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剖析美国“中国观”的传播和扩散模式之前，必须先明确一点：在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同时并存着两种面貌各异、源头不同的“中国观”。这一认知，即不是基于“凡事一分为二”的简单二元哲学思路，也不是为了图省事、将复杂多变的舆情民意打包到两个篮子里，而是基于美国社会民意的客观构成趋势，以及多项民意调查数据所提供的事实证据。
简而言之，在关乎中国的整体认知和判断上，美国的精英意见领袖阶层和美国的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超出正常误差范围的“断裂”。整体来看，普通民众更保守，更倾向于以传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冷战思维”来评价中国政府和执政党；他们的对华认知水准相对滞后，对中国的评价也更负面。
比较而言，美国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的看法，则显得更实际，更理智，更变通。这里所说的精英阶层，包括美国政界、商界、学界、传媒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领导阶层和成功人士；他们不仅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在最近的10年中，或者来过中国，或者跟中国在不同层面直接打过交道。
假设能从一个的虚拟的高空俯瞰美国民意之河的话，你仿佛能看到一股潮流象一列高速奔驰的列车，一日千里，“与时俱进”，并不断调整修正前进的方向；而另一股更宽更深更大的潮流，却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恪守着既定的路径模式，在惯性的推动下不情愿地、以几乎难以察觉的速度在缓慢移动。
很难说这两种“中国观”，哪一个属于“主流”，哪一个属于“支流”；同样更不能评判这两种“中国观”，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种是“不正确的”。最准确的定位，我想还是按照其集合拥有人的不同社会身份，将其划分成“精英版中国观”和“大众版中国观”更合适、更客观。
美国各种大型的民调公司，几乎每年都会抽样调查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评价。这方面的数据很多，很成系统，也很有连贯性。其中，最权威的应该是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调查公司，就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这一标准样板问题所进行的全国抽样调查了。
从中美正式建交的1979年开始，盖洛普每年分几次向1000名随机抽样的美国人问同样的问题，“下面，我们想听听你对于下面这些国家的看法。首先，你对中国的整体看法是非常正面，大体正面，大体负面，还是非常负面呢？”过去三十多年的调查结果分布情况，见下面这张图表（图中浅色线代表持有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深色线代表对中国持有相对正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两者相加之和不到100%，剩余的部分是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的美国人比例）。
从上图可以清晰看到，自1989年的大幅跳跃波动以后，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幅波动区间内：即超过半数美国人持有负面看法（浅色线），保持在50%到57%之间；而2014年底的最新读数是53% 持有负面看法，43%持有正面看法（深绿色线）。
以上的结果，代表了美国“大众版中国观”在过去三十年的一个缩影。请注意，在过去的25年中，中美关系可谓跌宕起伏，从1996年台海危机，到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到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到“911”后的反恐合作；中美两国在世界新秩序的大格局中不断换位腾挪。而所有这些大动荡，在这张民意心电图上却显得波澜不惊，若无其事。
精英版与大众版大相径庭
与汗牛充栋的普通民调结果相比，在美国精英意见领袖阶层中进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专项抽样调查，可谓凤毛麟角。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调查成本和费用问题。
既然是精英人士，其身份或是大公司总裁，或是大学研究机构的院长，或是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的议员，他们的日程往往排得满满的，自然就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坐下来回答一个详细的调查问卷。而且，很少有机构能够收集到精英人员的第一手联系方式，即便能找到个联系电话，往往接听电话的不是秘书就是助理，一听是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调研，十有八九就挡了驾。
目前能看到的一次公开调查结果，是由美国皮尤调查机构2013年在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中同时进行的“对华看法比较调查”。其中，在回答“最让你担心的中国事务”这一问题时，精英样本和大众样本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见下图，详细链接在此）
举例来说，让一般美国老百姓最关心和不满的涉华议题是，“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务”（78%），“中国抢夺了美国工人的饭碗”（71%）（上图中黄色框内的数据）。而精英阶层在同时期最担心的问题却是，“中国通过互联网对于美国的攻击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红色框内的数据，分别代表美国政府人士，军界领袖，商界人士，学者，和媒体人士的相应看法），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中国持有美债”，和“中国人抢饭碗”两个议题，根本排不上精英群体所担忧议题的前三位。
同样地，大多数美国老百姓认为中国在20年内能够在军事上超过美国，但是，大多数美国精英们却不同意此看法。
类似的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评价，几乎贯穿所有领域，从经济到文化，从政治到军事，美国的精英阶层和美国的大众阶层看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
如果仅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美国精英和大众之间“中国观”的差异，倒也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本来嘛，单从知识结构、眼界阅历、教育水准来看，一般民众在外交领域的相关知识，跟精英阶层相比，那肯定不在一个档次上。他们对于外交事务的评判，更多地源于日常生活和传统价值观所搭建形成的“常识理性”，简单而朴素，但也往往显得滞后和守旧。
可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最高外交政策决策者：总统，正是由这些对外交事务一知半解的美国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而且，国会参众两院下设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也都是由美国选民直接选出来的重量级参众议员构成。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们位高权重，在美国一系列重要外交方针的制定和决策中，更起着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如果美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者，都是按图索骥，严格遵照美国普通民众的“中国观”来处理所有对华事务，那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就可能出现大问题了。
幸好在美国的外交领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和定律：普通民众决定政客，精英阶层决定政策。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在竞选的时候可以顺着民意的风向，开空头支票，拿中国当靶子，过过嘴瘾。而一旦上台，面前摆放着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半敌半友，亦敌亦友”，“水乳交融，水火不容”的多层复杂战略关系，必须马上换档加油，从云里雾里飞回到现实中来了。
这时候，美国精英意见领袖的“中国观”便迅速占据了决策者们的主导位置，而原来的大众版“中国观”，渐渐退却成后视镜里面一个越来越远的嘈杂背景。无论是总统还是国务卿，任何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都要依靠一大批智囊精英在幕后来献计献策，都需要在华盛顿的各种利益集团中谋求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也都需要各种代言人通过各种媒体来影响民意。换句话说，单就外交事务而言，占美国人口比例1%的精英阶层的政策影响力，远远超过占人口99%的草根阶层的影响力。
去年秋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专门研究民意和政治团体影响力的两个教授，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研究报告《考察美国政治的原理：精英，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马丁－纪兰斯教授和本杰明－佩奇的原文链接在此）。
在系统量化分析了1779项美国的政策议题以及相关的影响因子后，两位著名政治学教授的最终结论是，“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精英和代表经济利益的团体组织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有着重大的、独立的影响；而与之相比，普通民众以及大众背景的利益集团仅有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将这个研究的成果套用到中美关系上会发现，美国大众版中国观不具有左右中美关系的能量，而精英版中国观恰恰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势的关键。
下面的这张“美国两种中国观的构成和分布图”，粗略地勾画出了美国不同的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在这两种“中国观”上下格局中的相对位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精英中国观”和“大众中国观”，既不代表“正面”、“负面”的分野，也不代表“对华软弱”或者“对华强硬”的区分；它只是根据舆论观点的相对趋同一致性，以及社会身份地位的不同，自然形成的、而又往往被中国忽视或者误读的美国民意分野。
上面的“中国观”分布图中，包含着几个需要特别强调和注意的要点。
一，图中的“精英、大众”分界线是为了简化和理解的方便，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普适的标尺。比如在美国研究机构和思想库里，同样有很多持有“大众版中国观”的研究者和学者；同样，在一般民众中，也有很多思想开放、对中国事务了如指掌的“中国通”。
二，美国各种类型和不同影响力的媒体机构，从整体上来讲，偏向于持有“大众版中国观”。这主要反映在这些商业大众类媒体一贯的对华编辑立场，评论方针和报道选材上。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大众商业类媒体的衣食父母就是一般的读者，无论是出于投其所好的要求，还是出于物以类聚的双向选择，这种编、读两方立场的趋同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其实，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媒体上各种反华、辱华的负面新闻，一拨一拨层出不穷的原因。
三，美国的商业企业集团，在对于中国的看法上，基本上是好坏参半——既有积极支持中美发展深层合作、多做生意的“熊猫拥抱者”（Panda-hugger），也有紧盯着中国对美贸易盈余、指责中国侵害知识产权、抢夺美国工人饭碗的“屠龙士”（Dragon-slaughter）。同理，在美国的国会里面，虽然持有“大众版中国观”的议员在人数上占相对多数，但在重量级议员中，基本又是两分的。
四，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团队（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负责亚洲事务的主任等），基本无一例外地都持有“精英版的中国观”，即以发展的、务实的、客观的、全面的视角来审视和评价中国。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各种高端思想库和智囊团，既为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培养储备着大量人才，同时也是美国退役政治人物的晚年落脚点或者事业中转站。所以，外交决策团队和智库研究机构里的专家学者之间，走动频繁，交流活跃，保持着对于中国最鲜活、切近的接触和了解。以现在的和过去几届美国政府里面主要负责与中国打交道的政治人物为例：
• 康迪－莱斯（国安事务顾问和国务卿，2001-2009）：任职前为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及政治学教授。退职后继续回斯坦福大学作教授，同时担任著名智库胡佛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 坎贝尔（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9-2013年任职）：获得任命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副教授，美国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副主席和国际安全问题的首席专家；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 李侃如（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主任，总统特别助理，1998-2000）：任职前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院当了15年教授，主讲中国问题；离职后任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中心主任。
• 拜德（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主任，总统特别助理，2009-2011）：获得任命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成立后的首任主任；离职后重新回到布鲁金斯作高级学者。
• 莫德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主任，总统特别助理，2013年至今）：获得任命前是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库兰德集团的高级研究员。
这个名单中，还可以加上一长串有着类似背景和经历的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中国和中国问题，知根知底，耳熟能详，甚至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所抱有的“中国观”，代表着美国“精英中国观”里面最核心和最前沿的部分。在华盛顿的外交决策圈中，这批精英中的精英，通过各种听证会，研讨会，圆桌会，咨询会，以政策报告、内部建议、面对面咨询等不同形式，左右着中美关系前进发展的方向和步调。
他们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美国对华大战略和具体操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与美国媒体上充斥着的“大众版中国观”不同，这种“精英版中国观”的存在和影响，更多的时候是隐性的，理性的。既不完全被身边和脚下的滚滚洪流所裹挟，又不脱离其所孕育和共生的民意土壤。
风月宝鉴：中国照的是哪一面？
理解了美国双层民意这一大背景，对于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和国际传播工作者来说，至少有两个现实的好处。
首先，既没必要对美国精英人士对于中国的“溢美之词”过于激动，也没必要对于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反华反共言论”而过分沮丧。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中国来讲，这两种意见都是客观存在的，没必要突出任何一个阵营的声势。要知道，那些对中国赞誉有加的“精英意见领袖”，很多是因为得到了中国实实在在的好处，或者是因为亲眼看到过中国的发展，才有此看法的。他们的看法，既不能代表美国国内那“沉默的大多数”，也未必能左右国内那“沉默的大多数”。
其次，虽然说是“精英意见领袖”，但是从美国大众的对华反应和美国商业媒体的对华报道来看，他们似乎并没有照顾“领袖们的意见”。美国商业媒体上充斥的对华负面报道，看来更多的是为了迎合“沉默的大多数”，而不是听从“少数的意见领袖”。更具体点讲，这些“意见领袖们”的意见，更多针对的是白宫和国务院里的决策者，而不是熙熙攘攘走在大街上的贩夫走卒。所以，美国媒体的报道，很多时候未见得反映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或者说美国意见领袖的看法。
换个角度看，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美国普通民众的民意，来判断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对华政策的话，难免低估其“精英中国观”中的合理性部分。同理，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美国“精英版中国观”来推测其对华姿态的时候，往往又会被此起彼伏的“大众版”噪音所干扰。
如果把美国对华民意比作是一面镜子的话，我们要知道这面镜子，就象《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一样，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中国照的到底是哪一面？是普通民众的镜子，还是精英领袖的镜子？要知道，即便在同一时刻，这两块镜子里面反映出的中国形态和风貌，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更要有心理承受能力。
另外，虽然说“大众决定政客，精英决定政策”，但是这个从“政客”到“政策”的转换，却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回顾中美两国建交后的交往史可以清晰看到，美国新老政府换班交替的当口，往往也是中美两国的“事故多发期”。这里面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人员需要更新磨合，而且更包括“中国观”从“大众版”向“精英版”的过渡、甚至是飞跃。这既需要决断，也需要时间。
为什么每次都需要这个转换和过渡呢？这其实与美国总统的遴选机制有关。大体来说，美国总统基本上来自两个重要的政治领导团队，一个是重量级的参议员（如杜鲁门，肯尼迪，尼克松，约翰逊，奥巴马等），一个是重量州的州长（如卡特，里根，克林顿，小布什等）。无论是来自以上哪个阵营，客观上决定了他们都没有外交领域工作的经验。
除非是象现在的美国副总统拜登，还有美国现任国务卿凯瑞，以前都长时间担任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或者资深委员，对于国际外交事务的大局并不陌生；否则，任何一个新手上台，带着“大众版的中国观”，必然会引发一轮轮不切实际的波折和动荡（如1993年克林顿新上台时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以及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直接承诺军事保卫台湾等，都是“大众版中国观”强行上位惹来的麻烦）。
国际上一般的外交问题，总统候选人可以通过漫长的竞选过程，“临时抱佛脚”来突击补课，大体上能应付一般的问题而不出纰漏。而中美关系则不同了，其错综复杂、多层面、高层级的战略关系，容不得任何的随心所欲、信口雌黄。而偏偏竞选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说话的过程；话说多了，难免言多语失。所以，四年一次，中美关系出现重新修正和重新定位，几乎成了双边关系的规定动作。
美国民意算得上是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但它却是一个“延迟生效”和“大打折扣”的风向标。而美国对华民意中的两种“中国观”并存共生的现实，又加重了我们判断风向的难度。如果将美国“大众版中国观”比作是一艘大帆船的话，那美国“精英版中国观”就是大船的风帆。风帆可以引领大船前行，但是它又必须顺应大船自身的载重量的内部架构。大船是厚重的，沉稳的，而且其很大的部分还遮掩在水面之下，正如大众民意的稳定连贯，潜移默化。与之相比，风帆是轻盈的，是高瞻远瞩的，是顺应现实的，也正如美国“精英版中国观”的理性和务实。
作为中美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特别要分清这两种中国观的不同存在方式和政策影响。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读到的美国人写的大部头专著和学术文章，那往往反映的是“精英版中国观”；而我们在美国大众媒体上看到的中国故事，或者在美国旅游观光时一鳞半爪听到的街谈巷议，那应该属于“大众版中国观”。厚此薄彼，或者一概而论，都会误入歧途，甚至引至重要的政策误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