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中国医改发展报告（2009—2014）》显示，新一轮医改进展总体良好，改革成效逐步显现。2015年是新医改的攻坚之年，推进健康、养老等服务产业的发展更是被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寄予厚望。“十三五”大幕即将拉开，医疗健康服务行业能否带领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成功？就像在20世纪初电力和制造业带动了经济增长一样，在21世纪，医疗卫生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火车头。中国医改的使命与任务应放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加以讨论。
医疗卫生支出增速显著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对中国不怎么看好，很多人认为中国会步日本当年的后尘。对此问题，要从两方面来思考。第一，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仅仅在7000美金左右，离高收入水平还有相当远的距离。第二，从生产潜力的角度来看，中国今天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接近美国的20%，也就是刚刚达到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当年开始起飞的水平。所以中国不具有日本当年经济增速停下来的条件，而是潜力无比巨大。
从长期来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依靠的根本之路。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技术创新以及配置效率。创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难以预测。哥伦比亚大学诺贝尔奖得主Phelps在2013年所写的《大繁荣》的结论是，创新主要来自于草根的全民参与，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计划。中国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此结论是吻合的。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需要政府保驾护航，包括开放市场、促进有效公平的竞争、减少各种各样的干预。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另一个体现是增长结构的变化。今天凡是称得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里面，服务业占比已经高达70%到80%以上。中国的现代服务业还不足50%，说明中国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0年，中国的比较优势会从劳动力转移到技术和资金吗？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劳动力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但是比较优势所用的地方要从制造业转型到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内容很多，那什么行业能够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龙头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教授发现最主要的几项家庭消费如吃、穿、住的开支在收入当中的比重，随着收入的增加，呈现显著的下降，但是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速是收入增速的1.6倍。这个规律基于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长达数百年的消费结构数据，不可能单单在21世纪或者在中国就不发挥作用了。
服务模式改革相对艰难
医疗体制改革是非常复杂的工程，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筹资模式，钱从哪儿来；一个是服务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教授谈到医疗卫生服务的经济学属性。首先，在个人层面上，医疗服务的需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必须以生病为前提。其次，医疗服务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上述两点导致医疗服务需求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但是一旦发生风险是很大的。保险是人类总结出来的应对这种风险的措施。
在中国原来的体制下，资源配置没有发挥风险分担的作用，而是以公立医院为主，政府把相当部分的资源直接配到供方去，这是一种以公立医院为主的补供方的模式。由于没有风险分担机制，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所以需要转到以补需方为中心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式。这个筹资模式的改革顺应了医疗卫生服务属性的要求，符合基本的发展趋势。未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比如现在还不能异地就医、异地结算。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还要建立大病医疗保险。此外，商业医疗保险的市场还远远没有发挥到它应有的作用。中国人多，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很难照顾到多元和多层次的需求，需要商业医疗保险来进行补充。
服务模式改革要比筹资模式艰难得多，分歧也非常大。在原来的体制下，由于是通过补供方来进行资源配置，结果是形成规模、技术、人员等方面上大下小的结构分布，基层的医疗资源极度匮乏，而大众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上小下大。此外，二百多万的医务人员进入事业单位的编制也是一把双刃剑，面临政府部门的价格管制，为了编内损失编外补，产生以药养医问题。医疗服务模式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分级诊疗，做到急诊、住院在医院，普通门诊在诊所。其次是结构改革，发挥医保“补需方”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助推基层全科医学体系的建立，开放社会办医，解放医生，促进多点自由执业。最后是技术创新，通过互联网+医疗，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调动和配置医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