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瑞士信贷公布的最新研究，中国民众拥有财富在5万至50万美元间的人数已高达1.09 亿人，中产阶层总数已攀上世界顶峰，美国则以9200万人居次。此外，中国中产阶层数量成长步伐也快于美国，该统计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增加速度，均超出美国一倍。以中国14亿人口计，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8%，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好证明。
一般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那么表明这个社会将是比较稳定的。橄榄型社会就是一个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社会，中产阶层就是中间大的那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中产阶层人数突破亿人，表明中国正在接近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
但也有观点认为，随着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其对民主的需求也会增加，中产阶层将会成为社会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M. Lipset）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在《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书中，他提出如下论点：第一、中产阶层不仅学历较高，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而且由于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他们不仅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即对民主主义持有较强的亲和性，而且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高。
第二、中产阶层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中产阶层的成长。
第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产阶层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并对扩大政治自由与权利，进一步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最终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第四、中产阶层的思想和行动相对理性稳健，在转型成功后又成为支撑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中产阶层到底是社会的稳定器还是民主推动者，从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都能得到不同印证。对中国来说，这一问题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中国是一个内部情况复杂的超大规模国家，稳定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其中的大多数个人而言，都关系重大。另一方面，鉴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总人数庞大，它倒向哪边，钟摆就会向哪边摇摆。这也就是执政党为什么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
对中国中产阶层思想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在国内外的研究者中出现了分歧。不过，人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能是一支维护现政权的稳定力量，而不大可能成为变革者。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产阶层，对社会政治变迁的态度倾向于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并且其上层的保守主义倾向要比下层更强烈。
在对待国家态度上，中产阶层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他们与工人阶层一样高度信任中央政府。即使拥有较多民主意识的新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也同样高度支持中央政府，意味着即使他们持有部分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是改良性的和渐进式的，而非动摇现存政体。
这种看法也得到部分外国学者的赞同。悉尼大学汉学教授戴维·古德曼（David Goodman）几年前在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认为，针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反复证实，他们不仅政治上不反对当前政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在艰难条件下运转的党政体制。古德曼的理由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经历不同于欧洲或北美，中产阶层仍是其所来自政体的一部分，不太可能是欧洲或北美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对等群体。例如，职业化管理阶层的大部分人主要处在党政体系内，党政体制会采取措施确保该群体忠于该体制。
的确，从中国中产阶层的构成看，大部分都处于现行体制内，其主体是体制内的公务员阶层，包括高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人员，与权力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主，以及部分新的社会阶层，总体来说，他们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虽然平时对执政党也有诸多不满，然而在关键时刻，为确保自身已有地位和体面生活，转而选择支持执政党，不是不可能的。
这无疑会令期待中国发生民主变革的人士失望。后者希望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够效法近年中东、北非的中产阶层，起来造反，发起一场民主化运动，成为社会进步和推动民主的力量。虽然中国社会的矛盾多发，各种群体事件和抗议此起彼伏，但它们基本是底层民众所为，中产阶层作为一个阶层，并未被动员起来。
尽管如此，并不表明中国的执政者就可高枕无忧。李普塞特关于中产阶层是民主推动力量的假说，从长期来看是成立的。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一支愤怒的力量，如果它们中的多数人经济状况和总体的社会环境持续恶化的话。一些研究者指出，虽然中国新的中产阶层持有矛盾性的社会政治态度，但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有最强的民主意识，说明他们可能会成为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些新中产阶层虽然不希望发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而是倾向于选择渐进式的、不影响社会稳定的民主发展道路，但他们毕竟期望能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机会，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自由。特别是作为中产阶层下层的边缘中产阶层，可能成为最具自由主义取向的中产阶层群体，他们的社会公正理念也最强，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最为同情，民主意识较强。
边缘中产阶层也是承受市场竞争压力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就业压力和房价压力严重阻碍他们上升到新中产阶层队伍。并过上真正的中产阶层生活。梦想与现实差距导致的焦虑心态有可能激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并且也有可能成为激进政治自由主义的温床。因而，该群体有可能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潜在制造者。
事实上，这种苗头已经出现。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的结束，这些边缘中产阶层上升为中产阶层上层的希望更加渺茫。他们当中大部分随时都有可能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突然被甩入到贫困阶层甚至失业者中，重新沦为贫民。再加之执政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加强，滋生激进的温床是存在的。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中，中产阶层出境的恶化是一个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