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华教授的文集《WTO的理念》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习以为常——我们在WTO打官司》，讲的是中国商务部的WTO争端解决团队“对在WTO打官司这套程序已经驾轻就熟了”。这篇短文想写的则是，我自己在“习以为常”之前的一些经历。
第一次亲密接触
2006年2月，日内瓦正是严冬，我第一次造访这座欧陆名城，参加WTO的知识产权例会和特会。同行的有资历更深的同事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以及质检总局的专家，作为“小同志”，我的任务并不重，可以比较轻松的心情观察和感受WTO。
从住宿的5号招待所步行到WTO总部，需要大约20分钟。记不得迄今走了多少个来回，但第一次的印象依然清晰。清晨的寒风凛冽而潮湿，马路因结冰而打滑，莱蒙湖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湖堤，亮晶晶的冰棱子倒挂在湖畔的树上。爬上一个小坡，再转一个弯，就到了位于洛桑路154号的威廉?拉帕德中心。这是一栋并不起眼的建筑，若非大门上镌刻有WTO标识，很难想象这就是中国人念兹在兹的“经济联合国”。
那次出差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参加知识产权理事会的例会，二是参加多哈回合谈判知识产权议题的特会。例会给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首先是WTO会议相对于联合国会议的不同风格。我此前在维也纳参加过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会议，会场比较气派，每个代表团都是面向主席台而坐，就像微型的人民大会堂。WTO的会议厅相对简陋和拥挤，中国代表团人数多时常常需要借用智利团（英文为Chile，在China之前）的座位。代表团就坐的桌椅相对于主席台呈纵向排成一列一列，团员们在会议桌两侧相向而坐，讨论问题很方便，但其中一侧的团员几乎总需要扭头才能看到主席台，未免不美。更重要的是，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中国代表可以中文发言而由同传翻译成其他语言，而WTO的会议则只能以英语（或者法语、西班牙语）发言。第二个印象是，例会本来开的不温不火，但谈到知识产权执法议题立刻多了些唇枪舌剑的意思。美欧日等发达成员要求WTO监督各成员的执法情况，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成员则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当时，中美双方围绕知识产权刑事执法等问题正在激烈博弈，美国除了在商贸联委会（JCCT）等双边机制下对华施压之外，将WTO的例会、贸易政策审议和争端解决机制等也作为重要手段。此后一年，美国在WTO正式起诉了中国的知识产权刑事执法和海关保护措施。
知识产权特会是多哈谈判的一部分。多哈发展议程从2001年启动，其核心是农业和非农（NAMA）议题，在这两个议题取得突破之前，各方在知识产权议题上达成一致的意愿并不强烈。印象中，那次特会重点讨论了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和地理标识等话题，印度等成员强调在专利制度中引入传统知识保护规则的重要意义，欧盟则继续鼓吹其扩大地理标识保护的主张，基本上都在“自说自话”。另一感受是，印度代表团非常活跃，会上反复发言、语速极快，会下穿梭往来、合纵连横，俨然发展中成员的核心。
在印度敲边鼓
从2007年到2009年，我在驻印度大使馆工作了两年时间，先后负责服务贸易、工程承包、贸易摩擦等业务。
众所周知，印度软件外包产业非常发达，我有幸两度访问班加罗尔，参观塔塔咨询（TCS）、印孚瑟斯（Infosys）等世界著名的软件企业，深入了解呼叫中心和商业流程外包（BPO）等跨境交付模式的服务贸易。印度还是少有的同时对中国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的国家。那两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阅读印度调查机关的立案公告、初裁、事实披露或者终裁；隔不了几天就会去一趟商工部（负责反倾销和反补贴）或财政部（负责保障措施和特保），或者参加听证会，或者按照国内要求进行交涉。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对《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有了最初的认识。
那时还没有金砖国家外交，印度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我身在“边缘”不免艳羡居于国内中枢或者派驻美国、欧盟和世贸组织的同事。加上前面提到的贸易摩擦等工作与条法司的业务并无直接关联，我对自己可能会“脱节”和“掉队”怀着深深浅浅的忧虑，于是有意识地调研印度参与WTO争端解决和谈判的情况。2008年初，我通过走访印度商工部官员和贸易法律师，撰写了《印度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及借鉴》一文。记得文中有两点感慨：（一）印度籍人士曾出任十几个专家组的成员，在数量上远远多于中国；（二）印度政府一度聘请美欧律师代理争端案件，后来改变政策，只聘请本国律师作为法律顾问。我还写过一篇关于印度出口限制措施的报告。当时正值美国等成员意欲在WTO起诉中国对焦炭等原材料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收到条法司同事的邮件转达司领导的表扬时，我曾欣喜不已。后来还听说，正是因为这篇报告表现出的一点“sense”，我回国后才被安排从事争端解决工作。
2008年7月，WTO在日内瓦举行小型部长会议，多哈回合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接近取得突破，但最终由于印美在农产品特保等问题上的分歧而再度失败。在此次会议前后，WTO正式形成了所谓G7（七个核心成员）的概念。印度是G7之一，加上印度在农业等议题上的态度攸关谈判成败，我在那一段时间比较密切地跟踪印度的谈判立场，向国内报回了一些参考材料。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由于印度仿制药产业发达，印度比我国更早出现依据总理事会决定（WTO总理事会《关于执行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第6段的决定》，2003年8月30日通过）申请强制许可以向最不发达国家出口药品的案例，我有幸受邀回国参加商务部于2008年6月主办的“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国际研讨会，并生平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演讲。当时驻外人员四年里只能公费回国探亲一次，因为WTO我比其他同事多了一次公费回国的机会，可谓意外之喜。
略窥门径
2011年常驻回国后，我有幸在条法司世贸法律二处工作。如果说此后自己对于WTO争端解决逐渐上道，那么应归功于这期间的三起案件和两项研究。
图为作者参加“中国-电工钢双反措施案”上诉听证会留影。
第一起案件是美国起诉中国的电工钢“双反”案（DS414）。我在2012年初接手该案之时，专家组程序业已尘埃落定，迫在眉睫的是要不要上诉、就哪些法律点上诉。该案是中国被诉并败诉的第一起贸易救济案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中方决定就价格影响评估问题提出上诉。尽管上诉的结果并不理想，但《反倾销协定》第3.2条的含义经过上诉得到澄清，对于各国调查机关正确适用规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该案后来还陆续创造了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起合理执行期仲裁案件，中国第一起进入执行专家组程序的被诉案件等。也是在该案执行过程中，商务部制定了《执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争端裁决暂行规则》。这是中国首次就世贸裁决（以及其他国际司法判决）的国内执行问题建章立制，受到广泛关注。（该案执行专家组程序系由其他同事负责；《执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争端裁决暂行规则》最初由我执笔起草，但不少难题后由其他同事解决。）
第二起案件是美国诉中国的白羽肉鸡“双反”案（DS427）。该案让我熟悉了专家组程序：从专家组成员的选任（我接手时专家组业已设立）、制定工作程序和时间表、起草书面陈述、参加听证会、回答专家组书面问题，一直到评论专家组报告的事实描述部分。由于不少法律点与电工钢案相似（例如价格影响评估、事实披露、非保密摘要等），在电工钢案业已败诉的情况下，该案的结果似乎并不乐观。尽管如此，中方应诉团队仍然全力以赴，并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例如中方对于国内产业的定义得到专家组支持，专家组裁定美方关于公平比较的诉请超出专家组职权范围等。
第三起案件是中国起诉欧盟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案（DS452）。如果说前面两起案件都是半路接手，该案则是我看着它“呱呱坠地”。如何搜集涉案措施的基本信息，如何进行法律评估和经济评估，如何补充搜集信息，如何与产业界互动，政府内部如何协调和决策，与被诉方如何进行磋商等，均是全新而难忘的体验。
办案之余，我先后做了两项研究。一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或者说“奥康纳之问”。（欧盟律师O""""""""Connor于2011年11月在VOX网站上发表文章《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地位并非自动取得》（Market economy status for China is not automatic）。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可以参见：《2016问题：解释的挑战及其克服》）兹事体大，技术性也很强，既要研究《加入议定书》，也要研究美欧国内法，并在较短时间内阅读可称海量的国内外论著，于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热身”。二是《加入议定书》的法律地位问题。2012年初，中国在原材料案中上诉失利。由出口税与一般例外的关系问题出发，我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思考《加入议定书》在WTO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或者更具体说是中国在《加入议定书》中承诺的义务能否及如何强制执行（enforce）的问题。相关思考形成了《<中国加入议定书>研究的两个十年——兼论加入议定书的强制执行性等问题》一文，先是在2013年的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上做了大会发言，后发表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那段蹒跚学步的路上，诸多师友惠我良多。请教、论辩、诘难，有时和风细雨有时面红耳赤，在办公室里、食堂餐桌上、往返日内瓦途中，也在清华的模拟法庭、东湖之畔的咖啡厅、人大、政法和贸大的会议室。感激之余，更有吾道不孤之幸福。
光阴荏苒，时已九年。如果说这些年渐渐对WTO“习以为常”，我想再加一句：常习常新。
