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发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了“贫二代”，而农村贫困大学生是“贫二代”中颇引人关注的群体。调查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高失业率意味着大学四年的书本知识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份体面的工作，意味着他们无颜面对父老乡亲，意味着“贫二代”中本来最有希望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这一部分人，他们的梦想还未出发，在现实面前就已折戟。对接受调查的受资助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而言，很多情况下上大学需要以牺牲父辈的生活为代价，背负着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期望，压力颇大。尽管如此，不少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还是通过继续求学加深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怎么解决农村学生因上大学致贫的问题？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给农村生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让他们能更多地进入重点大学，才能在大学毕业后找到好工作。让教育能扮演实现阶层流动的角色——通过教育，彻底改变农村生的命运，让他们走出大山，一人得富贵全家脱贫。这其实是不顾现实的空想，只有少数学生能获得这种机会，对于大多数农村学生来说，这就是“画饼充饥”，让他们在升学致贫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专家抱怨，现在的教育，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承载阶层流动的功能，并把原因指向教育与就业公平。教育和就业公平，固然影响农村贫困生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但就是实现完全的教育和就业公平，教育也无法再承载阶层流动的功能。这其实是社会附加给教育的功能，是教育所不能承受之重，我国教育的功利化和竞技化，都与此有关。
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现实：我国能进入重点大学的学生，不会超过10%——总不至于把所有大学都变为重点大学；不管怎样增加高等教育资源，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只有5%到10%（否则就不是优质了）。就是实现就业公平，能找到目前社会公认的好工作的学生，只会是少数，像国家公务员招考，今年就2万多人，而2016届大学毕业生超过750万！
我国早已在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上大学或许还具有改变命运的重要功能，毕竟上大学者是少数，大学生身份就挺值钱，而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再寄望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就不是那么现实。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7.5%，绝大多数上大学的学生，只能进入非重点大学，他们找工作，也只能降低期望值。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农村的孩子有很大部分中考之前就无缘重点大学，引起舆论关注，可全国范围内，能进重点大学的学生只有5%，就是在重点大学录取比例最高的北京和上海，也有70%以上学生，在中考前后就“挡在”了重点大学门外，有一半进中职，进普通高中的，有一半进一般中学，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就五分之一，占所有同龄学生的10%。
对于教育问题，不能只发表情绪化的意见，而必须直面现实问题。在笔者看来，我国要重视教育与就业公平，给农村学生创造公平环境，但如果维持现在的教育体制，这解决不了农村大学生“贫二代”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取消高等教育的身份、等级，不能制造出重点大学与普通高校的差距，这样所有大学都值得学生选择，上大学也就不再盯着所谓的重点大学。在我国，农村学生（甚至城市学生也一样）更多的只能进职业学校这样一般的大学，这是不可改变的现实，这些学校办出特色、提高质量，才是教育的出路，也是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出路。
其次，不能再用“升学改变命运”来教育农村学生读书，来设计农村教育模式，围着升学而转的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当地基础教育把优秀人才都输送出去了，就是没有考上大学者，也以继续在当地生活、工作为耻，觉得没有出息。为什么教育致贫，而非致富，这值得思考。我国的教育，不能再采取现在的升学教育模式，而必须回归生活教育，结合生活现实，教给学生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技能。目前，我国建设新农村采取的办法是，用一些人才计划，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大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只有走出农村、离开农村，才是改变命运。按照这一逻辑，农村的局面将永远无法改变。能走通改变命运路的人，将越来越少。
承担太多非教育功能的教育会变得扭曲。我国的教育，已经承载不起阶层流动的功能，因此，就不应该再按阶层流动的功能来设计教育模式，而应该把教育作为完善个体，提高个体能力的途径。与此同时，社会应该给不同身份的人，同样的社会福利保障，缩小行业和岗位的收入待遇差距，不是用劳动的三六九等对应教育的三六九等，一边制造等级，一边打通等级间的流通渠道，对人才的评价，淡化学历与身份，关注能力与素质，这就形成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