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5日，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成立十周年庆典暨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海内外一百多名知名学者及媒体共同出席了庆典及专题研讨会。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吴敬琏，从CIDEG成立以来一直参与CIDEG的学术委员会组建、研究课题审议等中心重要工作。会上，吴敬琏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主题演讲。
吴敬琏认为，消除体制性障碍是改革的关键。特别是必须改革既不反映成本、又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计划价格制度，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以下为演讲实录：
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在中国不灵了
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一方面是当前中国朝野内外热烈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在这个场合，也使我想起青木昌彦教授近年来最为关心的一个主题。这些年来，将近有十年的时间，青木昌彦教授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中国发展的路径或者说中国增长方式的变迁问题上。（编者注：青木昌彦教授为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前国际经济学会主席青木昌彦教授是CIDEG的重要创始人及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十年来，青木昌彦教授筹建CIDEG、设计中心logo、邀请专家学者、审议项目选题等，频繁往返于中、美、日之间，带领CIDEG走过了十个春秋。令人万分痛惜的是，就在CIDEG十周年前夕，青木昌彦教授因病于2015年7月15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院逝世。根据青木昌彦教授的遗愿，青木昌彦夫人青木铃子女士及其女儿将其生前个人藏书无偿捐赠给CIDEG。）
在2006年北京召集的IEA的世界大会上，青木昌彦教授作为IEA的会长，做了一个讲演，就是从历史上去回顾，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路径。今年3月25日，这可能是我跟他一起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他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所要指导的方向，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就是在所谓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今天的讲话，也意味着总结将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讨论和当前碰到的问题，以及中国在发展路径上所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向、政策。同时也是对青木昌彦教授的一个回忆和怀念。
中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就走上了一个降速的下行通道，同时一系列的经济矛盾开始显露出来。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就变成现在学术界和政界讨论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不管在理论上和实际政策上，都变成了一个热点的问题。从各种意见、分析的框架、到实际的政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我把它简单的归纳为两种分析的框架和由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引出的不同的方略，不同的对策。
第一种分析的方法，就是从需求侧去进行分析，在中国把它叫做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就是说中国为什么经济增长走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呢？是因为需求乏力，而总需求有三个部分组成，就是所谓三驾马车，这就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种分析方法，它是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这个框架。就是说产出是由需求决定的，那么需求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它是由四个项目组成的，就是投资、消费、净出口和财政赤字。那么在中国把它简略为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呢？是因为需求不足，这三驾马车的力量不够。所以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要使得中国增长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办法就是增加需求。但是，寻找各种增加需求的办法都试过了，最后就落脚到投资，增加投资来拉伸经济增长的速度。这种分析方法的对策，在我看来，在理论上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就是他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去研究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当然，对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的基本判断是不是对，在我们这里是有争论的。但是不管是对是错，用一个短期的分析方法去研究一个长期的问题，在理论上恐怕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另外，从实际的表现来说，中国其实用这种方法来应对GDP增速下降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2009年采取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想拉伸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它在2009年到2010年只在很短的时期，把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从年增长6%左右拉伸到8%以上，甚至到了10%，但是很短暂，到了2010年的年末就开始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年到现在，几乎每年或者隔一年就会采用这个强刺激的方法希望拉伸。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呢？产生了两个负面的结果，一个负面的结果就是投资的拉动的效果越来越差。在这个所谓能够支持增长的中低速中，如果只是靠其中一个因素——投资，去拉动增长的话，它的结果一定会发生所谓投资的回报递减这样一个倾向。特别到了最近两年，这个刺激的作用几乎是等于零。就是说投资的刺激已经越来越缺乏效果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因为过度的投资，使得我们的国民的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即所谓杠杆率变得越来越高。从各种研究机构的研究来看，中国现在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再加上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这个杠杆率是GDP的250%到300%之间，显然它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债务积累，甚至威胁到我们的整个资产负债表的安全，蕴藏着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实际上也不可能把增加投资作为拉伸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的手段。
关于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国已经提出20年了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前一种分析方法和由此引出的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经济学家们，包括青木昌彦教授在3月25日的讲演在内，都认为我们应该主要从供给侧的各种因素，去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的力量在哪里。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去分析，首先要看经济增长是由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来决定的？基本上三个因素，一个就是新增的劳动力，一个是新增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就是效率的提高，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这样一种分析的框架，用来解释我们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的增长，是很有说服力的，很有解释能力的。用这样一个分析方法，去寻找中国今后能够稳定增长的动力，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那么对于过去的分析，我就不详细讲了，最近二十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分析。我只说一点，就是今年3月25日，青木昌彦教授这个讲演里面，特别是对比了中国和日本，以及中国和韩国的增长的路径。他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这个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他根据日本和韩国增长的变化过程，认为当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20%左右，这个时候，这个库兹涅茨曲线就发生一个转折，在这以后，城市化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的平缓，速度就降低，也就是说，这个库兹涅茨进程在这个时候就进入了末期，所以靠这样一个因素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变得乏力了，必须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
那么这个驱动力量是什么？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要提升增加索洛余量，也就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所以得出的结论，中国今后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主要的驱动力量应该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主要依靠投入资源，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一句话，就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
那么问题来了，关于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国已经提出多年了，今年2015年是中国官方正式提出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第20年！1995年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领导就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太粗放，要在九五计划就是1996到2000年的五年中间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但是问题是这个过程非常的，进行的非常的缓慢，特别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这个经济增长更多的依靠了投资，依靠了海量的投资，所以在制定十一五计划，就是2005、2006年的时候就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五年计划规定了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转变呢？很多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做了很多的研究，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对的，就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
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进改革
这个体制性障碍这句话是从2003年的中共中央一个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个决定里面提出的，当时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体制性障碍。由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不顺利，当时做了很多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跟这句话是一致的，就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那么非常明显，如果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使得我们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非常的不顺利，那么它唯一的出路就会是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
不幸的是，虽然这个正确的结论做出了，可是在那以后，在十一五、甚至十二五的前期，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改进。到了2012年情况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要完善我们现存的体制，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用改革去推动这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这个经济增长主要要依靠的效率提高。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正确方针呢？那就是，应该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在稳住大局，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通过改革实现这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成为我们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就需要把各项改革进行推进。但是现在看来呢，许多方面还需要加快，特别是在一些领域，似乎很需要加快改革，但现在都还没有真正走上这个改革的道路。
我们到底面临着哪些改革？
下面我就简单介绍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改革。第一，就是简政放权，这个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在21世纪初期曾经做过一次，但是一方面它中间有很多水分，另一方面一加强所谓有保有压的调控，就是大量的增加了政府的干预。所以现在呢，应该把这个简政放权制度化。制度化无非是两件事：一件事要很快的把这个市场的负面清单制定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根据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对政府来说法外授权就不可行，所以要制定各级政府的正面清单。
第二个问题，金融改革。金融改革的核心改革现在看来，进展的不错，比如说利率市场化。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利率市场化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就是把这个存款利率放开了。但是在金融市场方面有很多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改革没有能够推出。比如说监管，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监管需要改革。过去，我们监管的办法主要是事前监管，主要是靠审批来监管。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从这个事前监管转变到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以合规性监管为主，而不是靠审批。比如证券市场这方面的改革，一直进展的非常的慢。特别不好的消息，就是股灾发生以后，显然看出一些迹象，这从审批制改到注册制改革，似乎要推迟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第三，财政改革。财政改革进展的应该说总体是可以的，但是这方面财政体制遗留的问题太多，在碰上一个各级政府的杠杆率太高的问题，怎么来消化，于是就使整个财政改革碰到许多实际的困难。采取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向前推进？价格改革是最近才提出了指导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改革，但是又是非常关键的改革，怎么把它贯彻始终。国企改革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现在看来，没有完全解决，一个是国企定位，另外一个就是代表国有、国家来掌握国有资本的机构，他是管资本为主，还是要管人、管事、管资产。看来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实践中去解决，有很多难题。
另外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为什么要建立自贸区？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很清楚，在深改小组的讲话里面，为什么要建设自贸区，是要顺应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这样一个大的趋势，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个意见非常的重要，但是碰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一些人认为所谓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或者叫自由化，这种趋势是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一致的。另外一个，就是各个部门总愿意把住自己的权利不放，就使得负面清单难于缩短。
最后，还有一些似乎没有完全提到日程上来，或者早就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推进的缓慢。比如教育体系的改革，法律体系的改革，这些方面都需要向前推进，否则的话，提高效率这件事很难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比如说教育体系的改革如果不能够向前推进的话，像现在我们高度行政化的官本位的这样一种教育体系，它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给增长做重要的贡献，就难以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