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1]该讲话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是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P534)，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民族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根基；就时代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彰显其对社会规律、时代使命的准确把握和文化自觉；就大众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的有益成果，这是一个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过程。所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正在和必将从儒家文化中汲取营养。
一、政治上汲取“以民为本”的理念
儒家文化认为，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天没有独立意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因此君主要“用康保民”，“明德慎罚”(《尚书·康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汲取儒家文化立足民本、着眼家国天下的政治情怀，强调以人为本，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一)“选贤与能”的民主思想。儒家文化“推崇民主选贤的政治思想，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供重要的思想启蒙”[3](P132)。儒家倡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主张通过“选贤良，举笃敬”(《荀子·王制》)治理天下，并列举了舜和汤有天下，都是因为“选于众”且分别选拔了贤德的皋陶和伊尹，才使不仁者远去而天下大治。具体表现为：一是重视人才并强调人才难得。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周武王认为自己虽然有至亲，却不如有仁德之人。二是选贤举能必须充分体现民意，不拘一格。孟子说，左右亲信和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必须“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甚至“使卑踰尊，疏踰戚”(《孟子·梁惠王下》)，打破等级界限，这样真正的贤能者才能脱颖而出。三是选贤举能的原则是“举直错诸枉”(《论语·颜渊》)。通过选拔正直的人，使其位置在邪恶的人之上，促使心存邪恶的人改邪归正，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心悦诚服，民心归顺。四是选贤举能的途径是“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责成手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赦免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委以重任。由此，“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勉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荀子·君道》)。儒家认为，为政者的知人善任、公正执法、赏罚分明是其赢得民心的前提条件，也是儒家将民主政治诉诸实践的一个价值取向。这一民主政治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4](P78)，“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4](P7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又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将扩大人民民主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及拓宽民主渠道有机结合，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更广泛、更充分、更健全的人民民主。
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社会和“礼义以为纪”的“小康”社会所共同涵涉的重要内容。由“小康”到“大同”既是一个由近及远、承续不断的政治愿景，也是一个立足“家国天下”情怀的渐进过程。这一逻辑关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从中汲取的重要题旨。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些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家社会理想的科学发展和现实追求。
(二)“尚德隆礼重法”的政治文化。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5]。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治国方略，这既是社会主义法治中国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吸纳儒家“尚德”和“隆礼至法”思想的体现。
就德治而言，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为政以德。天下者至重、至大、至众，“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论》)。强调政治的本质就是公正无私，“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因此君王应该由道德完美的圣人来担当；君王的特点是善于把握群道，“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荀子·王制》)。具体表现为，君王应该具有宽、信、敏、公等美德，因为“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尧曰》)。君王率先垂范，臣民自然上率下行，形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局面。因此君王要像汤一样具有担当精神，律己宽人；为官从政要尊五美，屏四恶，“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这与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主张的“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是一致的。习近平多次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以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党的纯洁性”，在推进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中“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6]，这些都能从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中找到文化渊源。
就法治而言，儒家文化认为，人欲求无度就会引起祸乱，因此要“制礼义以分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礼论》)。“礼”是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约定俗成的制度规约，体现了儒家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通过隆礼至法，实现国家治理。唯有“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的法治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德治(《论语·尧曰》)相得益彰，才会形成“朝无幸位，民无幸生”，赏罚严明，治理有序的政治局面。根据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将儒家的“隆礼至法”思想转化为党纪国法，是深入把握执政规律的认识—实践过程，“党规党纪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重要法宝”，“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7]。儒家文化隆礼至法的政治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积极有益的思想启迪。
法律和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不同作用，必须根据社会现实及时调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要从儒家“尚德隆礼重法”的治国方略中汲取智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二、经济上汲取“富民惠民”的思想
儒家文化承认人生而有欲、富而可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即连上天都遵从人类生存发展的欲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需要和利益是社会活动的具体动因，经济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因。
(一)儒家庶、富、教三步走的发展策略。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肯定人民利益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价值尺度，必须尊重民意，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主张实施惠民政策，提出庶、富、教三步走策略(有较多的劳动力，使人民富裕，继而使人民受到教育)。孔子感慨“苛政猛于虎”，孟子提出“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的裕民政策，都体现了富民主张。人口增加，人民富裕，还要加以教育引导。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通过教化，“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礼记·学记》对教育教学规律进行了详尽而系统的论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认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都体现了对人的发展的重视。儒家文化的富民教民思想提醒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汲取儒家的富民思想，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又要汲取儒家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举一反三、教学相长、和易以思、长善救失等教育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4](P176)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进一步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首要目标，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而传承和发扬尊师重教的儒家文化传统是实现两个发展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和必要途径。
儒家文化主张安民乐民，尊重民意。《孟子·粱惠王下》记载：齐人伐燕，很快获胜。宣王问孟子能否占领燕国。孟子说，这取决于燕民的态度，“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并以武王和文王为例，说明其关键在于是否能使燕民摆脱水深火热，而不是满足君主土地扩张的一己之私。所以孟子强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因为“君独乐而不恤其民，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孟子·梁惠王上》)。从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没收赎买政策，到实行改革开放，无不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总结规律，把人心向背作为决定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把民心民意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根本诉求，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体现了对儒家富民惠民经济思想的汲取。
(二)儒家“以义制利”的价值准则。任何时代的经济发展都需一定的价值准则加以调整，以实现对经济利益的有效制约。儒家文化主张把“利”的取得限制在道义规范之内，所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并以“邦有道，贫且贱”和“邦无道，富且贵”为耻(《论语·泰伯》)，把个人的贫贱荣辱与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在一起，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并把这种思想上升到国家层面，“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这种以义制利、以义惠民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
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看到它所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又要看到由这种利益驱动经济所引发的诸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贪污腐败等道德隐患和社会危害。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8]。公平正义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准则，它所指向的就是科学有序的经济发展规律。我们既要尊重市场利益规则，更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经济和法治经济，确保其规范有序。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由于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而导致严重的经济困难。“以义制利”“欲速不达”提醒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尊重规律，着眼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不论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六个统筹”，还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全局与局部、长期与眼前、经济与社会的效益关系，都能体现出对儒家义利观的汲取。
三、文化上汲取“和”文化传统的思想
“和”是儒家在尊重人性和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所特别倡导的伦理原则和自然法则。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9]。我们党提出的和谐社会、中国梦赋予了“和”文化以时代发展意蕴，既凝聚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期待，也融合了国家发展目标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
(一)儒家“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1]，也是处理不同事物之间矛盾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儒家“和”文化的一个基本认同。从儒家元典上看，《国语·郑语》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文中还以万物、五味、六律等为例说明事物之间及其多种因素协调配合才形成丰富多彩的世界。晏婴以其类比君臣政见，指出梁丘据附和齐侯是“同”而不是“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一专，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进一步将其扩展到社会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儒家“和”文化的整体观照下，人际间、学派间、种族与民族间、国家间相处的正确方法就是在相互尊重、争鸣、接纳、包容中求同存异，和谐相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又要建立各国之间彼此尊重信任的文化观念。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积极汲取儒家“和”文化的智慧，并依循儒家“和而不同”的原则。就国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处理民族问题、港澳台问题。从民族区域自治，到“一国两制”，再到西部大开发，不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而不同”的社会观，而且也证实了其在民族繁荣和国家统一方面的巨大成效。就国际而言，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新形势下提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不同国家间的和平发展，都是对儒家“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宇宙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事物和过程构成的统一整体。“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0](P603)人们追求“真正的人的自由”以及“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11](P492)，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系统理念；而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也是基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儒家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天地宇宙“各正性命”而又“保合太和”(《易经》)。在对待人与自然的态度上，儒家文化既承认“天行有常”(《荀子·天论》)，又肯定人与自然密不可分，提出人类要“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对大自然取之有制、取之以时，认识、改造自然并为人类服务。
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我们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而且吸纳了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发展理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策略，到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生态文明建设，都表明了我们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发展理念提醒我们，社会发展进步的多重发展目标应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要旨。为此，要明确人的主体地位，实现社会发展与成果共享的辩证统一、经济社会发展同人类自身发展的辩证统一。人类文明进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否则无异于舍本逐末。习近平强调，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4](P126)。因此，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从国家治理的维度，从人民福祉的角度继承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系统理念，强化对人口、资源、环境的宏观调控和教育、监督、处罚的体系建构，加强系统性原生态恢复。
四、方法上汲取辩证思维并重视实践
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基本保证，也是对儒家文化有效扬弃并诉诸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2]。可以说，辩证思维与实践方法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重要方法论，是对儒家“执两用中”和“知行合一”思想的积极超越。
(一)“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执两用中”是孔子对舜的评赞之辞，“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孔子在《论语·子罕》中也有相类似的观点，“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样解释“两”：“从一；两，平分”，可见“两”本身就包含着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儒家看来，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都应善于抓住矛盾对立的双方，以此之过、济彼不及，在相互结合中寻求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3](P556)，“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13](P142)。这些经典论述与儒家“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方式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它所提供的矛盾分析法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兼收并蓄地汲取儒家“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方法。“执两用中”是辩证统一的，“两”是对立，“中”是统一；“执两”是前提，属认识论，“用中”是结论，属方法论。“执两用中”既可体现为一分为二的辩证观，又具有一般与个别、部分与整体、简单与复杂、原因与结果等方法论意义。这种辩证思维方法不仅体现在儒家诎信、贵贱、齐畸、狂狷、和同、善恶等对立统一的概念中，而且体现在其道德判断和价值评价中。孟子评价郑国相子产“以其乘舆济人”这件事，说“惠而不知为政”，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思维方法，告诫我们凡事不能只从直观看表面，而需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全面、辩证思考问题的基础上，处理问题既掌握原则，又把握分寸。
儒家“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方法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党的十八大立足国家、社会和公民提出三个层面的“倡导”，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4](P9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4](P96)，充分体现了执两用中的辩证观。当下，如何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全局与局部等一系列关系，也需要借助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方法。
(二)“知行统一”的实践方法。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行关系的有益成果，形成“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首先，在实践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儒家文化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相一致，都强调了民众的力量和实践主体的重要性。其次，在实践个体上，二者都尊重人的个性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特点在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能有意识地反作用于客观事物。儒家文化主张“成人”教育，强调“为仁由己”，“因材施教”，都体现了对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尊重和保护。再次，在实践方式上，二者都主张知行统一。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P140)。儒家文化也强调“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君子“既知之，患其不能行”(《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王夫之提出“行中有知，知中有行，行是知行统一的基础”，进一步揭示了知行统一的辩证关系。最后，二者都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本质就在于它尊重实践、尊重规律。儒家文化也主张全面客观历史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孟子评价“武王伐纣”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将臣弑君、下杀上视为“人主自取之”(《荀子·富国》)，都表明了儒家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社会认识与社会实践的互动深化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因此，应从儒家文化知行统一的实践方法中汲取营养。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二者辩证统一，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正如习近平所说：“‘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第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依据世界大势、时代潮流和社会实践，在寻求中国道路和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不断深化。坚持知行统一的实践观，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用辩证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总要求，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上升到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的高度，既体现了社会实践的迫切要求，又体现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体现为认识方法，也体现为实践过程；坚持实事求是，既要从实践中探求真理，又要用真理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真理。因此，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体现了知行统一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处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全局和局部、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将正确的思想认识具体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落实到每个人的行动上。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的借鉴和吸纳。儒家文化以其博大精深闻名于世，历久弥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将不断汲取儒家文化的营养并对其进行发掘、利用、取舍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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