。同时，实行差别化的不良贷款核销政策，在适当提高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核销比率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优先核销房地产业不良贷款。
最后，要消除产生房地产泡沫的制度土壤。要完善住房保障制度，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居住权。同时，要结合房地产税改革，推动“小产权房”合法化，充分满足城市高收入群体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
（四）高度重视化解金融风险
适当提高银行不良贷款拨备率，对重点行业核销不良贷款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完善核销贷款损失的审批程序，把及时化解不良贷款作为重要考核目标，督促银行管理层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的步伐。加强对债权人保护力度，支持银行在企业资产重组、破产清算中依法维护债权人权益。推动资产证券化健康发展，采用市场化方法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加强对银行业“业务创新”的监管，防止银行通过表外业务操作，把信贷风险转嫁给社会公众。
健康活跃的直接融资市场，是满足企业多层次融资需求，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的内在要求。应以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切入点，严厉打击各种内部交易、市场操纵行为，切实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提振社会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应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的产权定价和交易功能，拓宽并购融资渠道，丰富并购支付方式，为各类资本公平参与企业并购，实现公司产权和控制权跨地区、跨所有制顺畅转让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要切实加强政府监管能力建设。不久前爆发的“A股股灾”以及随后的“暴力救市”，揭示了我国金融监管尚存在的严重不足和缺陷。应该“亡羊补牢”，抓紧补齐监管短板。
（五）积极拓展外部发展空间
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和人民币持续升值改变了“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产品的激烈竞争，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则面临日本、韩国、欧盟地区产品的打压。要实现外贸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在加大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上下功夫。要积极推动企业对外投资，通过全球化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要积极推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久前由美国主导达成的TPP协议，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热议。我们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积极推动自贸区谈判和多边贸易协定谈判，为“中国智造”走出去，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和企业“走出去”，把对外投资和产品输出结合起来，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出口，确实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化解过剩产能的好思路。关键是要把上述战略落实好、确保对外投资的质量。“产业园区建设＋产业集群输出”无疑是一种好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在投资基础较好的地区（如华商聚集的港口城市、大中城市周边地区）合作建设主题产业园区，吸引国内企业跟进入驻，实现产业集群整体转移，从而快速形成产业竞争优势。
（六）推动发展成果共享，充分发掘内需潜力
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纷纷通过强化政府再分配功能来拓展国内需求，为战后经济发展“黄金期”奠定了基础。“次贷危机”以来，面对二战后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主要市场国家没有回归既有经验，而是采取了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解决方案：通过强化产业竞争力、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推动高标准自贸区谈判等手段，鼓励本国实现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带动国内经济复苏。8年过去了，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陆续实现了经济复苏（虽然其复苏还很不稳固），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纷纷陷入了衰退。实践表明，无视收入差距超过1929年前水平等严重社会问题，继续推动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是无助于发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这也启示我们：在启动市场化改革30多年之后，要想进一步夯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必须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着力推动发展成果共享。
应当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推行集体谈判制度，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应当积极推进房产税改革，增加对居民财产的征税力度，遏制居民财产持有差距持续拉大的局面。应当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缩小居民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应当加快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划拨部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和部分国有资产存量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以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线保障制度，把最低生活保障提高到国际通行标准的水平上。同时，还要鼓励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充分发扬中华民族“急公好义”、“扶危助困”的优良传统。
结语：力争实现向常态增长的平稳过渡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有赖于三个因素在发挥作用：独特的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独特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以及人口红利。2010年以来，我国陆续迎来了上述三个因素的转折点。这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下行压力和结构调整压力，也同时开启了我国经济增长从奇迹到常态回归的发展过程。
在上述回归过程中，调整、转型、冲突、风险是基本特征。它是非均衡的过渡状态，绝不可能会是什么“常态”。近年来经济运行出现的一系列新特征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承认不均衡，直面不均衡，化解不均衡，力争实现从奇迹式增长到常态式增长的平稳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